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中西文學比較也有悠久的歷史。早在清末，梁啟超《飲冰室詩話》就把黃遵憲的長篇詩歌比西方史詩；王鐘棋認《水滸傳》為“社會主義小說”、“虛無黨小說”，說它可以與托爾斯泰、狄更斯比美；蘇曼殊以李白、李賀比拜倫、雪萊。雖然他們做的還只是膚淺的比附，但也足以說明在我國民族覺醒的胎動期，中西文學比較就已有了粗陋的開端。 我國正式的比較文學論文約於三十年代初期出現，範存忠、陳受頤等人開始研究中國古典文學對西歐的影響。之後，在朱光潛《論詩》、錢鐘書《談藝錄》、朱自清《新詩雜話》、李廣田《詩的藝術》以及李健吾的若幹論集中都出現了有真知灼見的中西文學對比研究，而戴望舒等人則開始譯介西方比較文學理論著作。五十年代開始出現了戈寶權研究中俄文學影響史的許多論文。但是，無論哪個時期，都不能比最近兩年比較文學收獲之面廣量大，壹九七九年我國接連出版了壹些解放後比較文學內容最集中的文集，尤其是錢鐘書先生《管錐編》的問世，被海內外學者認為是中西比較文學史上的大事。
什麽是比較文學呢？其實遠在早期，就有人對各朝各代的不同文學作對比研究。讓我們先從發生在中國文學史上並持續達千年之久的壹樁“公案”談起，並循此步步走近並認識比較文學。
遠在唐代，就有人對南朝時吳均在《續齊諧記》中所寫的“許彥鵝籠”故事的來源作過研究。“許彥鵝籠”故事說的是，陽羨（即今江蘇宜興）地方壹個名叫許彥的人，在途中遇到壹位十七、八歲的書生，這位倒在路邊的書生聲稱腳痛，要求坐進許彥的鵝籠裏。許彥以為是說著玩的，誰知書生真的入籠與雙鵝並坐，而許彥提起鵝籠竟不覺得重。等走到樹下休息時，書生出了鵝籠，說要設宴答謝許彥，說完就從口中吐出美酒佳肴來款待許彥。過了壹會，又從口中吐出壹位芳齡十六的美女來陪伴宴飲。又過壹會，書生酒醉睡著後，此女子竟從她口中也吐出壹個二十三、四歲的男子來作伴。許彥正同此男子寒暄之際，書生卻象要醒的樣子，美女忙又吐出絲綿屏風來遮住，並同書生壹道睡了。可那男子卻從他口中也吐出年約二十的女子壹道飲酒嬉戲。過了許久之後，聽到書生響動聲時，此男子忙將二十歲的女子吞入口內；年方十六的美女醒後，也忙吞入那男子，並獨對許彥而坐。書生起來後，就次第吞下美女與各種餐具，然後留下壹個大銅盤給許彥留作紀念，並告別而去。
晚唐時與李商隱、溫庭筠齊名的詩文家段成式，在他於九世紀中期寫成的《酉陽雜俎》壹書中，通過與印度佛經《譬喻經》中的“梵誌吐壺”比較後就曾說過：“釋氏《譬喻經》雲：昔梵誌作術，吐出壹壺，中有女子與屏，處作家室。梵誌少息，女復作術，吐出壹壺，中有男子，復與***臥。梵誌覺，次第互吞之，拄丈而去。余以吳均嘗覽此事，訝其說以為至怪也。”後來，還有多人提及此事，直到魯迅，才對這壹“公案”作了透徹明斷。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說：“然此類思想，蓋非中國所故有，段成式已謂出於天竺（即古代印度）……當又為梵誌吐壺相之淵源矣。魏晉以來，漸譯釋典，天竺故事亦流傳世間，文人喜其穎異，於有意或無意中用之，遂蛻化為國有，如晉人荀氏作《靈鬼誌》，亦記道人入籠子中事，尚雲來自外國，至吳均記，乃為中國之書生。”魯迅說得極對，這壹故事源自印度，隨佛經傳入中國後，開始還說這是外國道人，如晉代荀氏所作的《靈鬼誌》中說：“太元十二年，有道人外國來。”到了南朝吳均手裏，就被吸收消化成了純為中國的人、事與地點了。當然，這種“蛻化為國有”的過程，壹直綿延到現當代。1981年臺北出版的臺灣作家張曉風的小說《人環》，就進壹步將許彥鵝籠的故事，演變為有心理活動、環境襯托與細膩描寫的當代小說了。然而，其題材、基本故事情節與主要人物關系，依然如故。
像魯迅與段成式二人，對中印不同民族和國家的文學作品進行的這種研究，比較其相似，追溯其淵源，探究其聯系與原因，實際上就是壹種比較文學的研究。由於各民族的文學之間，在歷史上存在著大量的相互交往的聯系，因此就出現了如下文學現象：日本的古典小說《源氏物語》中，就運用了不少中國唐代詩人白居易的詩作；我國古典小說《西遊記》中，孫悟空能七十二變，就吸收了印度佛經中神猴哈奴曼會三十六變的成分，孫悟空大鬧天宮又發展了印度佛經《賢愚經》中頂生王鬧天帝宮殿的故事；相傳李白首先創作了《菩薩蠻》，但據考證，《菩薩蠻》是古代緬甸的樂調，經雲南而傳入中原；更早的《楚辭·離騷》，開頭就是“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攝提貞於孟陬兮，維庚寅吾以降”。這難以理解的“攝提”、“孟陬”等詞，有的專家研究認為，它們是從國外傳入的星座譯名，極可能是希臘文，也可能是撒馬裏亞語等。這類研究，由於主要是尋溯不同民族文學之間交往聯系，研究其淵源、媒介、流傳、翻譯、接受等等的影響事實，所以就叫它為比較文學中的“影響研究”。這壹類研究，壹百年前興起並盛行於法國、德國，並壹度還曾主宰了比較文學的全部領域，因此“影響研究”的成績可謂碩果累累，有關“影響研究”的理論與方法也較成熟完備。凡著重這方面的研究，因其主張研究各民族文學現象之間確實存在的影響事實聯系，因此對持有這壹觀點的學者及其方法，大家習慣稱之為“影響研究”學派。又因為在20世紀50年代的國際比較文學界的爭論中，其爭論的壹方多是法國學者，故又被稱為“法國學派”。這壹學派對比較文學的認定，可以梵·第根和基亞對比較文學所下的定義為代表。梵·第根在1931年的《比較文學論》壹書中說：“真正的‘比較文學’的特質，正如壹切歷史科學的特質壹樣，是把盡可能多來源不同的事實采納在壹起，以便充分地把每壹個事實加以解釋；是擴大認識的基礎，以便找到盡可能多的種種結果的原因。”而基亞於20年後出版的《比較文學》中說得更明白：“比較文學就是國際文學的關系史。比較文學工作者站在語言或民族的邊緣，註視著兩種或多種文學之間在題材、思想、書籍或感情方面的彼此滲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