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發生於1956年。當時，羅廣斌、劉德彬、楊益言在重慶市郊南溫泉創作革命回憶錄《錮禁的世界》，楊本泉以《重慶日報》副刊編輯的身分，應邀擔任輔導。早在1949年12月編印悼念烈士的專刊《如此中美特種技術合作所》時，楊本泉就與這三位曾出生入死的革命戰士愉快地合作過；加上楊益言是他的胞弟，劉德彬是他高中的同班同學，性格開朗的羅廣斌與他壹見如故，所以四人融洽無間，有話就直說。
壹天，羅廣斌拿出壹篇題為《我的自白書》的詩稿，向楊本泉征求意見。楊本泉讀後覺得，這首表現獄中感受的作品缺乏必要的意象，主題欠集中，句子也比較松散，只有“人不能低下高貴的頭/只有怕死鬼才乞求自由”這兩句較有詩味，於是就憑借他們三人平時談到的在國民黨監獄中的情況，並馳騁藝術想象來進行改寫，集中表現革命者在被敵人逼寫“自白書”那壹瞬間所爆發的情感；詩的第三小節結合了中國革命高潮、重慶解放前夕的背景來構思，以表達革命樂觀主義的精神。定稿後，全詩分三個小節，***十二行，其中十行是楊本泉的作品。羅廣斌在獄中受過嚴酷的刑訊，戴過腳鐐，是堅貞的革命者，因此楊本泉始終以羅廣斌作為詩的模特兒來構思，並不是代陳然寫，更沒有懷著半點作偽之心。
由於種種原因，《錮禁的世界》未能出版，這首經過大改的《我的自白書》也沒有發表。次年，楊本泉被戴上“極右派”的荊冠，被遣送去雲南修建內昆鐵路，壹去就是五年，斷絕了文化信息。1962年，他結束勞動教養回到重慶日報社從事體力勞動，才知道《烈火中永生》和小說《紅巖》已經出版，也才知道《我的自白書》被視為陳然烈士的遺作，收進了《革命烈士詩抄》（肖三編）中。當時，他頭上的右派帽子還未摘除，決不敢“亂說亂動”，改寫《我的自白書》事關重大，他除了在給報社組織寫交待材料時談過以外，連對親人也不敢泄露絲毫。如今，要不是因為我讀了何蜀的文章而寫信給他，他也不會向我說出有關的底細。
楊本泉1947年於復旦大學新聞系畢業後，曾在多家報紙任記者、編輯。改革開放後恢復了工作，在重慶出版社副總編輯的崗位上退休。他本身是壹位有成就的詩人，1942年開始在上海、重慶等地報刊發表詩歌，這些年，以“穆仁”的筆名出版過多本詩集。現在雖然已80歲，仍熱心於詩歌事業，與幾位誌同道合的詩友自費創辦《微型詩》和《小詩原》等兩份小報，積極提倡小詩，在全國頗有影響。他完全有水平改出這樣的好詩，他的說話是可信的。
其實，何蜀文章中所引的胡元的回憶，也提供了證據：當年，胡元在南溫泉讀到了《我的自白書》，詢問是誰寫的，“楊本泉叫我猜。我猜是羅廣斌，羅廣斌笑著搖搖頭。又猜是劉德彬，劉德彬也搖頭。我就對楊本泉說：‘那就是妳寫的。’楊本泉伸出雙手擺了幾下道：‘大家寫的，大家定的。’”可見楊本泉是該詩的主要作者。
楊本泉至今也沒有萌生取回創作權的想法。他在給我的信中說：“我不僅是以他（指羅廣斌）的詩稿作（修改）對象，而且保留了他的兩個原句；我所奉獻的，不過是他還不成熟的詩的形式罷了。”
這種修改或改寫，在編輯工作中並非罕見，作為壹名退休編輯的我，對此完全理解。《我的自白書》不管作者是誰，都是壹首好詩。這首詩情緒激蕩，正氣凜然，語言精練，聲韻鏗鏘，極有感染力，是新詩史中的精品。雖然它不是陳然的遺作，但依然具有很高的思想意義，因為它真切地表現了陳然們的心聲。我在1月18日寫給楊本泉的信中說：““兄雖是‘代人賦’，然而賦出了能傳世的真詩。”這決非過譽之辭。現在既然創作過程已經清楚，我們不應因人廢詩，大可以作壹些處理，譬如，重印《革命烈士詩抄》時將它刪去；編進語文課本時取消陳然的名字並加以說明，問題就解決了。
話說回頭。何蜀將這壹“詩案”挑了出來，是對實事求是精神的弘揚。老石義憤填膺地批判了作偽的禍害，其思想意義遠遠超越此詩。陳章冷靜地對有關問題進行分析判斷，是給讀者提供了客觀的思維態勢的佳例。這三篇文章，都出自對意識形態領域的關註，都體現了知識分子的良心和責任感。附：《我的自白書》任腳下響著沈重的鐵鐐，任妳把皮鞭舉得高高，我不需要什麽自白，哪怕胸口對著帶血的刺刀！人，不能低下高貴的頭，只有怕死鬼才乞求“自由”；毒刑拷打算得了什麽？死刑也無法叫我開口！對著死亡我放聲大笑，魔鬼的宮殿在笑聲中動搖；這就是我———壹個***產黨員的自白，高唱凱歌埋葬蔣家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