為了防止中晚唐以來藩鎮割據、尾大不掉的政治局面的重演，宋太祖在奪取後周政權後的第二年就采用趙普的建議，解除了禁兵統帥石守信等人的兵權。此後北宋王朝除集中全國精兵於京師外，又立“更戍法”，把京師的駐兵輪番派遣到各地戍守，使“兵不知將，將不知兵”，防止士兵和將帥之間發生深厚的關系。又把京師的禁兵分給殿前都指揮使、馬軍都指揮使、步軍都指揮使統領，使禁軍將官的權力因而削弱。同時設置樞密使，掌調發國內軍隊之權。這樣，“天下之兵本於樞密，有發兵之權，而無握兵之重。京師之兵總於三帥，有握兵之重，而無發兵之權”（見何坦《西疇老人常言》）。北宋王朝這些措施在防範武人跋扈方面收到了成效，然而同時也大大削弱了軍隊的作戰能力。加以北宋歷朝皇帝對武將的猜忌，在邊疆有事時每派宦者監軍，多方牽制；或自畫陣圖，遙授軍機，使將帥不能因地制宜，隨機應變。因此從宋太宗太平興國4年（979）對遼的高梁河之役開始，直到北宋王朝的覆滅，在對遼、西夏和女真的歷次戰役中，幾乎沒有壹次不是以喪師失地結束的。這就使北宋比之我國歷史上的其他統壹王朝表現得特別軟弱。在遼、西夏和女真的軍事威脅之下，北宋王朝就只有求和、送禮，甚至撤防、割地，壹直挺不起腰桿來。北宋文學就是在人才最盛的從慶歷到元豐（1041~1085）期間，也沒有象西漢賦家或盛唐詩人所表現的開闊恢弘的氣象，歸根到底是這種政治形勢所決定的。
由於軍隊的缺乏作戰能力和對外戰爭的接連失敗，北宋王朝每年要向遼和西夏交納幾十萬兩匹的銀絹，使國內人民，主要是農民階級，在徭役、賦稅的沈重負擔之下，還兼受遼、夏貴族的剝削。北宋王朝認為遼與中國“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所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蘇軾《富鄭公神道碑》）。因此它不僅沒有積極加強防禦力量，取消或減輕歲幣來緩和它和人民的矛盾，反而企圖以對外的壹味妥協，集中力量，鎮壓國內人民的反抗。北宋王朝在軍事部署上壹反歷代統壹王朝的做法，采取“守內虛外”的政策，在邊境只駐有僅僅可資防守的部隊，把大部分軍隊駐屯在國內重要地區，專力防範農民的反抗。為了防止農民的迫於饑寒，鋌而走險，北宋王朝每當荒年還大量招募饑民來當兵，從而使軍隊的數額不斷擴大，農民的負擔不斷加重，加深了農民與封建統治階級的矛盾。在北宋初期，王小波、李順就在蜀中起義。到宋仁宗即位以後，先後爆發了王倫、王則等的起義，北宋對西夏的戰爭又接連失敗，促使壹部分正視現實的文人如範仲淹、歐陽修等，從維護封建統治階級的利益出發，提出了厚農桑、減徭役、明黜陟、抑僥幸等改良政治的主張，企圖以此緩和國內的階級矛盾。他們的政治主張遭到呂夷筒、夏竦等保守派的反對，形成統治集團內部的鬥爭，這就是慶歷黨爭。到了宋神宗即位，又由於“冗兵”、“冗官”和“冗費”的巨大開支，農民負擔過重，而品官形勢戶、大地主和大商人卻乘機兼並，大發橫財，階級矛盾又趨激化，新黨王安石的變法運動就在這時產生。他的青苗、方田、均輸、市易等措施，又遭到司馬光、蘇軾等舊黨的反對，從而形成長期的新舊黨爭。北宋詩文革新運動就是在這個歷史背景中展開的。
比之武人，北宋王朝對文人的待遇就優厚得多。宋朝文官有優厚的俸給，在離職時也還可以領宮觀使的名義支取半俸，武官就不能這樣。宋太祖曾說宰相須用讀書人，其實何止宰相，就是主兵的樞密使、理財的三司使，下至州郡長官，也幾乎都是文人擔任。這對於提高當時文人的社會地位，使他們效忠於北宋王朝，收到了效果。然而在北宋龐大官僚機構裏的各種文官，他們的力量也往往互相抵消。北宋王朝為了防止宰相的專權，在宰相之下又設參知政事，並以樞密使、三司使分取宰相的軍事大權和財政大權。在中書、樞密二府之外又有臺諫，在州郡長官之外又設通判，使彼此互相牽制。這就使當時的官僚機構越來越臃腫難行，在遇到重大的政治問題和軍事問題時彼此爭論不休，卻很難制定有效的對策。“宋人議論未定，兵已渡河”，這是後人對於他們的尖銳諷刺。
北宋王朝在培養和選拔文士方面繼承了前代學校、科舉的制度，在京師設有國子學、太學，培養壹般官僚的候補人才，此外還有律學、算學、書學、畫學、醫學等培養專門人才的學校。到宋仁宗時更明令全國州縣都建立學校，設置學官教授，並有壹連串考試提升的辦法。由於官辦學校還不能滿足士子學習文化的要求，民間私立的書院逐漸增多。當時最有名的廬山白鹿洞書院、衡州石鼓書院、南京應天府書院、潭州嶽麓書院，被稱為四大書院。白鹿洞書院在宋太宗時學生達到數千人，應天府書院在宋真宗時修建了150間校舍，它們的規模比官辦學校還要大。
北宋王朝為了要從地主階級的各階層選拔效忠於他們的官僚，還進壹步發展了隋唐以來的科舉制度。唐代應舉的進士往往向王公貴人投獻詩文，希望他們替自己宣揚，有些士子由於有王公貴人推薦，往往不待閱卷就內定了，而真正有才學有品格的文人有時反沒有被網羅。唐代最著名的詩人李白、杜甫就都不是進士出身的。宋代科舉開始采取彌封、謄錄等制度，主考和閱卷官都集中貢院評卷，不得和外人接觸；壹次錄取的進士常達三四百人，比唐代超過10倍以上。這就使中小地主階級的士子有更多的機會參加政權。宋太祖曾說：“昔者科舉多為勢家所取，朕親臨殿試，盡革其弊矣”（見《宋史·選舉誌壹》）。這話雖不能盡信，但仍可以看出它在壹定程度上防範了勢家大族對中央政權的壟斷。此外宋代對科舉錄取的進士，還由皇帝賜詩、賜袍笏、賜宴、賜騶從遊街等來加以獎勵。“每殿廷臚傳第壹，則公卿以下無不聳觀”。尹洙曾說：“狀元登第，雖將兵數10萬，恢復幽薊，還強蕃於窮漠，凱歌勞還，獻捷太廟，其榮不可及也”（見《儒林公議》）。宋代的科舉制度，以及配合這壹制度的種種措施，有效地吸引當時士子走向讀書應舉的道路，鞏固了北宋王朝的統治，也促進了當時封建文化的發展。然而另壹方面，它也使更多士子“壹經皓首，十上幹名”，弊精神於無用之地；而少數貧寒的士子，“壹舉成名，六親不認”，更成為宋元時期小說戲曲中鞭撻的對象。
宋初科舉承唐五代余風，偏重詩賦，到仁宗以後，就更重策論。宋郊在慶歷4年（1044年）上奏：“先策論則文詞者留心於政治矣。”就說明這樣的考試內容可以選拔有政治頭腦的人才。文人執掌政權是宋代政治的特色，這和當時科舉制度密切相關。同時科舉考試的偏重策論，更直接影響了當時的文風。蘇軾《擬進士廷試策表》說：“昔祖宗朝崇尚詞律，則詩賦之士曲盡其巧；自嘉祐以來，以古文為貴，則策論盛行於世，而詩賦幾至乎熄。”宋文長於議論，就是詩歌也表現議論化、散文化的特點，又同這種考試內容密切相關。
我國在中晚唐時期已開始雕印佛經，唐末五代，民間已有雕板印書的，後唐長興（930~933）年間還刻過九經；但壹般學者讀的書都還是手抄本。到北宋慶歷以後，民間刻書業才更普遍，各種刻本書籍才更大量流行，而活字印刷術也同時發明了。由於印刷術的進步，書籍的大量印行，著作容易流通，也容易集中，這就大大擴大了學者文人的眼界，也提高了他們著書立說的興趣。當時從中央的三館、秘閣，以及州學、縣學、民間書院，都藏有上千上萬卷的書籍。私家藏書如宋敏求、葉夢得、晁公武等都達數萬卷，而且喜歡借給人看。宋代學者所掌握的歷史文化知識壹般比前代學者豐富，私家著述遠遠超過前代，而且有不少是幾十卷、上百卷的大部頭著作。這不僅決定於印刷事業的發達，同時是當時封建文化全面高漲的表現。
在軍閥割據的五代時期，國內局部地區，如吳越及南唐，由於戰爭較少，人民徭役和賦稅的負擔較輕，農業生產仍有所發展。北宋王朝統壹全國以後，農民得到比較安定的環境從事生產勞動，全國農業生產恢復較快；朝廷也采取壹些輕徭薄賦的措施，有利於農業生產的發展。北宋時期封建經濟的特點是地主對農民的經濟剝削建立在主戶與客戶的契約關系上。在契約規定的租額以外，客戶對地主的人身依附關系較之實行均田制的唐代農民有所減弱。客戶在購買到少量土地之後，也可以脫離地主，自立戶名。這些改變多少提高了農民的生產興趣。加以農具的有所改良，“不擇地而生”的占城稻種的推廣，不但使當時國內荒地大量開辟，農作物的單位面積產量也有所提高。“麥行千裏不見土，連山沒雲皆種黍”（王安石《後元豐行》），“春疇雨過羅紈膩，夏隴風來餅餌香”（蘇軾《南園》），這些詩歌生動地描繪了當時大片耕地的墾辟和農民的精耕細作。
農村耕地的擴大和農作物單位產量的提高，使全國農村中可以有更多的人脫離農業生產，從事文化活動，這就為北宋封建文化的高漲提供了必要的條件。唐代開元年間，經過將近百年的休養生息，人才稱盛，每年到京師應舉的士子超過千人。宋代從開國到嘉祐（1056~1063年），也將近100年，待試京師的士子每年有六七千人（見《宋史·選舉誌壹》），比唐代超過了好幾倍。蘇軾在應舉時的《謝範舍人啟》說，蜀中在宋初數十年間，人民救死扶傷不暇，學校衰息，到天聖（1023~1032年）以後，“釋耒耜而執筆硯者，十室而九”，雖未免過誇，卻多少說明了隨著封建經濟發展而來的封建文化的高漲。北宋文學主要是在統治階級內部各種力量互相抵消，國家積弱不振，農民負擔奇重，而封建文化卻隨著封建經濟的繁榮而得到進壹步高漲的時代背景裏緩慢地發展的。
宋太祖在“杯酒釋兵權”中就面告石守信等宿將功臣，要他們“多積金帛田宅以遺子孫，歌兒舞女以終天年”。後來對西蜀和南方諸國的降王降將也都賜第封官，賞賜優厚，同時集中諸國舊臣在館閣裏編書，厚其俸祿，使他們為王朝粉飾太平。當時宮廷裏每有慶賞、宴會，皇帝常和侍從大臣唱和詩歌，而貴族官僚家裏也常有文酒之會，佐以妓樂。正是在統治階級這種風氣之下，北宋初期的文學基本繼承晚唐五代浮靡的作風，片面追求聲律的諧協和詞采的華美。以楊億、劉筠為代表的西昆體詩文，晏殊、張先等的詞，就是在這種文學風氣之下產生的。
北宋王朝以優賜功臣宿將、降王降臣來緩和統治集團內部的矛盾，維持龐大的官僚機構和軍隊組織來鞏固王朝的統治，同時就不能不增加它對農民的剝削。當時農民除向官莊、地主交租外，還受豪門大戶高利貸的重重剝削，往往“谷未離場，帛未下機，已非己有”（《宋史·食貨誌上》轉錄司馬光疏中語）。因此王禹偁在太宗時上的《端拱箴》就指斥了宮廷的奢侈生活是建立在人民的膏血上面；而當太宗在元宵張燈設宴，誇耀國家的太平繁盛時，呂蒙正就指出“都城外不數裏，饑寒而死者甚眾”的事實（見《宋史·呂蒙正傳》）。這些從中下層地主階級出身通過科舉參加政權的文人，他們對現實的認識和在文藝上的表現必然和那些壹味為北宋王朝粉飾太平的禦用文人有別。正是這樣，在北宋初期的柳開、王禹偁等作家已有意繼承杜甫、白居易、韓愈、柳宗元等的傳統，企圖糾正晚唐五代以來文藝上的頹風。
到仁宗慶歷時期，壹方面由於北宋王朝將近百年的統治，為封建文化的繁榮準備了條件；另壹方面由於國家內外危機的加深，促起文人對於現實的關心，詩文革新運動就在歐陽修、梅堯臣、蘇舜欽等領導之下，取代西昆派的地位，成為北宋文學的主流。此後王安石、蘇軾、黃庭堅等，詩文的造詣各有不同，卻都是在詩文革新運動的影響之下取得輝煌的成就的。歐陽修《蘇氏文集序》說：“唐太宗致治幾乎三王之盛，而文章不能革五代之余習，後百有余年，韓李之徒出，然後元和之文始復於古。唐衰兵亂，又百余年而聖宋興，天下壹定，晏然無事，又幾百年而古文始盛於今。”文學的繁榮雖歸根到底決定於政治、經濟的發展，它們相互之間的步調卻往往不平衡，唐宋兩代的古文運動就表現了這種現象。
北宋歐蘇等大家是韓柳古文運動的最好繼承者。韓柳的大部分著作文從字順，成為後來文人學習的典範；但他們本身也還沒有完全擺脫漢魏以來辭賦家的習氣，部分篇章過分追求字句的雄奇精煉，甚至近於生澀。歐陽修主持禮部試時曾打擊了文壇上追求險怪的作風，王安石、蘇軾更批判了“力去陳言誇末俗”和“以艱深文其淺陋”的辭章家習氣。他們自己的作品也大都曉暢明白，平易近人。這就引導當時的散文創作向健康的道路發展，其影響遠及明清的許多古文家。
宋詩從王禹偁起就註意向杜甫、白居易學習，努力把詩歌引向現實主義的道路發展。歐陽修、梅堯臣，蘇舜欽諸家在提倡古文的同時，詩歌上也接受了韓愈及其同派作家的影響，在內容上要求以詩歌“敘人情，狀物態”，反對西昆詩人的無病呻吟；藝術上要求以清麗平淡的風格糾正西昆詩人的浮艷作風，這才開始表現了宋詩的獨特面目。此後經過王安石、蘇軾到黃庭堅，他們從各自的生活道路出發，多方面向前代作家學習，通過詩歌抒發個人的生活感受，表現個人的政治態度、文藝見解，形成各自不同的詩歌風格，和歐陽修合稱北宋四大家。由於宋代文人的政治地位高，容易脫離人民群眾，長期的書房生活，使他們習慣於以學問相高，以議論相尚，而不大註意於從人民生活吸取源泉，構成鮮明的詩歌意境來激動讀者。這種作風在歐、王、蘇三家中已有所表現。到了黃庭堅、陳師道，變本加厲，形成了“以文字為詩、以才學為詩、以議論為詩”（見嚴羽《滄浪詩話》）的江西詩派，風靡壹時，使詩歌脫離現實的傾向愈來愈嚴重。
金兵的南下，兩河的淪陷，北宋王朝的覆亡和南宋王朝的建立，這些在靖康、建炎之間（1126~1130年）發生的重大事件，使當時政治形勢起了劇烈的變化。民族矛盾的上升暫時緩和了人民和統治階級之間的矛盾，和戰之爭代替了從北宋中葉以來長期的新舊黨爭。當時黃河南北人民紛紛組織忠義民軍反抗女真貴族的殘暴統治，南宋軍事形勢在嶽飛、韓世忠等愛國將領的艱苦奮戰之下也漸有起色，這些現象壹度給人們帶來了“中興”的希望。可是以宋高宗趙構和秦檜為首的投降派，既被女真貴族的戰爭威脅嚇破了膽，更害怕愛國軍民力量的強大會動搖他們的統治；因此他們不僅沒有接受北宋王朝的教訓，發憤圖強，反而變本加厲，壹面殺害主張抗戰最堅決的嶽飛，壹面向女真貴族割地稱臣，並每年交納銀25萬兩、絹25萬匹，以換取他們茍安東南的局面。這種殘酷的現實首先在詩歌創作中得到反映。當時江西派的重要作家如陳與義、曾幾已經在詩裏表現了傷時念亂的心情，到陸遊更繼承從屈原到杜甫的愛國主義傳統，集中反映了廣大人民抗敵禦侮的要求，並在更大程度上糾正了江西詩派脫離現實的傾向。同時的楊萬裏、範成大，出入於北宋和中晚唐諸名家，各以其豐富的詩篇描繪祖國的江山風物，使宋代詩歌在蘇黃諸家之後重新出現了壹個繁榮的時期。此後宋金對峙漸趨穩定，民族矛盾、階級矛盾暫時得到緩和，文學上愛國主義的呼聲漸趨微弱，代之而起的四靈詩派、江湖詩人，就更多地表現了對現實的消極態度。直到南宋亡國前後，領導人民起兵抗元的文天祥，以及經歷亡國慘痛的作家如謝翺、汪元量等，才重新寫出了壹些激動人心的愛國主義詩篇。
不論散文也好，詩歌也好，比之唐人，宋人就帶有更多的封建說教意味，這是和宋人的道統觀念和理學思想分不開的。從中唐到北宋，由於封建經濟的進壹步發展，農民對地主的人身依賴關系有所減弱；農村土地的兼並又加深了農民與地主之間以及大地主和中小地主之間的階級矛盾。為了鞏固封建地主階級的統治，不僅需要在政治經濟上采取種種措施，同時需要在思想意識上建立他們的理論體系，而最有效的辦法則是利用儒家的傳統學說，給予新的解釋，以適應當時統治階級的要求。宋儒的道統觀念和理學思想正是這樣建立起來的。北宋初期的理學家看到晚唐五代的長期紛亂，要求重新建立儒家思想的統治地位，以鞏固國家的統治和穩定封建社會的秩序，還有它壹定的積極意義。他們在文學上主張明道致用，反對浮華纖巧，也有助於詩文革新運動的開展。後來的理學家把封建秩序看作永恒的“理”，把人們在生活上的壹切要求看作“欲”，片面強調“尊天理，窒人欲”，因此他們就鄙視許多為人們所喜見樂聞的文藝作品，把詩文作家看作俳優，認為對文藝的愛好是“玩物喪誌”，而片面要求作家為封建教條作宣傳。正是在這種思想影響之下，使兩宋不少詩文不同程度地表現了“頭巾氣”與“學究氣”，削弱了壹般文藝作品所應有的明朗性和生動性。
與詩相比較，詞的發展情況有所不同。這壹方面是由於詞從晚唐五代以來已經形成了綺靡婉約的作風，人們習慣於用它來寫艷情。它從民間到文人手裏也還不算太久，沒有像詩那樣的得到他們重視。在詩裏，他們好象總要顯得正經壹點才成樣子，而在詞裏卻不妨放肆壹點，隨便壹點。這樣，他們在詞裏所抒發的思想感情，有時卻顯得坦率壹點，也真摯壹點。另壹方面是由於晚唐五代詞人寫來寫去不出於壹點男女的離情別緒，卻正好為宋人留下更加寬廣的余地來馳騁他們的才情和筆力；不比古近體詩，在唐人已經占領了各方面的主要陣地和達到了很高的藝術成就之後，宋人就較難同他們爭雄競勝。因此宋詞作家的數量雖不能同詩家相比，作品的內容也不見得比宋詩更豐富，藝術上卻表現了更多的特色和獨創性。前人以詞為宋代的代表文學，我們還不能同意，但從壹代文藝作品應具有自己獨特的時代風格看，它還是有壹定理由的。
宋詞最初繼承晚唐五代婉約綺麗的詞風發展。然而由於北宋封建文化的高漲和文人政治地位的提高，在範仲淹、歐陽修等部分作品中，即景抒懷，氣象已自不同。到蘇軾更矯首高歌，時見奇懷逸氣，在婉約詞家之外別立豪放壹宗，開南宋張孝祥、辛棄疾等愛國詞家的先河。尤其是辛棄疾的作品，悲歌慷慨，誌氣昂揚，激勵人心，在思想和藝術上都達到了兩宋詞家的最高水平。
蘇詞在北宋的影響還並不顯著，他門下的秦觀和同時的賀鑄主要還是繼承五代詞家和柳永的詞風發展。柳永多作慢詞，多從都市生活汲取素材，在當時市民階層中傳唱最盛，但主要還在表現男女的離情別緒和悲嘆個人的淪落江湖，格調還是不高的。到北宋後期，以周邦彥為代表的大晟詞人更以典雅工麗之詞為這沒落王朝點綴升平，把宋詞引向了脫離現實的道路。南宋中葉以後的詞家如姜夔、吳文英、王沂孫、張炎等，雖面目各有不同，主要是繼承周邦彥的詞風繼續發展的。
由於宋代封建文化的高漲，婦女知書能文的漸多，詞的傳統風格又有利於抒寫“閨情”，因此宋代還出現了壹些女詞人。生在南渡前後的李清照，既在詞裏描寫她深閨孤獨無依的生活，同時還抒發她南渡以後國破家亡的痛苦心情，在兩宋詞家中取得了傑出的成就。
北宋的城市經濟較唐代有進壹步的發展。唐代的長安、洛陽，住宅區的坊巷和市區分開，黃昏後坊門鎖閉，禁止夜行，市區交易也只能在白天進行。北宋汴京（今河南開封）早就有繁盛的夜市，坊和市的界限也被突破了。當時洛陽、揚州和南宋的杭州、成都等大城市，情況也相類似。隨著城市經濟的繁榮，適應市民階層文化和娛樂的需要，在北宋的汴京和南宋的杭州等大都市裏出現了壹些群眾遊藝場性質的“瓦肆”或“瓦子”，經常演出說話、說唱、雜劇、院本等藝術，使兩宋時期的話本小說、說唱諸宮調和戲曲，繼承唐代通俗文學的發展，取得更重要的成就。
由於這些作品的對象是占市民階層中最大多數的手工業工人和小商人，這些作品的作者也大都生活在市民階層之中，熟悉許多小市民的生活和思想面貌，這就在他們的作品中較多地反映市民階層的生活和他們反對封建壓迫的鬥爭。決定於作品內容的要求，作品的故事情節愈見曲折，對人物聲音笑貌的描繪更加細致，語言也愈來愈接近口語。這是從《碾玉觀音》、《錯斬崔寧》等話本小說，以及《宣和遺事》裏有關晁蓋、吳加亮等英雄人物的描繪裏可以清楚地看到的。
當時中國國內除北宋外，還有由契丹族在東北地區建立的遼，由黨項族在甘肅、寧夏地區建立的西夏。遼、夏在和宋人的長期交往中逐漸接受了漢族的封建文化，在國內建立學校，培養人才。夏人雖有自己的文字，在與宋人交往時卻用漢文。遼君臣有不少還能用漢文寫詩。由女真族建立的金，更繼承了北宋的文學成就而有所發展。當時北方中國人民反抗女真貴族的鬥爭，此起彼伏，連綿不斷。出於人民鬥爭的需要，民間流行的院本和說唱諸宮調發展得較好，為後來元人雜劇的發展提供了有利的條件。金人院本都已失傳，但從《輟耕錄》所載院本名目看，其中如“禾下（農民）家門”、“大夫（醫生）家門”、“先生（道士）家門”、“卒子（兵士）家門”、“邦老（強盜）家門”、“都子（乞丐）家門”、“秀才（士子）家門”等，牽涉到社會各階層的人物和生活，且已有鶯鶯、柳毅、裴少俊等的故事戲。至於董解元《西廂記諸宮調》對王實甫《西廂記雜劇》的影響就更顯著了。
金國從建立初期到中葉的數十年間，遺留下來的詩文大多數是壹些文學侍從之臣的作品，雖文詞組織工麗，而內容很少可取。直到金王朝覆滅的前夕，詩文創作傾向才有比較明顯的改變，憂時傷亂成為許多作家***同的主題。“高原水出山河改，戰地風來草木腥”（《壬辰十二月車駕東狩後即事》），“薛王出降民不降，屋瓦亂飛如箭鏃”（《過晉陽故城書事》），通過當時金源著名詩人元好問的這些作品，不但深切反映了國家民族的災難，還寫出了人民和妥協投降派截然不同的堅決鬥爭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