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九大報告對中國文化作出重要闡述：“文化是壹個國家、壹個民族的靈魂。文化興國運興，文化強民族強。沒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沒有文化的繁榮興盛，就沒有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文化自信，喚起國人對既往傳統的回望。古典詩詞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當我們再次回味時發現，它的美深隱於我們的文化基因之中，是中國傳統文化興會、玲瓏、蓬勃的精神動力。籍借這“文化自信”的號角，古典詩詞沖霄遐舉，並向世人呈現中國文化的意識、審美和情懷。
古典詩詞彰顯中國文化的
生命意識
生命意識，既是人類對自身命運和存在狀態的思考，也是人類意識中原初的、核心的意識形態，它包括情感和智慧兩種內涵。
華夏民族的情感最初形態就是以詩歌形式記錄下來的。《尚書·堯典》載“詩言誌，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孔子曰“《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詩是人類真善美、知情意的綜合情緒，它沒有偏見地記錄著華夏子孫情感歷程的變遷。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情感的核心靈魂是“天真”。這裏所謂的“天真”不是任性，更非懵懂愚鈍，而是真性情，它體現的是“自然”精神與“家園”意識。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文人將“自然”、“田園”作為生活的終極追求。“竹林七賢”的靈魂人物嵇康曾言“越名教而任自然”，而嵇康本人“精光照人，七格淩雲”的人格魅力更成為後人的榜樣。有“自然”必有“田園”，“田園”與“自然”相依相存。陶淵明的“田園”來自對老莊自然美學的崇拜。陶氏生於凡塵，卻於紅塵之外開辟了壹片屬於自己的“田園”世界，欣然捕捉“自然之美，真實誌趣”，他超然物外的心性不僅開辟了中國詩歌平淡自然、抱樸守拙的美學境界，而且成就了中國古典詩詞的田園範式。於是，田園與自然逐漸成為中國士大夫的情感家園。
智慧，是某地域內的文化積澱內化於人之後的執行力，也就是人在某種特定文化熏陶之下的思維及其行為。“智慧”，為“智”與“慧”的集合。智是聰明，聰明與生俱來；慧為慧通，需要勤學精進。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智慧”，體現出“慧通”之內涵。中國人的“慧通”外顯為“溫柔敦厚”，內置為“圓融貫通”。無論儒家還是道家，他們的主要觀點都集中在塑造“和合”的人生氣質，這是追求融合與和諧生活誌趣的根本方式。在這個熔鑄過程中，詩詞發揮著根本的施教作用。孔子認為若不詩教，“君子”二字不過徒有其名。因此，就不難理解《詩經》為何成為儒家“格物致知”、“修齊治平”的基礎了。
集體智慧，是華夏文明與自然相處過程中碰撞出的“相合”智慧。漢樂府民歌《江南》看似寫采蓮，其實在歌頌江南風光之余，想要傳達人的活力，表現在與大自然的關系中，人與人之間那種相互合作、相互愛護、興味盎然的集體主義精神。個體智慧，考驗的是人在得與失的人生道路上的達觀精神，並彰顯個人的承受能力。蘇軾因“烏臺詩案”被貶黃州，但於此逆境，他並沒有與外界發生沖突，而是選擇接受。壹如他本人所言：“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無論人生如何苦痛，無論多少酸甜苦辣，最終必將風煙俱凈，而永恒存在於人生的，還是我們面對生命起伏時的那份坦然。“相合”、“和諧”，這些堅韌鐫銘的生命意識，恬淡、合樂、自在。
古典詩詞承載中國文化“風骨”“氣韻”的審美觀照
風骨與氣韻，來自中國古代文論術語，指的是文章內容和文辭方面明朗、剛健的風度。南朝劉勰在《文心雕龍》中，專有“風骨篇”。風骨，彰顯內容的堅韌本質；氣韻，反映文辭的感染力。氣韻襯托風骨的勁健，風骨支撐氣韻的光華。
風骨之氣度，莫過於觀照歲月的能量，中國古典詩詞對歲月的描寫是最具親和力的。建安“三曹”之曹操慨嘆“烈士暮年，壯心不已”；初唐王勃誦“與君離別意，同是宦遊人”；而盛唐王之渙則歌“黃河遠上白雲間，壹片孤城萬仞山”；宋代李清照嘆息“莫道不消魂，簾卷西風，人比黃花瘦”。這些人生，或莊或諧，或愛或恨，或疏或癡，它們在風骨之內，氣度之上，演繹出中國美學精神“蘊藉雋永”的意味。南宋詞人蔣捷作《虞美人·聽雨》，用觀雨的心境將“少年、壯年、而今”和盤托出，突出了人生——這位高明工匠——雕刻出的歲月力量。歲月如雨，時光亦醉。癡於“醉”的，莫過於“謫仙人”李白。他的《客中作》，以酒告慰時光。李白酒入詩腸，狂歌“不知何處是他鄉”。幾百年後，蘇軾作答“此心安處是吾鄉”。在與時光對峙的人生中，詩詞是唯壹的安慰。這歲月的“沈著之致”積澱了風骨，凸顯了氣象。
風骨之韻味，莫過於古人對“物”的執著。劉勰言：“物色之動，心亦搖焉。”古人寫物，其旨在“物我兩忘”。王國維謂：“以我觀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即便是不起眼的花草，相對詩詞作者而言也仿佛具有“明心見性”的品質。南宋詩人陸遊，晚年隱居山陰（今紹興）鄉村，寒冬中偶見梅花怒放，興之所致提筆作《蔔算子·詠梅》。他雖沒寫壹朵“梅”，沒著壹枝“花”，但讀後卻有幽咽的暗香撲鼻。“物”的淡雅之外，亦有濃郁氣韻彌漫在詩詞世界。“雲想衣裳花想容，春風拂檻露華濃”，李白的牡丹如此；“琉璃鐘，琥珀濃，小槽酒滴真珠紅”，李賀的美酒如是，就連柳永的“別恨”也濃得化不開——“楊柳岸，曉風殘月”。古人觀照“物”、珍視“物”的思想意度，是古人對“詩性”的自解，信手而出，奇崛有致。
綜合審視，中國傳統文化的審美與西方哲學飽滿的邏輯思維相反，它始終帶著深深的隱秀色彩，內力雋秀，外顯圓融，這是中國哲學以“道”為核心的“言有盡意無窮”。而最終，它落實到了“意蘊無窮”的藝術氣質上，其效果就是“不在場的出席”，“不著壹字，盡得風流”。
古典詩詞昭示華夏的家國情懷
北宋哲學家張載有言：“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這既是先賢聖道，亦隱喻家國大義。因此，家國情懷也是中國古典詩詞從未缺席的主題。詩詞中的家國，既有“邊塞況味”，也有“憂國憂民”。
“邊塞況味”，莫如盛唐四大邊塞詩人王昌齡、王之渙、岑參、高適，他們開啟了中國邊塞詩詞的巔峰之門。王昌齡有感於漢將李廣的英雄氣概而作的《出塞》句句宣誓，字字慷慨，盡顯盛唐人保家衛國的決心。王之渙留存於文學史的詩作已不多，但《涼州詞》的余響不絕於耳，尤其是那兩句“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羌笛與楊柳，春風與玉門關，離家已經平添幾分憂思，而更為堪憂的是，面對這茫茫荒漠，連表達思念的楊柳枝都找不到。玉門關，自古就隱喻著邊塞情緒，詩人把它放在這裏，更顯回鄉之路漫長悠遠。憂愁雖然有，但比憂愁更強烈的是慷慨，鄉愁之上，還有家國榮譽，這遠遠高於個人悲情。邊塞將士們的坦蕩著實令人嘆服。於是，我們不難理解，王之渙的《涼州詞》為何哀而不傷、怨而不怒、悲壯卻不淒涼了。
“憂國憂民”詩詞所體現的則是國與民在爭戰中的苦難。憂國，既有曹植“捐軀赴國難，視死忽如歸”，又有辛棄疾“了卻君王天下事，贏得生前身後名”，更有文天祥“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在“捐軀赴國難”這面旌旗下，辛棄疾壹腔熱血奔赴《破陣子》，陸遊逝前留下“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的殷切期待。憂民，最深情的則非杜甫莫屬了。朱熹論杜甫人格，將他與顏真卿、諸葛亮、韓愈、範仲淹並舉為“君子”，意為“品格高尚”的人。朱熹認為他們“其所遭不同，所立亦異，然求其心，則皆光明正大，疏暢洞達，磊磊落落而不可掩者也”。杜甫的“磊磊落落”是他對民眾生命的人道關懷。他的“三吏”、“三別”像壹部史詩，記錄著戰爭中百姓的艱辛。“嫁女與征夫，不如棄路旁”的年輕人，“子孫陣亡盡，焉用身獨完”的老人，“存者無消息，死者為沈泥”的受難者，這些形象直指人心。杜甫愛民之情丹心耿耿，情義相照。
生命意識、風骨氣韻、家國情懷，這三者合而為壹，成為中國古典詩詞積澱於文化中的審美基因。它們深隱於華夏靈魂深處，昂而不傲，光而不妖。它們內斂、融達，成就了中華文化昂揚的自信：“不要人誇顏色好，只留清氣滿乾坤。”這種文化自信與古典詩詞偕隱同行，玲瓏剔透，流光溢彩，超越了空間，點亮了時代，燭照千秋，輝映未來。
咱們是我國的子孫，那麽這對我國、我國漢族和中華民族意味著什麽？咱們經常說咱們是我國的子孫，那麽“我國”、“我國漢族”和“中華民族”這四個詞是什麽意思？他們來自哪裏？首要，我國不同於中華民族。我國古代封建王朝大部分樹立在華夏，時鐘字的本意是在中部，由於漢族樹立的政權基本上在華夏，文明最早樹立在黃河流域，古代中華民族壹般在黃河流域樹立壹個國家，因而這個國家在國際中部，市中心區域的控制政權。所以咱們的國家叫我國，也叫我國、華夏和中土。
跟著每個王朝實力的增強，許多少數民族區域也歸我國統轄，如西藏、新疆和其他區域。後來，人們稱中心統轄區為我國或我國。“中華民族”這個詞是梁啟超在1902年初次提出的。從前沒有中華民族的概念，由於我國古代的控制者不全是漢族人，而是分布著幾個少數民族政權。因而，在古代封建王朝，民族區分十分嚴厲。可是，跟著我國的壹致，壹切民族都團結起來，由於壹切的祖父母都日子在華夏，所以他們被統稱為中華民族。梁啟超在《論我國學術思想的改變趨勢》壹文中具體指出，“我國”壹詞是五大洲中最大的，也是其間最大的。我也是我國人。誰日子在國際三分之壹的人口中？我也是我國人。
假如4000多年的前史沒有中止，那是誰？我也是我國人。梁啟超的文章充沛指出，我國是壹個有4000年文明前史的陳舊國家，也是僅有壹個從未中止過獲得現在文明效果的國家，這與華夏各族人民的***同努力密不可分。五四運動後，“中華民族”這個詞將逐步被我國人民承受。漢族也叫華夏。最早的政治集體單位是部落，可是華夏不是部落概念，也不是氏族國家概念。從長遠來看，這既是壹個國家概念，也是壹個前史概念。“華夏”這個詞最早呈現在相公在位26年的《左傳》中。楚失去了華夏。
咱們通常說咱們是我國皇帝的後嗣，但事實上，我國人民是由我國皇帝的後嗣控制的國家。由於傳說在古代，炎帝與黃帝並肩作戰，對立蚩尤和蚩尤控制的部落。戰役成功後，他們逐步融入中華民族。這就是傳說中的我國人的來源，由於我國人住在峽水鄰近，從前以華山為中心，這是壹個地域概念。至於漢族，它是華夏華夏民族其他少數民族的總稱。這個頭銜最早呈現在漢朝，從那時起就壹直在運用。《詩經》中從前有壹句諺語說田偉有漢族。古代封建王朝中“我國”壹詞的意義與現在徹底不同。
周朝今後，我國通常指中心政府。傳說3000多年前，周公旦在河南省土貴測量了太陽的暗影，到夏至12日，在周圍的地面上沒有發現場景暗影，所以他把它指定為地球的中心。西周前期賀尊銅像上的銘文有“我國”這個詞，這是“我國”這個詞的最早記載。東周有壹個清晰的規則。我國是指以洛陽盆地為中心的黃河下流區域。因而，我國在古代的概念是指華夏區域，當國家割裂時，我國能夠指許多割裂的區域。直到19世紀50年代，我國才被規則只能指整個國家的疆域，地方政府和割裂的區域無權運用我國這個姓名。因而，這次我國詞匯不是秦始皇創造的。它早在周代就現已呈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