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淵明生於公元365年,壹名潛,字元亮,尋陽柴桑（今江西九江）人.他生活在東晉後期,這時政治黑暗,貴族腐敗,門閥制度森嚴,階級矛盾十分尖銳.其曾祖陶侃是東晉開國元勛,官至大司馬,封長沙郡公.他的祖父和父親曾經作過太守壹類的官,但到陶淵明時,家境已經沒落,因此他從小就過著貧困的生活.他少年時曾有過豪放的生活,誌向遠大.他接受了儒家的用世思想,有“大濟於蒼生”的抱負,很希望建功立業.他曾寫道：“少年罕人事,遊好在六經”,“少年壯且厲,撫劍獨行遊”,“憶我少壯時,無樂自欣豫,猛誌逸四海,騫翮思遠翥”.他少年好學,知識淵博,詩、賦、文寫得都非常出色.但由於政治黑暗,門閥制度的排擠,無法施展他的政治抱負,這就是他仕途不通和悲劇的原因. 蕭統在《陶淵明傳》裏寫道：“親老家貧,起為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自解歸.”這裏記載了陶淵明29歲時初仕為江州祭酒.但由於“不堪束職”,時間不長便解職回家了.後來他又於晉元興三年為鎮軍將軍劉裕參軍,次年又為建成將軍劉敬宜參軍,因心不悅回了家.回家後,耕植不足以自給,再加上孩子多,生活沒有辦法.親戚和朋友都勸說他出去作官,他的叔父陶夔曾任太常卿,見他生活困苦,遂加引薦,於是被任為小縣之令.那時正值戰亂,他害怕到遠處任職,而彭澤縣離家不遠,俸祿又足夠他釀酒,他就在彭澤縣任職.他任職後,給家裏送壹服役的人,並寫信說：“家裏生活十分困難,現在送給妳們壹個服役的人,幫助妳們耕種田地.他也是人呀,請妳們好好待他.”年底,郡督郵來縣巡察,縣吏告訴他,應該穿戴得整整齊齊地去恭迎郡督郵.陶淵明嘆息說：“我豈能為五鬥米折腰向鄉裏小兒!”即日解經去職.後來,他寫了《歸去來辭》這篇傳世之作.詩人在序文裏交代了寫作原因.他十分坦城地講,就任縣令,是為生計所迫；之所以辭職、是因為“質性自然,非矯厲所得,饑凍雖切,違已交病”.這就是說,寧可餓肚子,也不願違心地逢迎上司而混跡官場了.辭中敘述了他辭官的決心和心情：“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既自以心為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陶淵明辭官歸隱,是對黑暗現實的有力反抗.但文中有些樂天知命思想是不足取的.這篇文章語言清新．樸素自然．敘事、寫景、抒情有機地結合在壹起,感情真實充沛,富有抒情意味.宋代著名作家歐陽修曾贊揚說：“晉無文章,惟陶淵明《歸去來辭》而已.”陶淵明在《歸田園居·少無適俗韻》中寫道：“誤落塵網中,壹去十三年.” 從陶淵明29歲為州祭酒至辭官彭澤今***13年.他看不慣當時政治的腐敗．從而結束了他的仕途生涯, 陶淵明最後的這20余年的田園生活和其他隱士們的隱居山林不同.陶淵明隱居的本身就是對於黑暗現實不同流合汙的壹種反抗,反映了他對現實的不滿.這和逃避現實不壹樣.這在他的詩歌中都有反映、如《歸田園居》、《飲酒》中的“結廬在人境”、“長公曾壹仕”；《擬古》中的“少時壯且厲”；《癸卯歲十二月中作與從弟敬遠》、《述酒》《讀山海經》中的“巨猾肆威暴’、“精衛銜微木”：《雜詩》中的“白日淪西阿”；以及《詠荊軻》等等.在這些詩中,詩人歌道；“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誤落塵網中,壹去十三年.羈身戀歸林,池魚思故淵.”“久在樊籠裏,復得返自然.”短短幾句,對仕途的厭惡之情溢於言表.“青松在東園,眾草投其姿；凝霜殮異類,卓然見高枝.連林人不覺,獨樹眾乃奇.”這裏,詩人以青松自比,雖然“卓然見高枝”,但在那門閥制度森嚴的時代,仍不能人盡其才,物盡其用.還有,“日月擲人去,有誌不獲騁.念比懷悲淒.終曉不能靜.”“丈夫誌四海,我願不知老.”雖然他看到自己的理想無法實現,但他還不願服老,還想繼續作壹番事業,建功立業.至於《詠荊何》、《讀山海經》,詩人通過對古代英雄戰鬥精神的頌揚,反映了詩人自己反抗黑暗現實的思想,表現了他“金剛怒目式”的壹面.說明他沒有忘懷現實,也沒有放棄他的偉大理想. 陶淵明的田園生活,還有壹個明顯的特征,這就是他能親自參加生產勞動,接近勞動人民,歌頌勞動,在當時社會士大夫鄙視勞動的情況下,這本身便具有進步意義,同時也使他的田園詩具有勞動生活氣息.參加勞動,尊重勞動人民,能和勞動人民生活在壹起,並且感到有很大的樂趣,這確實是很不容易做到的.《癸卯歲始春懷左田舍》二首、《歸園田居》、《庚戍歲九月中於西田獲早稻》等,都描寫了詩人參加勞動的情況：“在昔聞南苗,當年竟未踐.屢空既有人,春興豈自免.夙晨裝吾駕,啟塗情已緬.”“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開春理常業,歲功聊可觀.晨出肆微勤,日人負來還.”“溫原長如此,躬耕非所嘆.”作為封建社會的壹個詩人,能夠早出晚歸辛勤耕作,並且要“長如此”,這在中國文學史上還是少見的.這不僅是勞動本身的意義,而且也是對勞動觀念的變革.“人生歸有道,衣食因其端”,詩人在這裏宣揚了依靠勞動而食的真理,這種觀點確實是十分難得的.他對勞動人民的感情也是十分真摯的：“且入相與歸,壺漿勞近鄰”,“時復墟曲中,披草***來往.相見無雜言,但道桑麻長”,“清晨聞叩門,倒裳往自開.問於為誰歟,田父有好懷.壺觴遠見候,疑我與時乘.”從這些詩中,我們可以看出詩人與勞動人民的密切關系,他們在壹起聊天談心,喝酒,真是無所不談. 詩人還謳歌田園風光,這也是陶淵明詩歌的壹大特點.與歷代文人學士所寫的不同,在於他不是美化現實,也不是純粹欣賞田園風光,而是把田園風光和黑暗的仕途生活相比較而寫的：“方宅十余畝,草屋八九間,桃李羅堂前.曖曖遠人村,依依墟裏煙；狗呔深巷中,雞鳴桑樹巔.”這裏寫的田園風光多麽美,難怪後人把他稱為隱逸詩人之宗,開創了田園壹派,評價確實很高.其實這只是問題的壹個方面.田園生活並非如此美妙,它經常遇到天災人禍,就連詩人也是“夏日長抱饑,寒夜無被眠.”更不要說比詩人更加貧苦的廣大農民了.詩人這樣寫是把美麗樸素的田園風光與黑暗汙濁的仕途生活加以鮮明的對比,有力地揭露和批判了佳途的虛偽.他把黑暗的對途比作“迷途”、“樊籠”,他把自己誤入佳途比作“羈鳥”、“池魚”壹樣不得自由而痛苦.所以他決心回到田園,重新獲得精神上的自由.況且,詩人心中並不平靜.他曾寫到,“猛誌逸四海,寒翮思遠翥”,“丈夫誌四海,我願不知老”,說明這才是詩人的“真意”所在. 陶淵明是田園詩之大家,其實,我們應該更多地註重他的政治理想.他的政治理想就是“世外桃源”.詩人在農村接近了人民,了解了人民的饑苦,他又不滿當時仕途的黑暗虛偽,他寫道：“羲農去我久,舉世少復真”；“重華去我久,貧上世相尋”.他根據西北人民逃避待秦暴虐的情形,又根據《三國誌》記載；“田疇人徐無山中,營深險、平敞地而居,躬耕以養父母.百姓歸之,數年間至五千余家”.詩人根據這些傳聞,把他的理想形象地表現在《桃花源記》裏,在這個“社會”裏,“春蠶收長絲,秋熟靡王稅”；“重孺縱行歌,斑白歡遊指”,人人都“怡然自樂”.這裏沒有剝削,沒有壓迫,人人勞動,大家過著富庶和平的生活.這個世外桃源集中地反映了詩人和勞動人民的美好願望.它和當時黑暗的社會現實成了鮮明的對比.毫無疑問,這也是詩人對封建社會的壹種否定,這種理想在當時社會情況下當然不可能實現,但它的進步意義是不可否定的.這裏雖然有老子小國寡民思想的影響,但它是詩人歸田後對農村生活實踐的結晶,是思想進壹步發展的結果.這種理想是中華民族幾千年來誌士仁人所向往的,它是中華民族的寶貴文化財富.困此,陶淵明是壹位偉大的詩人,在中國文學史上應該占有重要的位置.過去的壹些人把他當作壹位完全脫離現實的飄然靜穆的典型,這是不對的.正如魯迅先生所說：“陶潛正因為並非渾身是靜穆,所以他偉大”. 陶淵明在躬耕生活中,家境十分困苦.他在《有會而作》詩裏寫道；“弱年逢家乏,老至更長饑；菽麥實所羨,孰敢慕甘肥!”在這首詩序裏寫道：“舊谷既沒,新谷未登,頗為老農,而值年災,日月尚悠,為患未已.”可見他的生活困乏到何種程度!就在這壹年即公元426年,江州刺史檀道濟去看望他,他在家已經餓著肚子躺了很久了.擅道濟對他說：“賢者處世,天下無道則隱,有道則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他說“潛也何敢望賢,誌不及也.”擅道濟送給他壹些吃的.陶淵明在《乞食>詩裏也寫道：“饑來驗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裏,即門拙言辭.主人解余意,遺贈豈虛來.”詩人在困苦之中,寫了《挽歌詩》三首、《自祭文》壹篇,於公元427年離開了人世,享年63歲.壹個偉大的詩人,落得這樣淒慘的結局,不能不說是時代的悲劇.他給我們留下的詩歌,對後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他的不為五鬥米折腰、不同流合汙的品格,為後代許多正直、進步作家和人們所景仰.當然他詩中的人生無常、樂天知命的人生態度也產生了壹些消極的影響.有《陶淵明集》傳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