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是古代中國學術思想的巔峰時期。日本學者將宋代稱為“東方的文藝復興時代”。著名華裔學者劉子健認為：“此後中國近八百年來的文化，是以南宋文化為模式，以江浙壹帶為重點，形成了更加富有中國氣派、中國風格的文化。”
王國維指出：“宋代學術，方面最多，進步亦最著”。中國古代學術思想的新巔峰，最明顯的壹個標誌是新儒學——理學思想的誕生。作為程朱理學集大成者的朱熹，是繼孔孟以來最傑出的儒家學者。南宋時期維持了近百年學派間互爭雄長和欣欣向榮的景象，形成了繼春秋戰國之後中國歷史上第二次“百家爭鳴”的盛況。南宋是古代中國文學藝術的鼎盛時期。王國維認為：“天水壹朝人智之活動與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漢唐、後之元明皆所不逮也。” 宋詞在南宋達到鼎盛，著名詞人有辛棄疾、李清照、陸遊等。 宋詩的繁榮，宋詩在唐詩之後另辟蹊徑，開拓了宋詩新境界，其影響直到清末民初。 南宋話本小說的出現，標誌著中國小說的發展已進入到了壹個新的階段。 南宋戲文的出現標誌著中國古代戲曲藝術的成熟，為中國戲劇的發展奠定了雄厚基礎。 宋代是中國繪畫史上的鼎盛時期，標誌中國中古時期繪畫高峰的出現。 有研究者認為：“吾國畫法，至宋而始全。”南宋是古代中國文化教育的興盛時期。宋代統治者將“崇經辦學”作為立國之本。南宋官學私學皆盛，徹底打破了長期以來士族地主壟斷教育的局面，南宋的中央官學、地方官學、書院和私塾村校都獲得了蓬勃的發展。南宋是古代中國史學的繁榮時期。陳寅恪先生指出：“中國史學莫盛於宋。”著名作品有南宋史學家袁樞的《通鑒紀事本末》，朱熹的《資治通鑒綱目》、《伊洛淵源錄》等。南宋在歷史上第壹次提出了“經世致用”的修史思想，對後代的史學家有很大的啟迪和教益。
南宋與東亞各國的學術思想和民族文化相融合，對在現代東亞社會的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社會生活、家庭關系等方面仍然發揮著重要影響。
南宋文化在北方影響最大的是南宋的特色文化－－理學。宋理宗時代，朱熹道學（又稱理學）得以興盛。大約在南宋開禧年間前後，也就是在金國遷都汴京前後，理學著作陸續傳入北方，像尹焞《論語解》、胡安國《春秋傳》、張九成《論語解》、林之奇《尚書全解》、夏僎《柯山書解》、朱熹《四書章句集註》、張栻《癸巳論語解》、呂祖謙《左氏博議》、劉子翚《聖傳論》、葉適《水心別集》等壹大批南宋理學名著，都傳至北國，引起趙秉文、麻九疇、楊雲翼、李純甫、王若虛等北方壹流文人的廣泛關註，產生了很大影響。趙秉文、麻九疇甚至“自稱為道學門……”。
南宋理學著作直接促進了北方理學的興起和發展。壹方面，北方文人編纂、翻刻南宋理學家著作，如有位叫傅起的文人將張九成《論語解》《孟子傳》《中庸說》《大學說》等書經刪節後匯集成《道學發源》壹書，以廣流傳，趙秉文、王若虛分別為之作《道學發源引》《道學發源後序》，予以宣傳。趙秉文自己還親自動手，著有刪集《論語》《孟子》解各十卷。另壹方面，壹些北方學者開始撰寫理學類著作，表現出自己的思考。像麻九疇隱居遂平西山，潛心研究《易》學和《春秋》，享譽壹時，趙秉文撰有《易叢說》《中庸說》《揚子發微》《太玄箋贊》等多種著述，闡發他對道的理解，可惜這些著作都已失傳。南宋理學之所以能在北方盛行壹時，是因為它適應了金源統治的需要。南宋理學家有關《論語》《孟子》等儒家經典的闡釋，現實政治性相對較弱，與金源統治者尊崇、提倡儒家經典的思想基本壹致，如金世宗令人翻譯五經，要讓女真人“知仁義道德所在”，金熙宗本人“頗讀《論語》《孟子》《尚書》《春秋左氏傳》”。在這種背景下，南宋理學自然能暢通無阻。
值得註意的是，北方學者不是簡單地追隨或者附和、發揮南宋理學家的言論，更多的是展開對南宋理學家的思考。在南宋，批評理學家的僅有鄭厚等個別人，其《藝圃折衷》排斥孟子，離經叛道，被朱熹等人斥為“邪說”（《朱子語類》卷壹二三）。在北方，李純甫推揚鄭厚之論，以鄭厚的傳人自居，自稱“自莊周後，惟王績、元結、鄭厚與吾”。他信奉佛教，為了批判理學，特意針對南宋人的《諸儒鳴道集》撰寫《鳴道集說》壹書，“就伊川、橫渠、晦翁諸人所得者而商略之，毫發不相貸，且恨不同時與相詰難也”（《中州集》卷四），因而常有壹些偏激之論。
除李純甫之外，對宋儒展開詰難的還有王若虛。他的《五經辨惑》、《論語辨惑》、《孟子辨惑》主要是針對宋儒而發，特別是針對南宋理學家而發。張九成、朱熹、胡安國、呂祖謙、葉適等人都是他的辨駁對象。不過，他比鄭厚、李純甫要正統壹些，他的詰難也更加中肯準確。如對待鄭厚，他像多數宋人壹樣，批評鄭厚偏頗失當：“鄭厚小子，敢為議論，而無忌憚。湯武、伊周至於孟子皆在所非，或至詆罵。至漢祖蕭曹平勃之徒，則尊為聖賢而亟稱之，復以歐公譏病唐太宗為薄，佞夫之口，其足憑乎？”與宋儒不同的是，他能擺脫宋人那些不切實際的高論或牽強附會之說，從人之常情出發，重新審視宋儒的觀點，表現出更加務實的傾向，取得了突出的成績。
《論語·鄉黨篇》記載的主要是孔子飲食起居的日常生活，張九成《論語解》等著作卻從中發掘微言大義，誇大其辭，認為《鄉黨》能與《春秋》相表裏，說什麽“不學《鄉黨》，無以知《春秋》之用；不學《春秋》，無以知《鄉黨》之神”（《橫浦集》卷四《鄉黨統論》）。王若虛嚴辭批評其穿鑿迂曲、誇誕不實。他對宋儒的批評，正如《四庫提要》所說，“足破宋人之拘攣”。
瓦舍，宋代勾欄興盛壹時的民間藝術演出場所“勾欄瓦舍”，是戲劇史上壹個重要的文化現象，具有獨特的地位。南宋臨安的瓦舍數量據各種史籍記載，***有24座，這還不包括“獨勾欄瓦市”，即在瓦舍中只有壹個勾欄的娛樂場所。大多數的瓦舍都有多個勾欄，每壹個瓦舍中的勾欄數量不等。在《西湖老人繁勝錄》中記載：“惟北瓦大，有勾欄壹十三座。”
另外，臨安還有那種“獨勾欄瓦市，稍遠，於茶肆中作夜場”。每個勾欄中能容納的人數大小不壹，據《東京夢華錄》卷二稱，汴京“中瓦子蓮花棚、牡丹棚，裏瓦子夜叉棚、象棚最大，可容數千人”。而每個勾欄的演出是從早上壹直演到晚上，從春天演到冬天，全年不歇的。
正如南宋《西湖老人繁勝錄》中稱：臨安市民“深冬冷月無社火看，卻於瓦市中消遣”。《東京夢華錄》中稱：“不以風雨寒暑，諸棚看人，日日如是。”可以想見，當年臨安二十幾個瓦舍裏，約有上百個勾欄在演出，每個勾欄裏有上千或數百個觀眾在看戲。粗算壹下，當年杭州城裏每天的戲劇觀眾可達2萬至5萬人，壹年觀眾累計達700萬到2000萬人次。
詞體由於自身性質與詩歌不同，向來被視為小道，所以相對自由壹些。出身北方的辛棄疾詞雖然多抗金復國之言，傳回北方後，反而受到了很多人的喜愛，辛棄疾的愛國詩詞流傳較廣。金亡第二年，劉祁即稱贊其功業文辭，後來元好問更是將辛詞推崇到很高的地位，稱“樂府以來，東坡為第壹，以後便到辛稼軒”。應該說，辛詞對元好問為首的金末詞壇產生了實質性的影響。元好問詞之所以被認為“足以追配稼軒”，就在於它得益於稼軒詞的沾溉。
在各體文學樣式中，南宋散文成就較低，遠不及北宋，加之北方人難以接受散文中強烈的民族情緒，所以在北方影響很小，王若虛曾提及孫覿的《謝復敷文閣待制表》，從文體的角度予以嚴厲批評，並據此得出“宋自過江後，文弊甚矣” 的結論。
除以上幾方面之外，南宋的政治制度、禮儀文化、藝術等方面對北方也會有壹定的輻射作用。 南宋與金國長期對立，南北隔絕，南北文化僅僅通過雙方邊界民間的榷場交易和官方互派使者等狹窄的途徑進行有限的交流。由於南宋文化整體水平高於北方，故這種交流主要表現為南宋文化對北方文化的輻射，北方的理學、文學和史學等領域都受到了南宋文化的壹定影響。
指南針在宋代的航海交通上已經普遍使用，13世紀，指南針傳入阿拉伯和歐洲各國。指南針對世界經濟文化的交流和發展起到了巨大作用。同時，它也為歐洲航海家發現美洲和實現環球航行提供了必要條件。
晚唐火藥開始應用於軍事 ，北宋政府在東京設立專門機構，制造火藥和火器。南宋時期發明了管形火器“突火槍”。管形火器的出現，開創了人類作戰史的新階段。火藥和火器在13世紀中期傳入阿拉伯，後來傳歐洲。
南宋在數學領域的巨大貢獻。傑出數學家秦九韶撰寫的《數學九章》提出的“正負開方術”，比西方早500多年。另壹位傑出數學家楊輝，編撰有《詳解九章算法》、《楊輝算法》等十余種數學著作，收錄了不少中國現已失傳的數學著作中的算題和算法。
南宋在醫藥領域亦有突出成就，南宋宋慈的《洗冤集錄》是世界上第壹部法醫學專著，比西方早350余年，它不僅奠定了中國古代法醫學的基礎，而且被奉為中國古代“官司檢驗”的“金科玉律”，並對世界法醫學產生了廣泛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