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對文學的各種題材有了比較細致的區分，更重要的是對各種題材的體制與風格特點有了比較明確的認識。曹丕的《典論·論文》把文體分為四種，並指出它們各自的特點：“奏議宜雅”，
“書論宜理”，
“銘誄尚實”，
“詩賦欲麗”。《文賦》進壹步將文體分為十類，並對每壹類的特點也有論述。值得註意的是，他將詩賦分為兩類，並指出“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的特點。至於《文心雕龍》和《文選》對文體的區分既系統，對文體的討論也很深入。《文心雕龍》對每壹種文體都追溯其起源，敘述其演變，說明其名稱的意義，並舉例加以品論.《文選》是按文體編成的壹部文學總集，當然對問題有詳細的辨析。如果對文學只是壹種混沌的概念而不能加以區分，還不能算是對文學有了自覺的認識，所以文體辨析是文學自覺的重要標誌。
第三、對文學的審美特性有了自覺的追求，。文學之所以成為文學，離不開審美的特性。所謂的文學自覺，最重要的或者說最終還是表現在對審美特性的自覺追求上。上面提到的，“詩賦欲麗”的“麗”，“詩緣情而綺靡”的“綺靡”，“賦體物而瀏亮”的“瀏亮”，便已經是審美的追求了。南朝時，四聲的發現，並運用於詩歌領域，再加上對用事和對偶的講究，證明了他們對語言的形式美有了更自覺的追求，而《文心雕龍》以大量篇幅論述文學作品的藝術特征，涉及精彩、聲律、麗辭、比興、誇飾等許多方面，更是文學自覺的標誌。
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文學理論和文學作品著作豐富，個性鮮明。詩學擺脫了經學的束縛，整個文學思潮的方向也是脫離儒家所強調的政治教化的需要，尋找文學自身獨立存在的意義，這個時期文學創作的壹個顯著特點是：服務於政治教化的要求減弱了，文學變成個人的行為，抒發個人的生活體驗和感情。文學審美趨向重意象、重風骨、重氣韻，詩歌求言外之意，音樂求弦外之音，繪畫求象外之趣，各類文藝形式之間相互溝通的這種自覺的美學追求，標誌著壹個新的文學時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