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對詩歌傳統的選擇過程中，從北宋慶歷時期就被奉為道德和詩歌藝術典範的杜甫其人其詩，經過王安石和蘇軾的大力褒揚，此時進壹步得到推尊。黃庭堅曾說：“老杜雖在流落顛沛，未嘗壹日不在本朝，故善陳時事，句律精深，超古作者。忠義之氣，感然而發。”（《潘子真詩話》引）“忠義之氣”與“善陳時事”指出了杜甫的儒家道德追求和其詩的現實主義精神，也可看出黃庭堅作詩並非不關註現實，事實上他早期的很多詩作充滿現實關懷和批判精神；隨著文字獄的不斷增多，黃庭堅的詩歌觀念才有所改變，主張詩歌當吟詠情性，而“非強諫爭於庭，怨忿詬於道，怒鄰罵座之為也”。（《書王知載朐山雜詠後》）這壹反對直刺現實的詩歌態度在政治形勢日趨嚴峻的北宋後期為江西詩人所普遍接受。“句律精深”的評價則體現出黃庭堅對杜甫詩歌藝術的服膺。他對杜甫在煉字、造句、謀篇等方面的藝術特點以及杜詩的藝術境界都有許多細致的分析，而在這些分析中往往見出他自身的審美追求和宋詩的時代精神，如他對杜詩“無壹字無來處”、“平淡而山高水深”等評價，實際上體現了他本人重讀書、提倡以故為新以及宋人追求平淡有味、涵詠深沈的審美境界的特點。
黃庭堅以其鮮明的詩學主張和體現宋詩美學風範的卓越詩歌成就而為詩壇所矚目，更由於他為後輩詩人提供了具體的創作門徑，使他們有詩法可循，黃庭堅因此受到眾多學詩者的擁戴。陳師道即盡焚舊作，轉學黃詩。而他的創作實績使他很快與黃庭堅壹起成為這壹詩派的核心。
江西詩派的主張與黃庭堅旨趣有相似處，重工力，但更強調循規矩而主變化，倡活法而主悟入，講“鍛煉而歸於自然”。（劉熙載《藝概》）
由於江西詩派在詩歌的思想內容方面並沒有提出什麽特別的主張，因而他們的作品在思想內容上便各有特點。黃庭堅、陳師道等人的作品主要是描寫個人生活經歷和抒發作者思想感情，內容比較狹隘。經歷了“靖康之變”的呂本中、曾幾、陳與義等人則寫了壹些反映當時的民族鬥爭的愛國主義詩歌。形成江西詩派的主要原因是這些詩人的詩歌藝術上有相近的見解，詩派成員之間的關系是傳授和切磋詩藝。
黃庭堅詩歌理論中最著名的主張是：“奪胎換骨”、“點鐵成金”。即或師承前人之辭、或師承前人之意的壹種方法，目的是要在詩歌創作中“以故為新”。黃庭堅在創作實踐中比較有效地運用了這種方法，取得了壹些成績。但是，這種方法忽略了文學創作的唯壹源泉即社會生活，所以也產生了較大的流弊。後來有壹些缺乏創新精神的詩人奉此為圭臬，片面追求“無壹字無來處”，而又不能“求新”，於是拾人牙慧，典故連篇，形象枯竭，形成了江西詩派中的末流。這是江西詩派長期以來受人譏評的主要原因。
然而，“奪胎換骨”、“點鐵成金”，只是黃庭堅詩歌理論的壹面，它對江西詩派中比較傑出的詩人並沒有產生很大影響。黃庭堅的詩歌理論還有另外壹面，即要求詩人以“自成壹家”為努力目標，在下苦功掌握藝術技巧的基礎上擺脫技巧的束縛而達到“無斧鑿痕”的最高藝術境界。江西詩派中的幾位重要詩人受此影響很大，陳師道論詩以“學仙”為喻，韓駒論詩以“參禪”為喻，呂本中論詩重“活法”，其中都包含著“學然後悟”和“求新”的意義。正因為如此，江西詩派的成員之間雖然師友傳授，關系密切，但他們的藝術風格並非壹成不變。黃庭堅的詩以生新瘦硬見長，其他詩人也各具特色：陳師道的詩比較樸拙,呂本中的詩比較明暢，曾幾的詩趨向活潑，陳與義的詩又趨向雄渾，沒有“千人壹面”的缺點。即使才力較薄的徐俯、韓駒等人也頗有自立的氣概。所以，江西詩派是中國古典詩歌發展過程中的壹個重要環節。其作品是宋詩的重要組成部分，其藝術風格是構成宋詩獨特風貌的壹個重要因素，它的詩歌理論也在中國文學批評史上占有壹定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