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早年熱心濟世，強調詩歌的政治功能，並力求通俗，所作《新樂府》、《秦中吟》***六十首，確實做到了“唯歌生民病”、“句句必盡規”，與杜甫的“三吏”、“三別”同為著名的詩史。長篇敘事詩《長恨歌》、《琵琶行》則代表他藝術上的最高成就。中年在官場中受了挫折，“宦途自此心長別，世事從今口不開”，但仍寫了許多好詩，為百姓做過許多好事，杭州西湖至今留著紀念他的白堤。晚年寄情山水，也寫過壹些小詞。贈劉禹錫詩雲： “古歌舊曲君休聽， 聽取新詞《楊柳枝》”，可見他曾自度壹些新詞。其中《花非花》壹首，頗具朦朧之美。 白居易是中唐時期極可註意的大詩人，他的詩歌主張和詩歌創作，以其對通俗性、寫實性的突出強調和全力表現，在中國詩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與元九書》中，他明確說：“仆誌在兼濟，行在獨善。奉而始終之則為道，言而發明之則為詩。謂之諷諭詩，兼濟之誌也；謂之閑適詩，獨善之義也。”由此可以看出，在白居易自己所分的諷諭、閑適、感傷、雜律四類詩中，前二類體現著他 “奉而始終之”的兼濟、獨善之道，所以最受重視。而他的詩歌主張，也主要是就早期的諷諭詩的創作而發的。
早在元和初所作《策林》中，白居易就表現出重寫實、尚通俗、強調諷諭的傾向：“今褒貶之文無核實，則懲勸之道缺矣；美刺之詩不稽政，則補察之義廢矣。……俾辭賦合炯戒諷諭者，雖質雖野，采而獎之。”（六十八《議文章》）詩的功能是懲惡勸善，補察時政，詩的手段是美刺褒貶，炯戒諷諭，所以他主張： “立采詩之官，開諷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六十九《采詩》）他反對離開內容單純地追求“宮律高”、“文字奇”，更反對齊梁以來“嘲風月、弄花草”的艷麗詩風。在《新樂府序》中，他明確指出作詩的標準是：“其辭質而徑，欲見之者易諭也；其言直而切，欲聞之者深誡也；其事核而實，使采之者傳信也；其體順而肆，可以播於樂章歌曲也。”這裏的“質而徑”、“直而切”、 “核而實”、“順而肆”，分別強調了語言須質樸通俗，議論須直白顯露，寫事須絕假純真，形式須流利暢達，具有歌謠色彩。也就是說，詩歌必須既寫得真實可信，又淺顯易懂，還便於入樂歌唱，才算達到了極致。
白居易對詩歌提出的上述要求，全部目的只有壹個，那就是補察時政。所以他緊接著說：“總而言之，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不為文而作也。”（《新樂府序》）在《與元九書》中，他回顧早年的創作情形說：“自登朝來，年齒漸長，閱事漸多，每與人言，多詢時務；每讀書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為時為事而作，首要的還是“為君”而作。他也說：“但傷民病痛，不識時忌諱”（《傷唐衢二首》其二），並創作了大量反映民生疾苦的諷諭詩，但總體指向卻是“唯歌生民病，願得天子知”（《寄唐生》）。因為只有將民情上達天聽，皇帝開壅蔽、達人情，政治才會趨向休明。
《琵琶行》與《長恨歌》是白居易寫得最成功的作品，其藝術表現上的突出特點是抒情因素的強化。與此前的敘事詩相比，這兩篇作品雖也用敘述、描寫來表現事件，但卻把事件簡到不能再簡，只用壹個中心事件和兩三個主要人物來結構全篇，諸如頗具戲劇性的馬嵬事變，作者寥寥數筆即將之帶過，而在最便於抒情的人物心理描寫和環境氣氛渲染上，則潑墨如雨，務求盡情，即使《琵琶行》這種在樂聲摹寫和人物遭遇敘述上著墨較多的作品，也是用情把聲和事緊緊聯結在壹起，聲隨情起，情隨事遷，使詩的進程始終伴隨著動人的情感力量。除此之外，這兩篇作品的抒情性還表現在以精選的意象來營造恰當的氛圍、烘托詩歌的意境上。如《長恨歌》中“行宮見月傷心色，夜雨聞鈴腸斷聲”、《琵琶行》中 “楓葉荻花秋瑟瑟”、“別時茫茫江浸月”等類詩句，或將淒冷的月色、淅瀝的夜雨、斷腸的鈴聲組合成令人銷魂的場景，或以瑟瑟作響的楓葉、荻花和茫茫江月構成哀涼孤寂的畫面，其中透露的淒楚、感傷、悵惘意緒為詩中人物、事件統統染色，也使讀者面對如此意境、氛圍而心靈搖蕩，不能自已。
主題、題材集中是白居易諷諭詩的藝術特色之壹。他壹般只選擇最典型的壹件事，突出壹個主題，而且主題非常明確。其次，白詩的藝術特色還表現在刻畫人物上，他能抓住人物的特征，用白描方法勾勒出鮮明生動的人物形象。但白詩的詩意並不淺顯，他常以淺白之句寄托諷諭之意，取得怵目驚心的藝術效果，《輕肥》壹詩描寫了內臣、大夫、將軍們赴會的氣概和席上酒食的豐盛，結句卻寫道：“是歲江南旱，衢州人食人”，這是壹幅多麽慘烈的情景。
閑適詩和諷諭詩是白居易特別看重的兩類詩作，二者都具有尚實、尚俗、務盡的特點，但在內容和情調上卻很不相同。諷諭詩誌在“兼濟”，與社會政治緊相關聯，多寫得意激氣烈；閑適詩則意在“獨善”，“知足保和，吟玩性情” （《與元九書》），從而表現出淡泊平和、閑逸悠然的情調。
白居易的閑適詩在後代有很大影響，其淺切平易的語言風格、淡泊悠閑的意緒情調，都曾屢屢為人稱道，但相比之下，這些詩中所表現的那種退避政治、知足保和的“閑適”思想，以及歸趨佛老、效法陶淵明的生活態度，因與後世文人的心理較為吻合，所以影響更為深遠。如白居易有“相爭兩蝸角，所得壹牛毛” （《不如來飲酒七首》其七）、“蝸牛角上爭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對酒五首》其二）的詩句，而“後之使蝸角事悉稽之”（吳曾《能改齋漫錄》卷八）。即以宋人所取名號論，“醉翁、迂叟、東坡之名，皆出於白樂天詩雲”（龔頤正《芥隱筆記》）。宋人周必大指出：“本朝蘇文忠公不輕許可，獨敬愛樂天，屢形詩篇。蓋其文章皆主辭達，而忠厚好施，剛直盡言，與人有情，於物無著，大略相似。謫居黃州，始號東坡，其原必起於樂天忠州之作也。”（《二老堂詩話》）凡此種種，都展示出白居易及其詩的影響軌跡。
白居易曾將自己的詩分成諷諭、閑適、感傷和雜律四大類。大體上，前三類為古體，後壹類為近體。前三類大致以內容區分，但有相交。四類詩中，白氏自己比較重視前兩類，認為諷諭詩反映了“兼濟之誌”；閑適詩顯示出“獨善之義”；都是他人生目標的直接體現。感傷詩和雜律詩則“或誘於壹時壹物，發於壹笑壹吟，率然成章，非平生所尚”（《與元九書》）。諷諭詩是白詩中的精華。他的詩歌通俗易懂、流暢自然，代表作有《新樂府》五十首，《秦中吟》十首。它們廣泛反映了中唐社會生活各方面的重大問題，著重描寫了現實的黑暗和人民的痛苦。這些詩措辭激烈，毫無顧忌，突破了“溫柔敦厚”的詩教傳統，在古代批評時政的詩歌中十分突出。諷諭詩在形式上多直賦其事。敘事完整，情節生動，人物情節細致傳神。另壹部分諷諭詩則采用寓言托物的手法，借自然物象寄托政治感慨。這兩類作品都是概括深廣，主題集中，形象鮮明，語言曉暢明白。部分《新樂府》還采用“三、三、七”言句式，有民間通俗文藝的痕跡。閑適詩多抒寫對歸隱田園的寧靜生活的向往和潔身自好的誌趣。不少詩也宣揚了知足保和、樂天安命的思想。但也有些詩從側面表現對現實的不滿，說明他追求閑適只是無可奈何的解脫。感傷詩以敘事長詩《長恨歌》、《琵琶行》最為著名，形象鮮明，情節連貫，語言優美，同樣是膾炙人口的篇章。《長恨歌》歌詠唐玄宗和楊貴妃的婚姻愛情故事，既有“漢皇重色思傾國”的寄諷，更有“此恨綿綿無絕期”的感傷和同情。《琵琶行》則有“天涯淪落人”的遭際之感，且語言成就突出。此二詩敘事曲折，寫情入微，善於鋪排烘托，聲韻流暢和諧，流傳甚廣。白氏還有不少贈酬親朋篇什，情真意切，摯樸動人。但這類詩中較多嘆老嗟病，傷往悼亡的傷感色彩及度脫塵囂的佛家思想。雜律詩在白詩中最多，以壹些耐人尋味的抒情山水小詩較著名，白描手法，寥寥幾筆，生意盎然。另有壹些鋪陳故實、排比聲律的長篇排律和杯光酒影、艷情風月的小詩，也頗為時人效仿。白詩在當時流傳廣泛，上自宮廷，下至民間，處處皆是，其聲名還遠播新疆和朝鮮、日本。白詩對後世文學影響巨大，晚唐皮日休、陸龜蒙、聶夷中、羅隱、杜荀鶴，宋代王禹偁、梅堯臣、蘇軾、張耒、陸遊及清代吳偉業、黃遵憲等，都受到白詩的啟示。白居易的詩歌在日本的影響最大，他是日本最喜歡的唐代詩人，在日本的古典小說中常常可以見到引用他的詩文，可以說在日本人的心中白居易才是中國唐代詩歌的顛峰人物。
後代劇作家也多有據白詩故事進行再創作，如白樸、洪升根據《長恨歌》分別作《梧桐雨》、《長生殿》；馬致遠、蔣士銓據《琵琶行》分別作《青衫淚》、《四弦秋》。白詩詞句，也多為宋、元、明話本所采用。白居易不屬韓柳文學團體，但也是新體古文的倡導者和創作者。其《策林》七十五篇，識見卓著，議論風發，詞暢意深，是追蹤賈誼《治安策》的政論文；《與元九書》洋洋灑灑，夾敘夾議，是唐代文學批評的重要文獻。《草堂記》、《冷泉亭記》、《三遊洞序》、《荔枝圖序》等文，均文筆簡潔，旨趣雋永。為唐代散文中的優秀之作。白居易還是詞創作的有力推動者，《憶江南》、《浪淘沙》、《花非花》、《長相思》諸小令，為文人詞發展開拓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