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畫家凡高壹樣悲催的是，生前的尼采沒有得到應有的認可，壹百多年前，這位當時默默無聞的德國哲學家，攜帶著壹把綠色的小傘，壹個筆記本，漂泊於南歐的山巔海濱。他的文字，鐘山水之靈秀，清新而雋永；他的思想，抒內心之焦渴，激烈而唐突。然而世界幾乎把他遺忘了。直到他生命的最後歲月，才小有名氣，但也只不過是小有名氣而已。
但尼采並未沈淪，他與他的先驅者克爾凱廓爾、叔本華等壹起，為日漸步入黃昏的理性主義的盲目自信和無所適從帶來了新的被隱匿起來的生命氣息。酒神狄奧尼索斯從古希臘的森林中走來，波斯先知查拉斯圖特拉也從山上帶來了超人時代的預言......在宣布“上帝死了”的同時，尼采通過他們宣示了他的生命自我革命的口號“重估壹切價值”。
而且，正如前面那首詩中所表現出的自信壹樣，尼采生前時常面對孤獨寂寞，但他知道他身後那穿透壹個時代的光束的價值：我的時代還沒有到來。
不無悲劇的是，“重做壹切價值”，在給掙紮在戰爭泥淖中的德意誌人民帶來強力意誌的希望和光榮夢想的同時，也被希特勒和他的日耳曼第三帝國充當了罪惡深重的“精神導師”。而且不無吊詭的是，在二戰後的精神審判臺上，尼采的強力意誌學說壹直毀譽參半，代人受過。
在《詩人哲學家》這部為尼采所作的傳記中，周國平先生沒有為尼采辯護，而是盡可能同情理解；不僅對遭到人們誤讀的思想從詩人的角度和生命融入的立場進行了梳理和重新闡釋，而且通過尼采曲折坎坷的人生經歷，我們似乎更容易理解他對尼采的界定：與其說尼采是壹個學者，不如把他作為壹個詩人，壹個詩人哲學家或哲學家詩人。相對那個曾代納粹受過的尼采來說，這種評價無疑也可以說是壹次全新的“價值重估”。
尼采是壹位可親可敬的詩人，他的詩人氣質使他的哲學作品與其說是系統的哲學理論，不如說更像類似啟示錄壹樣的雋語編織的詩行，那裏面既有他人生的悲苦與孤獨，也有他的快樂和自得。
其實，尼采的可愛從來不是柔媚的無力的，甚至不是日神式的那種理性的陽光的，而是壹股股生命的湍流，常常向外噴湧的是那種不易為壹般人所理解的咄咄逼人和桀驁不馴的自信與狂妄：“我為何如此智慧”，“我為何如此聰明”，“在我之前沒有人知道正確的路，向上的路；只有在我之後的時代，人們才有希望，有事業，能夠達到文化之路，在這路上我是壹個快樂的先驅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