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個人的兩個名字
我是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認識王暉的，這份友誼壹直持續到如今。當年我大學畢業來蛇口工作，他也從北方來到這裏，因都是大學詩社的骨幹分子，來這裏後，再次因為詩歌而成為了好朋友。
我們壹起搞過半島詩社，還壹起編輯了《招商世紀》詩刊，常因詩歌坐而論道，互相走動也是常事，有過許多快樂的玩談之事。我記得有次，我做了壹鍋雞湯，很高興打電話請他來吃飯，他支吾半天也不肯來，讓我十分失望，但又覺得奇怪，後來我追問起，他才解釋說自己不吃兩條腿的東西，把嚇了我壹跳。我問起原因，他說也沒有特殊的原因，打小就不吃。他這個解釋也讓我嘖嘖稱奇，留下深刻印象。
九十年代中期，下海經商成為潮流，身邊眾多朋友都被卷入商海，文朋詩友從商做生意，大有風起雲湧之勢，當我知道他也動了這心思，我還是很驚訝的。他先是兼職做磁碟生意試水，後辦起了自己的公司，整天東奔西跑，熱情高漲，吃苦耐勞的幹勁，讓我暗暗佩服，同時也有疑惑，詩人做生意，能成功嗎？
後來他越發忙亂起來，我們聚會的機會越來越少，最終他突然消失了。我也沒有特意去打聽他的情況，感覺有點詭異，我們好像壹起走在路上，稍稍走神，兩人就走散了，好壹出迷霧重重的嫌疑片，謎底難揭。現在想起來，還是覺得不可思議，當時自己怎麽就沒有再去打他的手機詢問情況呢？當時自己給出的壹個理由就是，他想出現，自然就會出現的，他不出現，肯定也有自己的理由，我不必強求。
王暉消失了大約十多年後吧，在本世紀的某壹天，我傍晚下班從公司出來，走在“海上世界”那段路上。突然，有人從某處叫我的名字，我有點困惑，轉頭尋找聲音的源頭，楞了幾秒後，我才認出，是伊爾福，他坐在壹輛停在路邊的車子駕駛室，正朝我招手呢。他問起我最近的境況。我當時怎麽回答的，現在想不起來了。臨分手，他讓有時間去他家坐坐，他說手機還是從前那個號碼。當時會面的情形，讓我又感覺到了另壹種詭異。
我們由此又聯系上了。這時候我才知道，其實，伊爾福就住在我家對面馬路的某間公寓裏。我們距離那麽近，僅僅只隔了壹條馬路，卻壹直沒有聯系，之前也沒在路上遭遇過。想起來真的是太有意味了。
後來，去他家做客吃飯。伊爾福告訴我，公司做起來了，壹切好起來了。之後我們的聯系多了起來。某天，他突然說他又開始寫詩了。這同樣讓我感到驚訝。不過，離開詩壇，又重回詩壇，在當時是壹種風氣，有很多詩人下海經商成功後，若幹年後又重返詩壇寫作。依爾福也是雄心勃勃，和我談了他的想法，搞詩歌俱樂部，辦詩刊和論壇，熱情可嘉。
關於寫作，我們有過許多次面對面的辯駁，在聚會上，在去某地的車裏，我倆激動異常，言辭激烈，互相批判對方，常常為佐證自己觀念的正確而爭論得臉紅耳赤，當然結果是誰也說服不了誰。有趣的是，當話題離開寫作，轉入世俗話題，氣氛立刻變得風和日麗，祥和安寧，和諧得猶如兩人打太極推手，各自終有所獲。這種默契也讓我很驚訝。
其實，王暉和依爾福是同壹個人，或者說，是同壹個人的不同兩面。後者只是前者的筆名。有時候，我很難把兩者統壹起來。看他的詩歌，很西化，很先鋒。他送過壹本詩集給我《晃動與幻象》，他的詩歌，詭異，瑰麗，大氣，跳躍巨大，事物沈靜的下面，隱藏著隨時爆發的暴烈之力。
但我也很坦率第告訴他，我記得那如閃電般亮眼的“詩眼”句子，但讀完全詩卻不知所雲。關於詩歌和寫作，我們的爭論還是如從前那樣激烈，依舊在旅途中或聚會上互相切磋，但壹樣毫無結果。他讀過大量的西方思想和哲學著作，思維西化，但世俗中的他，卻是完全中國化的。他身上充滿了壹種悖論的魅力和迷惑。他辯駁說，他就希望創作出壹種新的詩歌形式。
作家詩人之間的爭論，永遠都難有統壹結論。對當代詩歌，我其實不想多說什麽，因為我只是個“前詩人”，停筆轉寫小說有經年的時間了。我籠統歸結為兩種態度去看寫作。他寫詩歌，在天上飛，是雲中仙子，來去自如，毫無束縛，心想事成。而我寫小說呢，是在地下行走，炊煙四起，凡塵滾滾，四面楚歌，東奔西逃。談論各自的意見，像是壹個在地下行走，壹個在天上飛行，只可遙相呼應，相互唱和，卻不可混同壹起。更何況，他精於理論和書面語，我則熟悉踐行寫實，雖然爭論之時各不相讓，但過後某時某刻，還是偶有感悟的。
對我來說，王暉，是世俗中的人，是我喜歡的朋友，固執，勇往直前，對朋友大氣，念舊感恩，他提起他創業之初，我曾經給過他小小的幫助，這讓我很驚訝，說實話，他不說，我早就不記得了；而依爾福呢，是詩歌的創造者，我看他，如雲中看月，海市蜃樓，無法清楚明了，但他有自己的方向和緯度。
在詩歌的路上，我不是個堅定的人，走走就走到另壹條岔路去了；而他走了壹段，停頓了十年，又重新出發。這個需要勇氣，也需要定力和思考力。前路茫茫，唯有恒心者有得悟者，能走到自己想象的盡頭。
女作家央歌兒
央歌兒嘴饞，是個好吃的主。我這樣說，並沒有冤枉她。認識後，她也向我坦白過，她從小就這樣，要是想吃某種東西了，她得要挖空心思弄來吃了，心裏才像放下了壹塊石頭，否則幹什麽都沒心思。我笑話過她，說過去好理解，現在都什麽年代了。她頗受委屈似的，說改不了啦，就是饞嘛，沒辦法啊。
其實，我們第壹次見面，就是在光子做東的飯局上。當時光子給我電話，讓我從蛇口趕去龍華鎮，去壹家火鍋店裏吃狗肉，順便也認識幾個美女。我趕到的時候，已經有點晚了，食物已經被收拾大半。我落座後，光子就站起來，向我介紹在座的各位。其中就有央歌兒。早前我就知道她，寫小說的，有中篇小說《來的都是客》被選刊選用。沒想到在這裏不經意就遇上了。當時我給了她名片，卻沒有收到她的名片。後來才知道，她沒有印名片，也沒這習慣，是個自由作家嘛。當時我也餓了，只埋頭吃，她說得也不多，也在吃。我聽他們說，說了些什麽，都不記得了，只記得她的口音，是北方的，她剪個短發，帶壹副眼鏡，挺知識分子的摸樣。
後來我發現，她的饞勁也表現在小說的寫作上，她寫得很勤奮，對小說有種饞勁。那次飯局後不久，我突然接她的電話，說想找我問點事。我們才見了壹次，沒事我是不會主動找人的。沒想到她找上了，說明我們還有點緣分吧。當時她完成了長篇《來的都是客》，正為出版的事煩惱，她說想聽聽我的意見。有意思極了，我在電話裏聽她說話，知道她是個比我更性急的人。不過這很好，她北方人的爽直，使我感到交流沒有障礙。
我談了我的看法，建議她多投幾個出版社。她那部長篇《來的都是客》也真是夠遭罪的，從投稿到出版，整個過程都不順利，挺好的壹部作品，受到的待遇差，印數也不高，連書的作者名字都搞錯了，變成了“央歌”，後來連支付稿酬也弄錯了錢數。為了這本書，她是受夠了折磨，可沒少生氣，甚至和編輯幹起來，氣得哭了幾次，還說準備改行做生意，不再寫小說了。我在電話裏聽她急哭了，也只能安慰她，我說抱歉啊，我又不在身邊，朋友們也不在身邊，否則可以送上擦眼淚的紙巾嘛。她是個急性子，想到的事，非得馬上去辦了，有了個結果，不管是好的'，還是壞的，心裏才會踏實。
為那部長篇鬥爭了好久，讓她稍感到欣慰的，是其影視版權今年初被壹家影視公司買走了。她告訴我這消息的時候，我就逗她，怎麽樣，美女作家，還要拋棄文學去做生意嗎。她就咯咯地笑了，狡辯說，哎呀，看來是文學不肯拋棄我嘛。她還警告我，不許叫她美女作家，她說自己討厭這個稱呼。她說現在的美女作家，寫的作品大多不敢恭維。再說，她說，我都這把年紀了。我故意逮住她的後半句話，和她開玩笑說，哈哈，原來是年齡問題啊。其實，我說，妳正處於女人最有魅力的年齡，妳有氣質的嘛。她聽了嘻嘻的笑。我也笑了，說擊中要害了吧。她回擊我說，妳少貧嘴吧，我這把年紀，對別人的拉攏腐蝕都是有壹定的抵抗力的。說完，她就哈哈大笑起來。她是個容易開心，也容易傷心的人。
其實寫小說對她來說，也就近兩年才開始的，她說以前在大學寫過壹篇，投出去沒消息，大受打擊之後就沒再寫了，壹直安心地做壹名中學語文老師。壹晃就許多年過去了。1999年從哈爾濱移居深圳後，在家裏呆了壹段時間，沒出去工作，心情挺郁悶的，看看刊物上的東西打發時間，但刊物上的作品不盡滿意，她覺得自己可以寫出更好的來，就嘗試寫點東西來解悶，沒想到出手不凡，其中篇小說《來的都是客》壹經發表，就被《小說選刊》等選刊看上了，這在最近幾年的深圳文壇是少有的。我認識她後，公開對她說，我現在把妳列為我的競爭對手。的確，我心目中的對手，在深圳我只挑選她。她的小說《紋身》、《半顆牙》、《流水飛紅》等，寫得都有壹股狠勁，寫女人的情感，她寫出了壹種淋漓盡致的疼痛感，要是單從作品看，肯定會說是個男作家寫的。這就如同她鮮明的個性壹樣，愛憎分明，和她交往，不會讓人有和稀泥的感覺，都是快刀斬亂麻的痛快勁。
和央歌兒打交道是愉快的，我們的交流，通常在電話裏多。她要是來電話了，壹是有喜訊，二是寫了個好東西，三是寫得無聊了。她會在電話裏哇哇地說個痛快，然後說，那，妳去寫東西吧。有時某個朋友提議說，出來聚聚吃喝壹頓吧。以前她會熱烈響應的，我和她出去吃飯，總是她負責找地方，對找飯館，她倒是很有耐心的，有時要跟著她走好幾條街道，才找到她心目中的飯館，坐下來後，點菜的工作也是交給她完成，因為她好吃在行嘛。現在呢，壹說弄個飯局，她就說，好像也沒什麽意思啊，熟人在電話裏壹聊就得了。她變得比以前深居簡出多了，就窩在家裏，看看影碟，壹度她還迷上了韓國電視劇，和我說起來就滔滔不絕。當然，看書和寫作是她日常生活的主要內容。
偶爾我們還是會聚會吃喝壹頓的，她照樣吃得來勁，吃得專心致誌。我就警告她說，妳也該註意壹下了，不要光顧吃喝，也得鍛煉壹下了。比如說，找我打個羽毛球什麽的。因為她的身體算是豐腴的，我常常贊美她有韻味，但再吃就是另壹副摸樣了。她卻狡辯說，也許是早年做導遊，走路多傷了，都不愛動了。
每次聚會，聊好了，吃好了，我們就會各自回家。在這之前和之後，我說的是聚散前後，我們各人都會握個手什麽的。這時我們就會驚嘆，哎呀，央歌兒的手好柔軟呀，握上去，真像十八歲姑娘的手。她倒很認真地說，還真的，我的手是好嘛。其實，她的手倒真是好，握上去是柔弱無骨的感覺。這樣的手，當然適合在家裏寫作了。我們聽她說得這麽認真，就忍不住轟笑起來，說那得約個時間再聚壹聚，握握央歌兒的手，立馬回到十八、九歲。
又見師兄李洱
李洱喊我的名字時，我正在會所前的空地徘徊。聽見喊聲，我擡頭望過去，他正朝我走過來，十幾年沒見，他還容顏未改，還是那麽瘦，沒有挺起的肚腩，依舊壹副我心中文人的摸樣。我笑著握住他伸過來的手，說他還和學校那會差不多啊。他嘿嘿地笑，壹邊和我搭話，壹邊引我往會所裏走。這時是2005年5月15日的午飯時間，陽光正好，曬得人懶洋洋的。
說起來，李洱是師兄，高我兩屆，但我們不同系。他讀中文系，我讀經濟系。八十年代中期，我在華東師大上學那會，文學和經濟同樣熱。那時我對文學萬分迷狂，很崇拜中文系的人，不但和夏雨詩社的人混在壹起，整天搗鼓詩歌，還老往中文系的宿舍裏竄，遇見許多癲狂邋遢的“文人雅士”，有關他們的奇聞逸事，早在校園傳遍。但顯然李洱不在此列，他是我喜歡的另壹類文人，文質彬彬，斯文得體。那時他寫得壹手好散文，在搞壹本叫《散花》的油印雜誌，上面發過中文系幾個才子的壹組同題散文，叫《林蔭道上的咖啡館》，恕我愚笨，直到現在，都沒搞懂他們那組散文的寓意。
我們在不同的文學社團，但偶爾壹起參加活動。記得有次去上海的“大世界”參加文學活動，晚上壹起坐車回來，我站在車上，手吊在扶手上，壹路聽他說些笑話，說了些什麽，我不記得，總之蠻好玩的。後來他壹畢業，走後就杳無音信。我畢業後回深圳，寫了近十年的詩歌。到九十年代中期，我的寫作從詩歌轉向小說。小說寫完便跑圖書館，翻閱文學雜誌，找地址四處投稿。我註意到壹個叫李洱的作家，頻頻出現在各家雜誌上，但當時也沒太留意，也沒看過他的作品，不明白他為什麽那麽紅，到處都是有關他作品的評論。後來我翻閱到《作家》雜誌，有壹則他的簡介，還配了照片，我這才知道，李洱就是榮飛呢！我記不清楚了，我是從朱彥鵬大哥還是從格非那裏要到了他的電話號碼。我打過去，他在鄭州家裏，顯得挺驚訝的，連說真沒想到呢。
我們就這麽聯系上了，但壹直沒能見面，在電話裏，我們聊了很多，談過他的《花腔》和《石榴樹上結櫻桃》兩本書，似乎前者的成就比後者高。他問過我的看法，我也實話實說，我喜歡後者，我幾乎是壹口氣讀完後者的。我常說，妳來深圳玩吧，我請妳吃飯；他也笑著說，我去鄭州玩的話，他請我吃飯。這話說了幾年，沒想到，我們卻是在北京見面，才有了個兩人的飯局。
我們往會所走，遇見壹個女服務員，李洱逗她說，這小妹妹很好的，我們就在這吃吧。那小妹妹抿嘴壹笑，領我們往大廳走。到了門口，望壹眼，李洱又說，要不我們吃烤鴨吧？他說過又帶我出來，橫過馬路，往對面壹家烤鴨店走。進去壹看，人多聲雜，根本沒法說話，我們又倒回那家會所去，進大廳挑位子坐下。我對李洱說，妳點菜，我請客。李洱只問我喜歡吃什麽。我說我對吃的都采取通吃的態度。李洱說他還比較講究吃的，於是點了許多菜，邊吃邊聊些瑣事。吃好，他說晚上要回趟鄭州，得回去收拾東西。
我喊服務員過來結帳。但李洱堅持說他是東道主，這飯他請，搶著結了帳。之後，我們還坐在大堂的沙發上，由那個可愛的小妹妹給我們照了個合影。出了會所，李洱讓我到他家坐壹會。我註意到他心事重重的，有點擔心會打擾他。李洱說，那半個小時吧。
在他寬敞明亮的家裏，我們坐在陽臺聊天。我註意到陽臺的壁櫃上，擺了些他夫人的獎狀，我就問他的呢。他說要是擺出來，他不是有病嗎？我說他太謙虛了。他只是笑。我問他幹嗎心事重重的。他說自己是個懶散的人，但總有許多瑣事要做。談到寫作，我說挺羨慕他的成績的。不過，他卻說挺羨慕我這種狀態的，愛寫就寫，不想寫就不寫。我有點驚訝，說妳說笑吧？李洱解釋說他欠了許多文債。我笑說這不挺好的嘛。李洱苦笑壹下，說寫得太快的話，對得起編輯，卻對不起讀者，反過來也壹樣。他話不多，我也是，有時候我們就不說話，都發呆，想起就搭壹句話。後來他送我下樓，我出來壹看表，都過了壹個小時了。
從北京回來，我將照片沖出來，壹看，李洱和我，都顯得嚴肅，都心事重重的。後來，我們通了個電話，他正在修改壹個小說，聽他的語氣，有點煩躁。我打趣說，煩什麽啊，作品能發在那麽好的雜誌上。他卻不以為然，說我不明白。我說我想煩都沒得煩呢。他反問我，壹個月能寫出兩個中篇，兩個短篇的嗎？我說那我不行。他說搞“聯網四重奏”的時候，他就幹過，那太難了。想想也是，他是這麽個認真的人，要想敷衍，肯定不可能。我想這就是他苦惱的原因吧。後來聊到我的作品，我讓他挑毛病，他說我的東西太平，不夠深刻，沒有痛感。我辯解說，我看世界的眼光是平和的。他說小說不該這樣。他以前給我的書《貌合神離》寫過書評，寫得十分機智好玩，還不失寬容大度，對我筆下留情，讓人看了有份溫暖感。
這次北京見面，距我們上次在學校的見面，中間相隔了大約十五年，時光飛逝，他現在已是著名作家了，但還保留著那謙謙君子的風度，和他相處，讓我毫無見外的惶恐。而我呢，白的頭發比他多，肚子也比他挺，學問卻沒見長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