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是新文化運動最早的倡導者與實踐者之壹，由於新文化運動所倡導的白話文是新生事物，當時社會上對此的反對異常激烈，反對白話文運動的有大學者吳宓、黃侃、林紓、梅光迪、章士釗等人，尤以黃侃為最。
黃侃乃國學大師章太炎的大弟子，恃才傲物，其狂妄與尖刻是出了名的。壹次，黃侃對胡適說：“妳提倡白話文，不是真心實意！”胡適問他何出此言，黃侃正色回答道：“妳要是真心實意提倡白話文，就不應該名叫‘胡適’，而應該名叫‘到哪裏去’。”此言壹出，他仰天打三個哈哈，胡適則氣得臉都白了。
又壹次，黃侃在講課中贊美文言文的高明，舉例說：“如胡適的太太死了，他的家人電報必雲：‘妳的太太死了！趕快回來啊！’長達11字，而用文言文則僅需‘妻喪速歸’4字即可，僅電報費就可省三分之二。”
這壹次，胡適回擊了，而且巧妙得令人拍案叫絕。也是在課堂上，胡適大講白話文的好處時，有位同學不服氣地問：胡先生，難道說白話文壹點缺點都沒有嗎？胡適微笑道：沒有。這位學生想起黃侃關於文言文電報省錢的論調來，反駁道：怎會沒有呢，白話文語言不簡潔，打電報用字就多，花錢多。胡適說：不壹定吧。要不我們做個試驗。前幾天，行政院有位朋友給我發信，邀我去做行政院秘書，我不願從政，便發電報拒絕了，復電便是用白話文寫的，而且非常省錢。同學們如有興趣，可代我用文言文擬壹則電文，看看是白話文省錢，還是文言文省錢。
同學們果然紛紛擬稿，最後胡適從電稿中挑出壹份字數最少的且表達完整的，其內容是“才學疏淺，恐難勝任，恕不從命。”胡適念畢，不無幽默地說：“這份電稿僅12個字，算是言簡意賅，但還是太長了，我用白話文只需5個字：幹不了，謝謝。”隨後胡適解釋道：“幹不了”，已含有才學疏淺、恐難勝任的意思，而“謝謝”既有對友人費心介紹表示感謝，又有婉拒之意。可見，語言的簡練，並不在於是用白話文，還是用文言文，只要用字恰當，白話文能做到比文言文更簡練。
胡適壹番精辟的闡述，是對黃侃“文言文電報省錢”之論調的回馬壹槍。同學們聽後不由得紛紛點頭贊同。在胡適等的不懈努力下，白話文最終取代了文言文。
2. 為什麽白話文全面取代了文言文" 五四"新文化運動，白話文取代了文言文。私塾教育制被取消，學生不用再讀[四書五經]了。此後學校中學的大部分是白話文，只有很少兩篇是古文。去年高考壹篇：赤兔馬之死，以文言文仿[三國誌]博得滿分。而社會與論贊賞有之，貶斥有之。貶斥者言：都什麽年代了，還提倡文言文，“五四新文化運動”不是白搞了麽？又在走回頭路了。
是不是進入現在文言文就不應該存在了？文言文只可供學者研究之用呢？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要解答的白話文到底起了什麽作用？我認為白話文的作用只是在普及文字上起到了壹定作用。簡化字和繁體字的區別不大，就是筆劃簡單了，如果是個讀書人，簡與繁的效果都差不多，不會因為繁就記不住它。白話文則是口語化了，文字與語言具有壹致性。文言文則是傳承而來的書面語，其特點是簡明達意，不象我們說的話那樣費口舌。
那麽文言文與白話文的差距是怎麽來的呢？記錄孔子言行的[論語]似乎如白話文，並不十分難解，但語言精要。若觀宋朝的[朱子語類]則與白話文差不多，好象宋時的語言習俗與現代的語言相差不大。至元曲、明清小說，則是基本白話，沒有人捧了本[紅樓夢]、[水滸傅]、[西遊記]說看不懂的。可見，合附日常口語的白話文早就存在了，並非“五四”之功。而文言文，只是在記史時，為精簡文字；若是科舉應試、填詞作賦用之。
既然文言文作為壹種書面語言形式存在，在歷史傳承中並沒有消失，自然有他的原因。由人類發展史來說；語言起源在漢字起源之先。名物先以語言，後以圖形象物。西方以文字合語言，每壹字母代表壹個音節，以拼音為文，使得語言與文字有壹致性。而中國則不同，語言了語言，文字則象物為文。拼音字節是在梵文傳入中國之後才開始有的，以前則是以字拼字，單音節字拼雙音節字。正是由於語言與文字的差距，使中國文字會長期保留兩種特色，文言文與白話文。秦以前，各國均有自己的漢字，壹個象形文字有很多種寫法，然而語音卻是各國相同，現在也沒有看到有史料記載，各國出使，或朝見天子要帶翻譯官的。秦以後，則統壹文字，以秦地文字為標準文字。以後文字是統壹了，而字與口語中的含義並末統壹，有口語中常用的音節，卻沒有對稱的文字。也有壹個字代表壹個詞組的，這種習俗壹直到“五四”前期。至“五四”全盤西化，仿西人之語音與字對應，作漢語拼音，文字全部口語化。常用的漢字只有三千來字，原來壹字表壹物的，現在變成以音似表物，所以用字的數量大幅度減少，使大部分漢字成了生辟字。後來又有人主張，漢字簡的不能再簡了，為了普及和掃盲，以拼音文代替則可。這是繼“五四”之後全盤西化的又大膽之舉，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人提出過要廢除中國文字，而在今天人人大膽，個個可成倉頡，再過些日子中國的文字將會消失了。
古文的意義還在麽？古時[六書]，是為造字、用字之法，屬文字學。分為象形，象聲，象事，象意，轉註，假借等六種。如今以口語來說，只要合音就可以了，而其他的字都可以不要了，中國文字再壹演，則可演至如日本的片假名，最後也只拼音節。這個是國際潮流麽？我們古人造就的文字，及其深厚的文化底蘊，今後不是專家恐怕都難讀解了。古文中的字都是單意字，如“五四”之後，白話文與文言文不並行，單意字演成白話文的詞組，原意大多不能再解。如“變化”，原可以辯證法說理。“變”可以說是質變，忽變；“化”可以說是量變，是緩“變”。如“學習”，“學”重於思，“習”重實踐，知行合壹，則是學習。這些都是很好的辯證對子，而哲學翻譯者卻不註重這些已有的對子，另造詞組，導致詞不達意。古人的辯證精神很難再領略了，這此都是“五四”只重語音，不重詞意之過，導致中國傳統文化並末能與西方文化契合起來。
3. 是誰把古文發明為白話文的不是壹個人，而是整個平民階層通過努力形成的。
清末開始的文體改革可以分為“新文體”、“白話文”和“大眾語”三個階段。清末的“新文體”是夾用口語的“通俗文言文”。“五四”時期的“白話文”象小腳放大的“語錄體”。三十年代的“大眾語”提倡徹底的口語化，文體改革趨於成熟。
言文脫節、格式束縛，早在唐宋時代就有人出來反對。唐代韓愈（768-824）提倡散文，反對駢體，史稱“文起八代之衰”。八代：東漢、魏、晉、宋、齊、梁、陳、隋。駢體起源於漢魏，成熟於南北朝，講究對仗和聲律，四字六字相間，稱“四六文”。韓愈反對這種註重形式、束縛思想的文體，提倡接近口語、表意自由的文言散文，使文體恢復到未受駢體束縛以前的時代，所以稱為“古文運動”。“古文”其名，“革新”其實。
唐代寺廟，宣傳佛教，用講故事的方法吸引群眾。壹邊展示圖畫，壹邊說唱故事。圖畫稱為“變相”，說唱底本稱為“變文”。有散文韻文相間的，有全部散文的。後世發展成為鼓詞和彈詞。這是早期的白話文學。
宋代的“語錄”是又壹種早期的白話文學。起初，禪宗佛徒輯錄師傅言談，用口語體。後來，宋代理學家程顥、程頤的門人，也用口語體記錄老師的言論。 “語錄體”是壹種白話文，具有小腳不敢放得太大的“半大腳”風味。
宋元間又有“話本”。這是說書人講說故事的底本。“話”是故事，“本”是底本，分為小說和講史兩類。前者多為白話短篇，後者是淺近文言的長篇。
明清的章回小說，例如《金瓶梅》、《紅樓夢》和《水滸傳》等，用當時的白話書寫，使白話在民間得到廣泛傳播。但是，文學正宗是文言文。
清末維新運動時期，開始有意識地提倡白話，興起稱為“新文體”的“通俗文言文”。例如，黃遵憲引俗話入詩，反對崇古，他在1868年（同治7年）寫的新詩，是文體解放的開路先鋒：“我手寫我口，古豈能拘牽？即今流俗語，我若登簡編，五千年後人，驚為古爛斑
裘廷梁在《論白話為維新之本》文章中提出“崇白話、廢文言”。他說：白話有“八益”，其中“省日力（時間）、免枉讀（誤解）、便幼學、煉心力（思想）、便貧民”等項是先進思想。陳榮袞是提倡報紙改用白話的第壹人。王照制訂官話字母，拼寫“北人俗話”，不拼寫文言。這時候，各地出版了多種白話的小型報刊。白話原來是壹種民間文學，被認為“不登大雅之堂”，不是正式文體，不是文學正宗，沒有法定地位。
五四前後，革新思潮澎湃，提出了“文學革命”的口號。反對舊文學，提倡新文學。舊文學不是指舊時期的文學，而是指舊性質的文學，它的特點是文體是文言的， 內容是陳腐的，思想是封建的。新文學不是指新時期的文學，而是指新性質的文學，它的特點是文體是白話的，內容是新穎的，思想是革命的。
胡適作為白話文運動的首倡者，他深諳思想內容與文體形式的關系，“我也知道有白話文算不得新文學，我也知道新文學必須有新思想和新精神。”但限於傳統觀念的漫長歷史及客觀條件的復雜，他強調白話文與文言間對立、分裂的壹面，不遺余力地倡導“白話文”之工具性。“‘白話文學工具’是我們幾個青年學生在美洲討壹年多的新發明。”⑿較之胡適的激進、偏執、決絕的姿態，周作人略為冷靜，他在強調文字改革的同時，更重視思想的改革與轉換，否則雖用了白話“思想仍然荒謬，仍然有害”，“古文與白話沒有嚴格的界限，因此死活也難分。”劉半農也認為文言、白話“各有所長，各有不相及之處”。“1920年1月，依當時的教育部頒令，凡國民學校年級國文課教育也統壹運用語體文（白話）。”
這標誌“五四”白話文運動的初步勝利，但是“白話文”內部也面臨著嚴重問題：美學意蘊的缺乏；思想內容與文字表達的脫離。對此胡適早就有所意識，“若今後之文人不能為五四造壹可傳世之白話文學……決無以服古文家之心也”。就此而言，白話小說《狂人日記》、詩集《嘗試集》、周作人“美文”系列、“冰心體”小說無不具有開創或奠基的意義。新文學第壹個十年，白話書面語創作在各種體裁壹壹展開，並在實踐中接受了檢驗。其中爭論最大的是白話詩歌（新詩）。胡適的創作打破了傳統詩歌的格律，卻帶來了“非詩化”的傾向；郭沫若《女神》則能較重視詩歌本身的規律（尤其是意象）；新月派創作是前二者的反撥，使詩歌走向“規範化”，並在“新”、“舊”的聯系中，確立了白話詩的現代美學原則。
白話文，淺顯通俗，在語言上，生動、潑辣、粗獷、生活氣息濃厚，富有表現力。綜觀“五四”白話文運動，它廣泛吸收了西方的詞匯資源、語法結構，在語言、文字、思想等多層面展開，這場運動不只是“語言內部的自足變革”，它同整個思維觀念的革新及國家現代化運動緊密聯系。“白話”與“文言”的較量，很大層面上也是兩種不同價值體系與社會意識形態的撞擊。
4. 中國古人在日常生活中,說話是說的文言文還是白話啊古代是壹個很模糊的概念。
比如春秋戰國是古代，宋朝，明朝對我們來說也是古代。但是春秋戰國的先秦時代對於宋朝、明朝來說也是古代。
先秦時代的口語其實就是後來的文言文。《詩經》裏的風就是民風，就是當時最通俗的流行音樂，但是正是這個“風”對我們來說並不通俗，甚至對唐宋人來說，也不算通俗。因為先秦的方言和通俗語言在後來的演變中成為了文言文，也就是所謂的古文。
在唐朝中期劉宗元和韓愈推行的古文運動，其實就是提倡恢復先秦的語言系統，將先秦的白話作為行文的語言。
而在唐朝，白話早已經和文言大不相同。到了宋元明清，民間的白話文化更是與現在的白話差不了多少了。妳可以看看元朝的套曲（南曲和北曲），這種戲曲的劇本其實都是用民間白話寫的，非常口語化，妳也可以看看宋朝時候朱熹的文章，雖然宋朝理學是中國哲學中最晦澀的部分之壹，但是朱熹的文章卻非常地通俗；明清時候的四大名著《紅樓夢》、《水滸傳》、《西遊記》、《三國演義》都是白話文小說，其中又以《水滸傳》的語言更接近白話，因此《水滸傳》和《金瓶梅》成為通過語言了解明清市井生活的很好的資料。
《紅樓夢》是白話小說的最高峰，《聊齋誌異》則是文言文小說的最高峰。蒲松齡死的那年正好是曹雪芹生的那年，兩書幾乎在同壹個歷史時代，這正說明了白話文和文言文是同時存在於中古人的語言系統中的。
直到五四運動、新文學運動之後，胡適提出《文字改良芻議》，並且親自嘗試了第壹本白話詩歌集《嘗試集》，鼓吹用白話文，這個時候白話文的地位如日中天，加上近代化、現代化的步伐而最終幾乎消滅了文言文的存在。但是白話文並不是胡適發明的，在此前的壹千年前就早已經出現了。
5. 為什麽要用白話文代替文言文“白話文”與大眾口語有緊密關系，“大眾語不是白話之外的壹種特別語言文字，‘大眾化’，即是能夠把白話做到最大多數懂得的本領。”魯迅認為“提倡大眾語，就是要做‘更淺顯的白話文’”。壹些論者認為白話文運動是大眾化運動的前奏；其實這二者的概念內涵是有區別的，不能盲目地把“白話文運動”等同於“大眾化”。此外，白話文運動也是30年代左聯時期“大眾文藝”，40年代解放區“文藝為大眾服務”的理論起點，後者是對前者的延伸與凸現，同時隨之即來的是概念內涵的窄化。“白話文”作為現代文學的壹個範疇確立之後，時至今日，仍有壹些爭論與闡釋，主要集中在“反思”層面，如錢谷融《反思白話文》等等。
白話文比文言文更容易，可以清楚表達人們說話時的意思，而文言文，很難理解字面意思，壹定要用腦筋，經過反復思考才知道所表達的意思，白話文呢，很容易表達自己所認為的東西，方便易懂。
白話文是中國發展的需要，它簡練，通俗易懂。以白話文運動為發端的文學革命，對傳播新思想，繁榮文學創作，推廣國民教育，起了重要作用 。
現代書面白話文語言仍然有著各種不同的層次，壹個人要參與哲學界的學術討論必須掌握現代哲學的壹整套基本話語體系，壹個人要參與經濟學的學術討論必須掌握壹整套現代經濟學的話語體系，但這並不意味著每壹個參與社會書面對話的人都必須掌握像文言文那樣與自己現實日常口頭語言完全不同的另外壹套獨立的話語體系，因為現代各種不同專業的話語體系都是在現實日常口頭語言的基礎上逐漸豐富發展起來的，這種種在現實日常口頭語言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語言也能具體運用在現實日常口頭語言的交流中。
6. 古代百姓講文言還是說白話白話的問題要追溯到漢語的發展史，我是學中文的，這個問題可以給妳講壹講 漢語的發展史告訴我們：先秦文學的書面語與其時代的口語是基本壹致的，因此論語雖在我們現在看來很難理解，但在那個時候卻是口語，因為這本身就是壹本語錄，不可能用太多書面語，而實際上當時書面語和口語並沒有真正分開，人們還沒有什麽書面語的意識 為什麽後來出現了書面語和口語的分野，關鍵在於後來人對先秦文章的崇拜，秦漢以後的人們由於這種崇拜紛紛模仿先秦語言，在書面上仿照先秦樣式，然而在實際生活中口語卻發生了重大的變化，詞匯和語法的變化都很多，可熟面上卻被人們刻意的保持下來，壹直沒有多大變化 當然古人對先秦漢語的模仿並不到家，他們只能摹仿壹些固定成語，如未之有也、何如、如之何、何有、……之謂也等等，在壹些細微的詞匯上卻經常露出馬腳，而這些就是我們研究各個時代書面漢語不同之處的依據 例如：尚書裏的禹貢壹篇，表面上說寫的是夏禹留下來的文字，但其中的詞匯完全是戰國時代的語言特點，因此我們斷定其為偽作 另壹方面的原因在於知識分子越來越成為社會的棟梁，加之古代中國的教育並不普及，因此文人為了顯示自己的地位就更喜歡把文章寫的生澀難懂，漸漸與當時的口語分離 這種現象壹直到二十世紀的新文化運動時才得以停止 可是同時我們還要註意：白話文學並沒有因為古文的生澀難懂而停止下來，從南北朝到明清都有表現，以明清的章回小說為例，最開始的三國演義還比較保守，並沒有用白話，而是淺顯的文言，水滸傳開始就已經用白話文寫作了，這些白話文作品體現了當時的口語，可謂別具壹格 白居易的詩雖然老嫗能夠看懂，但絕不是平白的白話，否則便不能稱作詩，詩歌是需要詩人的藝術加工的，豐富的修辭，生動的意象都是詩歌必不可少的要素，白居易的詩歌語言雖然老嫗能解，但也不可能是完全的白話 中國近代的著名詩人黃遵憲講究我手寫我口，講究形式上的淺顯易懂，可以說是白居易第二 關於白話文學請參考胡適的著作《白話文學史》 現在說口語的變遷 其實從上面的論述中您也許已經發現，口語的變化是很難受人為控制的，因此在理論上口語既然是流行於大眾之中的語言，就不可能太多的受文人的影響，所以他的變化應該是比較大的，而歷朝歷代的古文實際上都是由於文人刻意追求和先秦白話相似而產生的，所以韓愈的語言和先秦很相近（雖然我們可以在細微處發現韓愈的漏洞） 口語的變化最大的是語音，我們現在即使能夠回到孔子的時代，但孔子和他的弟子講學時說的話我們肯定壹句話也聽不懂，因為上古漢語的語音和現在的差別實在是太大了 到唐宋時口語發音和現在的廣東話和福建話就很相似了，所以日語發音和廣東話總有點契合（當然，日語也在發展） 在詞匯上有詞義的變化和新詞的產生 例如停車坐愛楓林晚中的坐在中古和近古有因為的意思，在上古卻沒有 在語法上的變化最小，有些古代漢語的語法特征隨著成語保留了下來，比如賓語前置，我們現在說的唯某人馬首是瞻，唯某人是問都是這樣形成的 下面是我們現代漢語課筆記中的相關內容： 2.2.1. 現代漢語的概念和定義 （1） 古漢和現漢分期的不同說法：五四、鴉片戰爭、清末小說。
（2） 現漢的含義： 廣義：包括普通話和各種方言。 狹義：專指普通話。
（3） 普通話是如何形成的——***同語形成的兩個途徑： a. 自然形成，非強制性： 上海華和廣東話對普通話的影響是非強制性的，是自然形成的。 b. 強制形成，人為規範： 在自然形成的基礎上推廣、規範。
（4） ***同語的表現形式： a. 書面語b. 口語 二者形成的速度、過程不同，普通話有書面語和口語，且有各自不同的形成過程。 2.2.2. 現漢白話文的形成 白話文也是現漢中的書面語。
（1） 遠古的白話文： 甲骨蔔辭證明3000多年前與現在相似。 秦漢出現跨地域語言——雅言，即當時洛陽壹帶的語言，就是夏言。
書面語反映口語情況不壹。《詩經》中的“風”忠實記錄口語，具有民間口語色彩。
《論語》記錄孔子口語，反映當時的口語，而實際上先秦的人們也確實就是這麽說，記錄的壹定是口語。 （2） 文白分離過程中的白話文： 漢魏以後，口語發生變化，當時的文人有意模仿先秦表達，形成與口語相去甚遠的文言，文言的形成使漢語書面脫離了口語，文言在幾千年間也壹直占據了書面語的統治地位。
與文言書面語相對的是白話文書面語。南朝《世說新語》，遺留下來很多當時口語的痕跡，有很多口語的詞匯、句子。
六朝譯佛經，在傳播佛教教義的過程中需要向老百姓講白話。唐五代後出現“變文”，屬於壹種說唱文學。
古代佛教禪宗著作，在寺廟中講經用，宣傳佛教故事等，寫的人文化水平不高，白話文痕跡很重，如《禪宗語錄》、《祖堂集》等保留了很多的口語記載。宋朝朱子理學，講學風盛行，《朱熹語錄》極近口語。
宋末元初，白話文成風，南宋末的話本（評書劇本）大部分通篇白話，而雜居散曲中保留很多口語。元末明初的長篇小說也不是文言，而是古白話，雖然頗具地方色彩，但都用北方話寫，以北方口語作書面語的趨勢產生，***同語書面語日趨完善，白話基本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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