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黍離離，彼稷之穗。行邁靡靡，中心如醉。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彼黍離離，彼稷之實。行邁靡靡，中心如噎。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這是《詩經·王風》中的《黍離》，壹首悲嘆周室顛覆，寄寓憂國之思的懷古詩。《黍離》為《王風》第壹篇，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詩序》說：“《黍離》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為禾黍。閔周室之顛覆，仿徨不忍去，而作是詩也。”從詩意來看，其說是可信的。在中國，五谷始終是壹個變化中的概念。大約兩千年前，五谷的排序為稻、黍、稷、麥、菽。黃河流域是以粟（稷）、黍為主體的旱地農業。《黍離》詩作者行役至西周都城鎬京遺址，即所謂宗周，滿目所見，已沒有了昔日的城闕宮殿，也沒有了都市的繁盛榮華，只有壹片郁茂的黍苗盡情地生長，也許偶爾還傳來壹兩聲野雉的哀鳴，此情此景，令詩作者不禁悲從中來，涕淚滿衫。黍稷之苗本無情意，但在詩人眼中，卻是勾起無限愁思的引子，他緩步行走在荒涼的小路上，心旌搖搖，如醉如噎，充滿悵惘。悵惘尚能承受，令人不堪者，是這種憂思不能被理解，不能被盡情表達傾訴。這種大悲哀，只能質之於天：“悠悠蒼天，此何人哉？”關於這首詩，雖然還有諸多說法，但詩中所蘊含的那份因時世變遷所引起的憂思是無可爭辯的，其顯示的滄桑感帶給讀者的心靈以深深震撼。
從《詩經》開始，民生的慘淡、家國的傷嘆就壹直是文學主流必不可少的內容。《黍離》表現出的心思惶惑、憂慮重重的形象，在中國文藝的太初時代，就將“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的人格化的悲劇意識凝註在知識分子的思維背景中。從《離騷》到《史記》，從《長門賦》到《哀江南》，在歷史的湍流中艱難求索的民族精英，自始至終不曾放棄“悲天憫人”這樣壹個道義上和精神上的沈重責任。《黍離》的深重憂思彌漫數千年，壹直穿越到現當代文學。記得金庸先生的《射雕英雄傳》第壹回《風雪驚變》，講的是壹個說書人在牛家村裏說書，開頭有首詩：
“小桃無主自開花，煙草茫茫帶晚鴉。
幾處敗垣圍故井，向來壹壹是人家。”
這首詩的作者是南宋詩人戴復古，說書人把它作為說書開場的“定場詩”。詩中寫的是江淮壹代在金兵侵略後壹片殘破雕敝的景象，由眼前的敗景讓人聯想到這裏原來也是安居樂業的太平地方。南宋時，淮河流域作為宋、金交戰的前線，村莊田野均受到毀滅性的破壞，昔日繁華的城市、富饒的村莊，已壹派蕭條荒涼，壹處處毀壞倒塌的矮墻，繚繞著廢棄的水井，再綴上黃昏裏盤旋著的烏鴉，不啻在告訴人們，這裏已經沒有人煙了。這分明是壹首表現“黍離之悲”的詩，這首沈郁頓挫的詩，開篇便奠定了《射雕》以家國天下為本位的思想基調，使讀者被壹種憂傷的興亡之感所縈繞，愴然涕下，神魂為之所系。
從《詩經》的“黍離之悲”，唐詩中的“舊時王謝”，宋詞的“廢池喬木”，到《紅樓夢》中秋風落葉的“廢園”，我們的民族其實並不拒絕悲劇。在中國，詩聖的名號是給予杜甫的，給予“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這樣的哀挽之情、血淚之辭。杜甫深沈浩瀚的心靈所傳承與表達的，是歷史無法淘盡、時間也不能沖淡的“文明的苦難”。歷史驚人地相似重復，幽王嬖褒姒而成喪身亡國的末主，玄宗嬖楊玉環而成棄都喪國的準末主；宗周都城鎬京宮室宗廟被毀，變得黍稷離離，而李唐都城長安被胡騎踐踏，太廟為亂賊所焚。周大夫感傷而作《黍離》詩寫西周之亡，千餘載後杜甫寫戰亂中的“三吏三別”，寫安史之亂後長安的蕭條破敗景況。相同的美刺傷閔、哀思之言、亂世之音，杜甫詩與《詩經·黍離》壹樣，彌漫通篇的，是面對國家興亡，朝代更叠而自己卻無能為力的情況時，懷有強烈道德抱負的知識分子無法排遣的天問與苦悶。其優美不來自文辭，而來自於“創深痛劇”後的那份克制與隱忍，這也正是中國悲劇理念之有別於西方悲劇的核心差異。
為什麽要克制與隱忍？因為，那是壹種胸中有種種甜酸苦辣寫不出來的情緒，欲說還休，欲說還休，最後，只有索性不寫了，只是咬著牙齦，詠嘆壹番，壹往情深，字字泣淚。人首先是壹個社會的人，“人”的悲劇的第壹義是社會的悲劇，當山河羈旅、家國破碎，渺小的個人在大時代的動蕩中又有什麽辦法呢？“我”所以心有戚戚，為的是抱怨命運加在“我”身上的不公，更為的是由己及人，而不能不感嘆的黎民百姓的鹿鼎掙紮。這種面對物是人非、盛衰之變的強烈失落與不適應感，這種對蒼生的俯瞰而興起的關懷與憐憫的痛楚，至深至廣，難以言說。
本來，感到的痛苦越大，流下的淚就越多，發出的哀聲就越響，但“黍離之悲”卻反其道而行之，越是創痛，就越要克制，越不肯落入抱怨，因為，這綿綿長恨又豈是簡單的抱怨可以承載之？《黍離》的深重憂思彌漫數千年，厚重濃郁的文化內涵，遠不是壹言所能概括。《詩經》以降，中國文學中從此浮現著壹個西風殘照下包括著廢園、落花、衰草、頹墻的意象群，在庾信、杜甫、李煜、蘇軾、姜夔、陸遊等的手中，“黍離之悲”傳承不衰、延續千年。這種憂傷根植於民族的內心，深藏在每個仁人誌士的腦海中，並且每每在國破山河，民族興亡之時被激發，成為文人反復詠嘆的主題之壹。
楸梧遠近千官冢，禾黍高低六代宮。面對故園頹毀、梁棟無蹤，那尋尋覓覓的徘徊、聲聲斷斷的哀鳴、空空悵悵的仿徨，又寄與誰呢？所謂中國性，源於文化江山，如果沒有黍離之悲，沒有興亡之感，沒有“蒹葭蒼蒼，白露為霜”的悲秋情緒，沒有見物起興、托物言誌的能力，我們還有什麽權利說自己是中國人？我們又如何獲得身份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