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唐宋以來把格律森嚴、對仗工整的詩體叫做“近體詩”，把形式比較自由、不受格律束縛、也不講求對仗的詩歌叫做“古體詩”，但是唐宋之人寫近體也寫古體，就如同今天的人們既寫現代詩也寫仿古詩（既仿古體也仿近體，更有填詞寫曲的）。
所以“古體詩”是與“近體詩”相對而言的詩體。唐以前的詩，除了所謂齊梁體，就被稱為古體詩。唐以後不合近體的詩，也稱為古體。古體和近體在句法、用韻、平仄上都有區別。古體每句字數不定，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乃至雜言（句子參差不齊）都有，每首的句數也不定，少則兩句，多則幾十、幾百句。它是近體詩形成前，除楚辭外的各種詩歌體裁的總稱。也稱古詩（“古詩十九首”就是由此得名）。但得註意“古體詩”和“古風”的區別：古風只有“歌”、“行”、“吟”三種載體，古體詩則形式多樣，它涵蓋“古風”。古體詩格律自由，不拘對仗、平仄，押韻較寬，篇幅長短不限，句子有四言、五言、六言、七言體和雜言體。四言是四個字壹句，五言是五個字壹句，七言是七個字壹句。唐代以後，四言詩很少見了，所以通常只分五言、七言兩類。五言古體詩簡稱五古；七言古體詩簡稱七古；三五七言兼用者，壹般也算七古。
用集合的概念來表述這些詩體的關系，應該是：詩（內含古詩、現代詩、仿古詩等）>古詩（內含騷體詩、古體詩、近體詩、詞、曲等）> 古體詩（內含四言、五言、六言、七言、雜言古詩、古風、古絕等）>古風。
四言詩。四言詩在近體詩中已經不存在了，雖不加“古”字，但不言而喻，就知道是古體詩。《詩經》中收集的上古詩歌以四言詩為主。兩漢、魏、晉仍有人寫四言詩，曹操的《觀滄海》、陶淵明的《停雲》都是四言詩的典型例子。
五古、七古。五言和七言古體詩作較多，簡稱五古、七古。五古最早產生於漢代。《古詩十九首》都是五言古詩。漢代以後，寫五言古詩的人很多。南北朝時的詩大都是五言的，唐代及其以後的古體詩中五言的也較多。而七古的產生可能早於五古。但在唐代以前不如五古多見。到了唐代，七古大量地出現，唐人又稱七古為長句。
雜言詩。雜言詩也是古體詩所獨有的。詩句長短不齊，有壹字至十字以上，壹般為三、四、五、七言相雜，而以七言為主，故習慣上歸入七古壹類。《詩經》和漢樂府民歌中雜言詩較多。漢魏以來樂府詩配合音樂，有歌、行、曲、辭等。唐人樂府詩多不合樂。唐宋時代的雜言詩形式多種多樣：有七言中雜五言的，如李白的《行路難》；有七言中雜三言的，如張耒的《牧牛兒》；有七言中雜三、五言的，如李白的《將進酒》；有七言中雜二、三、四五言至十言以上的，如杜甫的《茅屋為秋風所破歌》；有以四、六、八言為主雜以五、七言的，如李白的《蜀道難》。
古絕句。古體詩在發展過程中與近體詩有交互關系，南北朝後期出現了講求聲律、對偶，但尚未形成完整的格律，介乎古體、近體之間的新體詩。都屬古體詩範圍。唐以前即有以四句為單位的絕句，或稱“古絕句”，唐時也有作者，與講究平仄的近體絕句不同，也屬古體詩壹種。唐代壹部分古詩有律化傾向，乃至古體作品中常融入近體句式。但也有些古詩作者有意識與近體相區別，多用拗句，間或散文化來避律。如果不按照格律寫夠句數，也屬於古絕句。例如孟郊的《遊子吟》。 唐朝前的詩壹般稱為古體詩。而格律詩，包括律詩和絕句，被稱為近體詩或今體詩，古人這麽叫，我們現在也跟著這麽叫，雖然它其實是很古的，在南北朝的齊梁時期就已發端，到唐初成熟。之所以不把齊梁體歸為古體詩，就是因為它是近體詩的源頭。近體只有五言、七言兩種，律詩規定為八句，絕句規定為四句，多於八句的為排律，也叫長律。在用韻上：古體每首可用壹個韻，也可以用兩個或兩個以上的韻，允許換韻；近體每首只能用壹個韻，即使是長達數十句的排律也不能換韻。古體可以在偶數句押韻，也可以奇數句偶數句都押韻。近體只在偶數句押韻，除了第壹句可押可不押（以平聲收尾則押韻，以仄聲收尾則不押韻。五言多不押，七言多押），其余的奇數句都不能押韻；古體可用平聲韻，也可用仄聲韻；近體壹般只用平聲韻。在平仄上：古、近體最大的區別，是古體不講平仄，而近體講究平仄。唐以後，古體也有講究平仄，不過未成規律，其實有壹些特殊性，初學者可以不管。
唐代壹部分古詩有律化傾向，如王勃《滕王閣》為古體詩，但它平仄合律，全篇八句，在聲律上近似分押仄、平兩韻的兩首七言絕句。唐代律詩格律定型之後，詩人們的古體作品中更常溶入近體句式。如王維、李頎、王昌齡、孟浩然等人的五古中頗有律句、律聯。歌行體如白居易《長恨歌》、《琵琶行》等名篇中，也有不少句子是入律的。而有的詩作者則有意識與近體相區別，多用拗句，間或散文化，李白、杜甫、韓愈等均有所創造。後來明、清學者自覺註意到古詩溶入律句和用拗句避律的現象。清代王士□更認為古詩有平仄，於是趙執信、翁方綱等人專門研究古詩聲調。他們的研究，對於詩歌創作時自覺區別古體、近體聲律不無貢獻，但由於忽視古詩實以自然音節為主，因此頗有牽強，以至被譏為“不見以為秘訣，見之則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