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受到沈從文的影響，而很少有人意識到“青出藍而勝於藍”。如果就作品的豐富性和成熟度而言，汪曾祺已經將沈從文的審美精神進行了擴展和延伸，發展到壹個新的高峰。沈從文的價值在於對鄉村的抒情性描寫和摒棄意識形態的敘事態度，他從梅裏美、屠格涅夫等古典主義作家那裏汲取營養，開創了中國風俗小說的先河。汪曾祺成功地繼承了老師淡化意識形態的敘事態度和詩化、風俗化、散文化的抒情精神，但汪曾祺將沈從文的視角從鄉村擴展到市井，這是壹個了不起的創舉。壹般來說，對鄉村的描寫容易產生抒情、詩化意味，在歐洲的文學傳統和俄羅斯文學的巨星那裏，對鄉村的詩意描繪已經有著龐大的“數據庫”，在中國文學傳統裏，雖然沒有鄉土的概念，但是中國的田園詩歌以及由此派生出來的山水遊記、隱士散文，對鄉村的詩意描繪和詩性想像也有著深厚的傳統積澱。而對於市井來說，中國文學少有描寫，更少詩意的觀照。比如《水滸傳》，作為中國第壹部全方位的描寫市井的長篇小說，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但《水滸傳》裏的市井很難用詩意來描寫，這是因為市井生活和鄉村生活相比，有著太多的煙火氣，有著太多的世俗味。但生活的詩意是無處不在的，人們常常說不是生活缺少詩意，而是缺少發現詩意的眼睛。汪曾祺長著這樣壹雙能夠發現詩意的眼睛，他在生活當中處處能夠尋覓到詩意的存在。好多人寫汪曾祺印象時，會提到他那雙到了晚年依然充滿著童趣和水靈的眼睛。眼睛是心靈的外化。汪曾祺那雙明亮、童心的眼睛讓他在生活中發現了壹般人忽略或不以為然的詩意。像《大淖記事》、《受戒》這類帶著鄉村生活的題材自然會詩意盎然，當然在汪曾祺的同類題材作品中，這兩篇的詩意所達到的靈性程度和人性詩意也是同時代作家無人能及的。而在《歲寒三友》、《徙》、《故裏三陳》等純粹的市井題材的小說中，汪曾祺讓詩意潤物細無聲地滲透到日常生活的每壹個角落。當然，或許有人說，描寫故鄉生活的“朝花夕拾”，容易帶著記憶和回憶的情感美化劑，容易讓昔日的舊人舊事產生溫馨乃至詩意的光芒，因為故鄉是人的心靈出發點，也是歸宿點。但當妳打開汪曾祺的《安樂居》、《星期天》、《葡萄月令》等以北京、張家口、昆明、上海為背景的作品，還是感到那股掩抑不住的人間情懷、日常美感。汪曾祺能夠獲得不同文化層次、不同地域讀者的喜愛，是有道理的。市井，在汪曾祺的筆下獲得了詩意，獲得在文學生活中的同等地位，而不再是世俗的代名詞，而是人的價值的體現。汪曾祺自己意識到這種市井小說的價值在於“人”的價值，他說，“‘市井小說’沒有史詩，所寫的都是小人小事。‘市井小說’裏沒有‘英雄’，寫的都是極其平凡的人。‘市井小說’嘛，都是‘蕓蕓眾生’。蕓蕓眾生，大量存在，中國有多少城市，有多少市民？他們也都是人。既然是人，就應該對他們註視，從‘人’的角度對他們的生活觀察、思考、表現。”可惜這樣的文學創造價值被人忽略太久。
就語言的層面而言，沈從文可謂達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他的敘述語言和人物語言都是那麽的精確和自然。但不難看出，沈從文的小說語言顯然帶著新文學以來的痕跡，這個痕跡就是西方小說的文體，當然這就造成新文學的文體與翻譯的文體形成了某種“同構”。在白話文草創時期，新文學的寫作自然會下意識地接受翻譯文體的影響，像魯迅的小說語言和他翻譯《鐵流》的文體是非常相像的。沈從文在同時代的作家中，是對翻譯文體過濾得最為徹底的作家，但毋庸置疑，沈從文的小說語言雖然帶著濃郁的中國鄉土氣息和民間風味，也帶著“五四”新文學的革新氣息，但讀沈從文的作品，很少會去聯想到中國的古典文化和中國的文人敘事傳統。而汪曾祺比之沈從文，在語句上，平仄相間，短句見長，那種比較歐化的長句幾乎沒有，讀汪曾祺的小說，很容易會想到唐詩、宋詞、元曲、筆記小說、《聊齋》、《紅樓夢》，這是因為汪曾祺自幼受到中國古典文化的熏陶，對中國文化的傳統有著切身的體驗和感受。比沈從文的野性、原生態要多壹些文氣和典雅。作為中國小說的敘事，在汪曾祺這裏，完成古今的對接，也完成了對翻譯文體的終結。翻譯文體對中國文學的影響由來已久，也促進了中國新文學的誕生，但是翻譯文體作為舶來品，最終要接上中國文化的地氣。汪曾祺活在現代文學和當代文學之間，歷史造就了這樣的機會，讓人明白什麽是真正的“中國敘事”。尤其是1978年以後，中國文學面臨著重新被歐化的危機，面臨著翻譯文體的第二潮，汪曾祺碩果僅存地提醒著意氣風發壹心崇外的年輕作家，“回到現實主義，回到民族傳統”。汪曾祺作為“現代”文學的過來人，在當代文學時期仍然保持旺盛的創作力，他不是那種只說不練的前輩自居的過來人，他的提醒雖然不能更正壹時的風氣，但他作品的存在讓年輕人刮目相看，心服口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