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代末與30年代，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得到了有力的倡導與發展。在這壹過程中，向文學的現實主義提出了加犟與工農大眾實際生活的聯系、自覺地揭示歷史發展趨向、表現無產階級理想等要求，並有了“新現實主義”、“社會主義現實主義”、“革命現實主義”理論的介紹與提倡。革命現實主義文學在自己的歷史發展中面臨著全新的課題：如何把無產階級的思想要求即傾向性，與作品的藝術真實性的要求統壹起來；如何認識與解決無產階級文學必須表現工農兵的歷史要求與作家對工農生活不熟悉之間的矛盾。革命文藝界為從理論與藝術實踐上解決這壹歷史課題作了巨大努力，同時產生過理論的失誤與背離現實主義的公式化概念化的創作傾向。革命現實主義文學正是在不斷克服自身錯誤的過程中日趨成熟，在創作實踐上獲得了新的突破，產生了茅盾《子夜》這壹裏程碑式的作品，出現了巴金、老舍、曹禺、丁玲、張天翼、沙汀、艾蕪、吳組緗、李劼人、葉紫、蕭紅、蕭軍、殷夫、蒲風、艾青、臧克家、夏衍等壹大批有著鮮明藝術個性的革命現實主義作家。他們都以具有反映現實的深度和藝術上比較成熟的力作，為現實主義藝術的發展作出重要貢獻。沈從文、戴望舒、施蟄存、何其芳等作家各自為吸取浪漫主義、象徵主義、現代主義等藝術養料，發展多種藝術流派，進行了多方面的藝術探討，其理論與藝術實踐的得與失，都對現代文學豐富多樣的發展，提供了寶貴的經驗教訓。
抗日民族解放戰爭與解放戰爭進壹步加犟了作家與現實生活的聯系，出現了各種流派、創作方法的作家向革命現實主義歸依的趨向，這反過來又促進了革命現實主義向反映現實的深度、廣度與多樣化方向的發展。艾青、田間及“七月詩派”的詩歌創作，茅盾、巴金、沙汀、老舍、路翎的小說以及曹禺、夏衍、陳白塵、宋之的、吳祖光的戲劇創作，代表著這壹時期革命現實主義藝術所達到的新的水平。以郭沫若的《屈原》為代表的歷史劇創作則是繼《女神》以後革命浪漫主義藝術的另壹高峰。
同壹時期，革命根據地的作家長期地深入工農兵群眾生活，參加實際鬥爭，初步解決了革命現實主義文學所面臨的表現工農兵的歷史要求與作家不熟悉工農兵生活的矛盾，獲得了創作上的新成就。趙樹理《小二黑結婚》、《李有才板話》，丁玲《太陽照在桑乾河上》，周立波《暴風驟雨》，李季《王貴與李香香》等作品，在表現工農兵，並努力達到鮮明的思想傾向性與藝術真實性的統壹上，為社會主義時期革命現實主義文學的發展提供了有益經驗。賀敬之、丁毅的《白毛女》等作品則顯示了革命現實主義與革命浪漫主義結合的趨向。
新中國成立帶來的巨大歷史變革，人民當家作主、創造歷史的自覺努力，為社會主義文學的發展提供了堅實的生活基礎。新中國的作家堅持真實地、歷史地、在現實的變革和發展中反映生活，自覺地把革命現實主義即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作為最根本的創作原則與方法。經過長期的藝術實踐，在50、60年代逐漸形成了代表社會主義新中國文學的主導性風格與特徵，即註重題材與主題的重大性與時代性，自覺追求具有“巨大的思想深度”與“廣闊的歷史內容”的史詩性，對民族性格進行具有歷史的縱深度的開掘，創造雄渾壯闊的藝術境界，以及從歷史進程中所汲取的昂奮的戰鬥精神。思想上藝術上的這些特點，在《紅旗譜》、《創業史》、《紅巖》、《茶館》等優秀作品中，都表現得相當鮮明和突出。盡管這壹時期的文學在多樣性發展上有所不足，並存在著粉飾現實的偏差，但具有中國民族特色及時代特色的主導性風格的初步形成，無疑表現了中國社會主義文學日見成熟的趨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