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唐宋文化比較與分析
公元907年，梁王朱溫篡位滅亡，到公元960年陳橋驛趙匡胤“黃袍加身”，中國經歷了唐宋的王朝更叠，僅僅近60年，中國文化也從所謂的“唐型文化”逐步向“宋型文化”變革，這種變革為什麽會變革的如此徹底，壹改“唐型文化”的雍容華貴，如此徹底？1910年日本學者內藤湖南首次提出“唐宋變革論”，率先對唐宋時期思想文化巨大差異性進行了深刻的解釋與剖析。近百年來，隨著對這壹話題的深入分析，史學界普遍對唐宋文化思想顯著差異性有了壹些***同的認識。
所謂“唐型文化”，是壹種相對開放、外傾、色調熱烈的文化類型，無論是“詩仙”李白的詩歌、張旭的狂草、吳道子的畫，無不噴湧著奔騰著昂揚著的生命活力；無論是昭陵古雕中雄壯建偉的、神采飛揚的“昭陵八駿”，還是氣勢磅礴的古長安城，無不透露出大氣盤旋的民族自信。
所謂“宋型文化”則是壹種相對封閉、內斂、色調淡雅的文化類型。“自古多情傷離別，更那堪，冷落清秋節”闡釋出宋文化的細膩豐滿，“零落成泥碾作塵，只有香如故”揭示了宋文化孤芳自賞、遠離塵囂、遺世獨立的人格魅力。形象的說：如果“唐型文化”存在於沙場之上、朝堂之上，那麽，細膩、深微、委婉含蓄的“宋型文化”更多的存在於市井之間、閨房之內、青樓之上。
唐人愛花，尤愛牡丹，牡丹，富貴之花，為花中之王，唐人喜愛牡丹，更喜歡牡丹的色彩絢麗、富麗堂皇與王者之氣；宋人愛梅，梅，花中君子，淩寒獨自開，象征著不屈不撓的堅強品質。在宋人看來，梅，淡妝素雅，清瘦典型，品質高潔，是君子的象征，可以看到，兩種截然相反的審美觀念在深層次的角度上體現出了唐宋文化內在的差異性。
而作為兩個時代文學藝術最高成就代表，唐詩與宋詞則能更清楚地展現兩者文化的巨大差異性。
從詩詞內容上看，唐詩更多地反映更為廣闊的社會生活畫面，白居易的《琵琶行》《長恨歌》正是這種類型的典型代表。“春寒賜浴華清池，溫泉水滑洗凝脂”“回眸壹笑百媚生，六宮粉黛無顏色”、“自言本是京城女，家在蝦蟆陵下住”“十三學得琵琶成，名屬教坊第壹部”，這些內容無不直接向人們展示了帝王將相乃至布衣百姓的日常生活起居，這是壹種自由、開放、大氣的心態，毫無小女兒家的忸怩作態。
相比之下，宋詞則更多的將視角收縮到狹窄的閨房之中，低吟男女的愛恨情仇，抒發細膩、深微、委婉、含蓄的感情。宋代著名的女詞人李清照壹句“只恐雙溪舴艋舟，載不動許多愁”，抒發了自己的離愁別恨，壹個“愁”更添幾分撩人的心思。兩宋時期，雖有蘇軾、辛棄疾等為代表的“豪放派”詞風，但“婉約”詞風始終占據宋朝文化主流。
從詩詞的形式上看，從大的方面來說，唐詩更加傾向於感性抒發。李白的壹首《夢遊天姥吟留別》，以恢弘大氣的想象描繪山嶽的壯美之色，滿天諸仙眾佛皆在詩人胸懷聚攏，如此波瀾壯闊的場面皆在詩人腦海孕育，天下萬物，唯我獨尊，這是何等的大氣。
與之不同的是，宋詞則更趨於理性，更具有說理性、思辨性。蘇軾的《赤壁賦》以主客問答的形式向世人闡釋作者心目中關於生與死之間微妙的關系。“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也。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壹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而又何羨乎？”可見，宋朝時期的文學作品，開始更多的闡釋理性與思辨，這與唐代時期單純刻畫外在環境有了很大的不同。
那麽，兩個只相差近60年兩個朝代，為何會產生如此之大的差異性？接下來，我們將從政治環境、經濟基礎、文化環境三個方面來分析：
政治環境：國家的強弱興衰與國民的心態精神 唐宋文化是由人來創造出來的，而人的精神狀態也勢必會對整個文化氛圍產生影響。從大體上看，唐朝昌盛，宋朝積弱，這是顯而易見的，而處在這兩個時代的人來說，當國家統壹強盛，四方來朝，國泰民安，自然會增強國民的民族自信心，而在整體上自然氣勢雍容豪邁，而當國家從壹開始就處在外敵入侵，山河破碎，國破家亡的環境下，無論君臣百姓自然會產生壹種悲觀失望，哀傷自憐的情緒。
唐朝的強盛是建立在隋朝大壹統的基礎上，經過二十多年的“開皇之治”，無論是經濟、政治、文化都為唐朝的興盛打下了堅實的基礎。而當時唐朝面臨的外敵主要是吐蕃、匈奴等少數民族政權，而從嚴格意義上來看，這些並不能算作真正意義上的政權組織，只不過是勢力較大的松散的部落聯盟。他們居無定所，行蹤飄忽不定，唐王朝只需尋其主力，打贏幾場戰役，便可徹底解決這些問題，可以說，唐朝的大部分時間裏，外部環境相當的安定，國家富強，這是壹個真正的盛世時代。反觀宋朝，宋朝繼承的後周只不過是當時最大的割據政權而已，它建立國家的過程不是像唐朝那樣接受了壹個大帝國的遺產，五代十國時期，中原天下大亂，地方割據勢力經營已久，已形成了互不統屬的獨立國家實體。而且宋朝的面臨的敵人不再是吐蕃、匈奴，而是契丹、黨項這些已被儒化的民族。拿遼來說，宋國建國時，遼已存在了五十年之久，契丹人不僅學習中原文化，仿照中原王朝建立起嚴密強化的中央集權的政治實體，而且逐步開始由遊牧民族向農耕民族轉化，在民風與軍事上依舊保持者相當強悍的戰鬥力。宋遼之間的戰爭，不僅僅是統壹於反統壹之間的沖突，更是相互爭奪生存空間與生存資源的戰爭，且這種矛盾絕不會僅憑壹兩場戰爭可以決定勝負的，而必然是相當殘酷、持久、且難分勝負的。公元979年，高粱河之役慘敗，宋由此開始轉入被動局面，公元1127年，“靖康之變”，北宋滅亡，山河破碎，國破家亡，此後，契丹、黨項、羌、女真以及後來的蒙古勢力對宋人世界的長期包圍與輪番轟炸，產生了悲觀的文化效應，宋朝人因被動挨打而產生的憂患，滲透於宋文化的各個方面。
經濟基礎：唐朝均田制與宋代的市民階層的崛起
均田制，即古代帝王將無主土地按人頭劃給小農耕作，耕作壹定年限後歸其所有，實質上是壹種封建土地國有制，壹切土地歸國家所有，而在唐德宗建中元年實行兩稅法之後，均田制終於廢弛。此時，隨著均田制的瓦解，附著在農民身上的國家的控制也就相對減弱，宋代時期，國家土地所有制已經不在土地所有制中占據主要的地位，相反的庶族地主經濟與小自耕農經濟的不斷壯大，並占據了社會經濟的主體地位，壹方面為國家與政府提供了充足的稅賦來源，也在壹定程度上減輕了國家對農民的控制，社會經濟更加靈活，社會各行業能夠得到更充足的勞動力與資金的流入，這也是宋代商業如此發達的壹個原因。
宋代城市的規劃已經打破了唐代時期市與坊的嚴格界限，居住區與商業區也不再分開，貿易時間也不再被限制，據考證，宋代時期已經出現早市與夜市，商品交易時間甚至是通宵達旦。種種變化，最大的受益者自然是商業。宋代，城市商業發展蓬勃，不僅有交易場所，更存在瓦子等娛樂場所，如此壹來，自然會導致宋代市民階層的興起，市民階層的興起也自然會帶動市民文化的興起。
精致細膩的宋代文化的發展自然發源於壹定的土壤，而這種土壤也就是宋代發達的商品經濟。
文化環境：唐代三教並行與宋代理學的興起
恢宏壯闊的唐王朝以壹種開放自由的心懷接納四方文化，終唐王朝幾百年的時間，大多奉行儒釋道***尊的策略，面對外來文化，唐朝統治者始終保持接納的態度，這不僅和唐王朝的最高統治者本身就存在少數民族血統有關，而且和唐王朝在當時世界的地位也有莫大的關系，作為東方最大的國家，也是當時世界上最強盛的國家之壹，通暢的兩條絲綢之路，溝通了大唐王朝與世界的交流。在外，國家的強盛，對外通道的暢通，對內，君臣百姓對外來文化虛心接納的心態，這兩個方面決定了大唐王朝是壹個開放自由的國度。而宋國始終處在少數民族的威脅的夾縫之中，客觀條件下，宋國也無法做到與世界的交流，宋國自然處在壹個相對封閉的環境之中。
宋代的文化屬性與宋代誕生的壹種特殊的產物有關，那就是理學。
理學作為在宋代儒家吸收佛道兩家的部分精華，形成的以“理”為核心的新儒學。理學作為中國後期封建社會最為精致的最為完備的理論體系，其對宋代人民的影響之深，乃至對中國後來的壹兩千年的思想發展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兩宋理學，不僅將倫理綱常確定為萬事萬物之所當然和所以然，即為“天理”，而且高度強調人們對“天理”的自覺認識。理學家將“天理”“人欲”對立起來，進而以天理遏制人欲，帶有自我色彩、個人色彩的情感欲求受到強大的約束。與理學著意於知性反省、造微於心性之際的趨向相壹致，兩宋時期的文化也表現出精致、內趨的性格。劉方《宋型文化：概念、分期與類型特征》（2005）壹文指出：“宋型文化不僅僅是壹個簡單的時代文化的符號，而且是壹個具有新的文化特質的文化範型。以追求內聖、精神的圓滿自足為目標的宋學，構成了宋型文化的基本內核的重要方面。成熟的科舉制度、文官官僚系統、中央專制集權、臺諫制度等則構成了宋型文化的制度層面。而宋代農業革命、消費性的城市經濟、士大夫階層的形成等方面，則構成了形成宋型文化的物質基礎。”
宋代文化成就中最突出的要數宋代理學的誕生，壹個追求內聖、精神上滿足自足的理學決定了宋代文化精致、內省的特點。
唐宋文化之間存在著顯而易見的差異性，這兩種截然不同的文化類型，是壹種徹底的變革還是壹種繼承上的發展呢？或許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