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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麽評價白居易的文學

白居易的主要作品有:《長恨歌》《琵琶行》《賦得古原草送別》《錢塘湖春行》《暮江吟》《憶江南》《大林寺桃花》《同李十壹醉憶元九》《直中書省》《長相思》《題嶽陽樓》《觀刈麥》《宮詞》 《問劉十九》《買花》 《自河南經亂關內阻饑兄弟離散各在壹處因望》

白居易早年熱心濟世,強調詩歌的政治功能,並力求通俗,所作《新樂府》、《秦中吟》***六十首,確實做到了“唯歌生民病”、“句句必盡規”,與杜甫的“三吏”、“三別”同為著名的詩史。長篇敘事詩《長恨歌》、《琵琶行》則代表他藝術上的最高成就。中年在官場中受了挫折,“宦途自此心長別,世事從今口不開”,但仍寫了許多好詩,為百姓做過許多好事,杭州西湖至今留著紀念他的白堤。晚年寄情山水,也寫過壹些小詞。贈劉禹錫詩雲: “古歌舊曲君休聽, 聽取新詞《楊柳枝》”,可見他曾自度壹些新詞。其中《花非花》壹首,頗具朦朧之美。 白居易是中唐時期極可註意的大詩人,他的詩歌主張和詩歌創作,以其對通俗性、寫實性的突出強調和全力表現,在中國詩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與元九書》中,他明確說:“仆誌在兼濟,行在獨善。奉而始終之則為道,言而發明之則為詩。謂之諷諭詩,兼濟之誌也;謂之閑適詩,獨善之義也。”由此可以看出,在白居易自己所分的諷諭、閑適、感傷、雜律四類詩中,前二類體現著他 “奉而始終之”的兼濟、獨善之道,所以最受重視。而他的詩歌主張,也主要是就早期的諷諭詩的創作而發的。

早在元和初所作《策林》中,白居易就表現出重寫實、尚通俗、強調諷諭的傾向:“今褒貶之文無核實,則懲勸之道缺矣;美刺之詩不稽政,則補察之義廢矣。……俾辭賦合炯戒諷諭者,雖質雖野,采而獎之。”(六十八《議文章》)詩的功能是懲惡勸善,補察時政,詩的手段是美刺褒貶,炯戒諷諭,所以他主張: “立采詩之官,開諷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六十九《采詩》)他反對離開內容單純地追求“宮律高”、“文字奇”,更反對齊梁以來“嘲風月、弄花草”的艷麗詩風。在《新樂府序》中,他明確指出作詩的標準是:“其辭質而徑,欲見之者易諭也;其言直而切,欲聞之者深誡也;其事核而實,使采之者傳信也;其體順而肆,可以播於樂章歌曲也。”這裏的“質而徑”、“直而切”、 “核而實”、“順而肆”,分別強調了語言須質樸通俗,議論須直白顯露,寫事須絕假純真,形式須流利暢達,具有歌謠色彩。也就是說,詩歌必須既寫得真實可信,又淺顯易懂,還便於入樂歌唱,才算達到了極致。

白居易對詩歌提出的上述要求,全部目的只有壹個,那就是補察時政。所以他緊接著說:“總而言之,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不為文而作也。”(《新樂府序》)在《與元九書》中,他回顧早年的創作情形說:“自登朝來,年齒漸長,閱事漸多,每與人言,多詢時務;每讀書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為時為事而作,首要的還是“為君”而作。他也說:“但傷民病痛,不識時忌諱”(《傷唐衢二首》其二),並創作了大量反映民生疾苦的諷諭詩,但總體指向卻是“唯歌生民病,願得天子知”(《寄唐生》)。因為只有將民情上達天聽,皇帝開壅蔽、達人情,政治才會趨向休明。

《琵琶行》與《長恨歌》是白居易寫得最成功的作品,其藝術表現上的突出特點是抒情因素的強化。與此前的敘事詩相比,這兩篇作品雖也用敘述、描寫來表現事件,但卻把事件簡到不能再簡,只用壹個中心事件和兩三個主要人物來結構全篇,諸如頗具戲劇性的馬嵬事變,作者寥寥數筆即將之帶過,而在最便於抒情的人物心理描寫和環境氣氛渲染上,則潑墨如雨,務求盡情,即使《琵琶行》這種在樂聲摹寫和人物遭遇敘述上著墨較多的作品,也是用情把聲和事緊緊聯結在壹起,聲隨情起,情隨事遷,使詩的進程始終伴隨著動人的情感力量。除此之外,這兩篇作品的抒情性還表現在以精選的意象來營造恰當的氛圍、烘托詩歌的意境上。如《長恨歌》中“行宮見月傷心色,夜雨聞鈴腸斷聲”、《琵琶行》中 “楓葉荻花秋瑟瑟”、“別時茫茫江浸月”等類詩句,或將淒冷的月色、淅瀝的夜雨、斷腸的鈴聲組合成令人銷魂的場景,或以瑟瑟作響的楓葉、荻花和茫茫江月構成哀涼孤寂的畫面,其中透露的淒楚、感傷、悵惘意緒為詩中人物、事件統統染色,也使讀者面對如此意境、氛圍而心靈搖蕩,不能自已。

主題、題材集中是白居易諷諭詩的藝術特色之壹。他壹般只選擇最典型的壹件事,突出壹個主題,而且主題非常明確。其次,白詩的藝術特色還表現在刻畫人物上,他能抓住人物的特征,用白描方法勾勒出鮮明生動的人物形象。但白詩的詩意並不淺顯,他常以淺白之句寄托諷諭之意,取得怵目驚心的藝術效果,《輕肥》壹詩描寫了內臣、大夫、將軍們赴會的氣概和席上酒食的豐盛,結句卻寫道:“是歲江南旱,衢州人食人”,這是壹幅多麽慘烈的情景。

閑適詩和諷諭詩是白居易特別看重的兩類詩作,二者都具有尚實、尚俗、務盡的特點,但在內容和情調上卻很不相同。諷諭詩誌在“兼濟”,與社會政治緊相關聯,多寫得意激氣烈;閑適詩則意在“獨善”,“知足保和,吟玩性情” (《與元九書》),從而表現出淡泊平和、閑逸悠然的情調。

白居易的閑適詩在後代有很大影響,其淺切平易的語言風格、淡泊悠閑的意緒情調,都曾屢屢為人稱道,但相比之下,這些詩中所表現的那種退避政治、知足保和的“閑適”思想,以及歸趨佛老、效法陶淵明的生活態度,因與後世文人的心理較為吻合,所以影響更為深遠。如白居易有“相爭兩蝸角,所得壹牛毛” (《不如來飲酒七首》其七)、“蝸牛角上爭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對酒五首》其二)的詩句,而“後之使蝸角事悉稽之”(吳曾《能改齋漫錄》卷八)。即以宋人所取名號論,“醉翁、迂叟、東坡之名,皆出於白樂天詩雲”(龔頤正《芥隱筆記》)。宋人周必大指出:“本朝蘇文忠公不輕許可,獨敬愛樂天,屢形詩篇。蓋其文章皆主辭達,而忠厚好施,剛直盡言,與人有情,於物無著,大略相似。謫居黃州,始號東坡,其原必起於樂天忠州之作也。”(《二老堂詩話》)凡此種種,都展示出白居易及其詩的影響軌跡。

白居易曾將自己的詩分成諷諭、閑適、感傷和雜律四大類。大體上,前三類為古體,後壹類為近體。前三類大致以內容區分,但有相交。四類詩中,白氏自己比較重視前兩類,認為諷諭詩反映了“兼濟之誌”;閑適詩顯示出“獨善之義”;都是他人生目標的直接體現。感傷詩和雜律詩則“或誘於壹時壹物,發於壹笑壹吟,率然成章,非平生所尚”(《與元九書》)。諷諭詩是白詩中的精華。他的詩歌通俗易懂、流暢自然,代表作有《新樂府》五十首,《秦中吟》十首。它們廣泛反映了中唐社會生活各方面的重大問題,著重描寫了現實的黑暗和人民的痛苦。這些詩措辭激烈,毫無顧忌,突破了“溫柔敦厚”的詩教傳統,在古代批評時政的詩歌中十分突出。諷諭詩在形式上多直賦其事。敘事完整,情節生動,人物情節細致傳神。另壹部分諷諭詩則采用寓言托物的手法,借自然物象寄托政治感慨。這兩類作品都是概括深廣,主題集中,形象鮮明,語言曉暢明白。部分《新樂府》還采用“三、三、七”言句式,有民間通俗文藝的痕跡。閑適詩多抒寫對歸隱田園的寧靜生活的向往和潔身自好的誌趣。不少詩也宣揚了知足保和、樂天安命的思想。但也有些詩從側面表現對現實的不滿,說明他追求閑適只是無可奈何的解脫。感傷詩以敘事長詩《長恨歌》、《琵琶行》最為著名,形象鮮明,情節連貫,語言優美,同樣是膾炙人口的篇章。《長恨歌》歌詠唐玄宗和楊貴妃的婚姻愛情故事,既有“漢皇重色思傾國”的寄諷,更有“此恨綿綿無絕期”的感傷和同情。《琵琶行》則有“天涯淪落人”的遭際之感,且語言成就突出。此二詩敘事曲折,寫情入微,善於鋪排烘托,聲韻流暢和諧,流傳甚廣。白氏還有不少贈酬親朋篇什,情真意切,摯樸動人。但這類詩中較多嘆老嗟病,傷往悼亡的傷感色彩及度脫塵囂的佛家思想。雜律詩在白詩中最多,以壹些耐人尋味的抒情山水小詩較著名,白描手法,寥寥幾筆,生意盎然。另有壹些鋪陳故實、排比聲律的長篇排律和杯光酒影、艷情風月的小詩,也頗為時人效仿。白詩在當時流傳廣泛,上自宮廷,下至民間,處處皆是,其聲名還遠播新疆和朝鮮、日本。白詩對後世文學影響巨大,晚唐皮日休、陸龜蒙、聶夷中、羅隱、杜荀鶴,宋代王禹偁、梅堯臣、蘇軾、張耒、陸遊及清代吳偉業、黃遵憲等,都受到白詩的啟示。白居易的詩歌在日本的影響最大,他是日本最喜歡的唐代詩人,在日本的古典小說中常常可以見到引用他的詩文,可以說在日本人的心中白居易才是中國唐代詩歌的顛峰人物。

後代劇作家也多有據白詩故事進行再創作,如白樸、洪升根據《長恨歌》分別作《梧桐雨》、《長生殿》;馬致遠、蔣士銓據《琵琶行》分別作《青衫淚》、《四弦秋》。白詩詞句,也多為宋、元、明話本所采用。白居易不屬韓柳文學團體,但也是新體古文的倡導者和創作者。其《策林》七十五篇,識見卓著,議論風發,詞暢意深,是追蹤賈誼《治安策》的政論文;《與元九書》洋洋灑灑,夾敘夾議,是唐代文學批評的重要文獻。《草堂記》、《冷泉亭記》、《三遊洞序》、《荔枝圖序》等文,均文筆簡潔,旨趣雋永。為唐代散文中的優秀之作。白居易還是詞創作的有力推動者,《憶江南》、《浪淘沙》、《花非花》、《長相思》諸小令,為文人詞發展開拓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