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明顯的例子是《新小說社征文啟》。自魯迅《中國小說史略》出版以來，學界在討論晚清的“四大譴責小說”時，都會聯系到《儒林外史》。雖則評價有高下之別，卻壹致認定《官場現形記》、《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等，在小說結構與諷刺筆調上深受《儒林外史》的影響。而“譴責小說”盡管也被歸入梁啟超倡導的“小說界革命”，並成為其中最突出的品類，不過，像李伯元、吳趼人這樣先已活躍在上海小報界的作家，其創作與遠在日本的梁啟超究竟有著怎樣的關聯，壹直很難落實。在研究者心目中，倒是更容易將李、吳等人的小說題材與風格看作是壹種自主的選擇與摹仿。
而我1997年在哈佛燕京圖書館收藏的《新民叢報》第十九號初版本上，發現了壹則《新小說社征文啟》，足以對以上疑問作出確鑿的解答。這壹寫於《新小說》發刊前的啟事，應該是出自雜誌創辦者梁啟超之手，其中提示了“譴責小說”文體發生的線索以及此類寫作與“小說界革命”的密切聯系。1902年10月刊出的這則廣告特別強調：
本社所最欲得者為寫情小說，惟必須寫兒女之情而寓愛國之意者，乃為有益時局。又如《儒林外史》之例，描寫現今社會情狀，藉以警醒時流、矯正弊俗，亦佳構也。
如此可見，大約1903年5月起開始在《世界繁華報》連載的《官場現形記》，以及同年10月起開始在《新小說》陸續刊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正是對此壹征稿最及時的回應。並且，吳趼人後來寫作的《恨海》與《劫余灰》，雖為寫情小說，開篇卻都要在“兒女之情”外，另外講出壹番光明正大的“情”之理。
如《恨海》以“兒女私情”為“癡”與“魔”，更看重“與生俱來的情”，認為其“對於君國施展起來便是忠，對於父母施展起來便是孝，對於子女施展起來便是慈，對於朋友施展起來便是義”[ 1 ] ( P3) ，此亦不脫《新小說》“寫兒女之情而寓愛國之意”的要求。正可以用“如響斯應”來形容《征文啟》與李伯元、吳趼人創作之間的關系。此例可以說明征文類廣告對於標明雜誌主旨、引導作者寫作，甚至釀成壹種文學風氣上所可能發揮的功能。
2、考證作品本來面目
最有名的例子當屬對於梁啟超《新中國未來記》總體構思的揭示。由於近代小說與古代小說的發表途徑不同，報刊連載使得作者不必等待全書完成才發表，而可以隨寫隨刊，所謂“朝脫稿而夕印行”。由此帶來的弊病，除了“明知疵累百出，亦無暇修飾”，也有如鐘駿文(寅半生)所指出的：“甚有草創數回即印行，此後竟不復續成者，最為可恨。”而其特別提到的，即為“***推文豪之飲冰室主人”所撰《新羅馬傳奇》與《新中國未來記》[ 2 ] ( P182) ，可見梁作未完在當時已讓人痛惜。
現在我們能夠看到的刊載於《新小說》的《新中國未來記》，“楔子”之外，還有五回。小說所要講述的主體，即中國六十年維新史才剛剛開了個頭，主人公仍在爭論是應該改良還是革命。以前的研究所能依據的文本僅此而已，晚清小說研究的開山祖師阿英也未能提供更多的文獻。
這個情況在國內最初的改變，是黃霖與韓同文選註的《中國歷代小說論著選》下冊(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5)的出版，其中選錄了《中國惟壹之文學報〈新小說〉》。此文是為了1902年11月《新小說》的創刊，先行在8月份的《新民叢報》第14號登載的壹則長篇廣告。其中於“政治小說”欄開列了三部小說，第壹部就是《新中國未來記》，並且概略介紹了情節：
此書起筆於義和團事變，敘至今後五十年止，全用幻夢倒影之法。而敘述皆用史筆，壹若實有其人、實有其事者然，令讀者置身其間，不復覺其為寓言也。其結構，先於南方有壹省獨立，舉國豪傑同心協助之，建設***和立憲完全之政府，與全球各國結平等之約，通商修好。數年之後，各省皆應之，群起獨立，為***和政府者四、五。復以諸豪傑之盡瘁，合為壹聯邦大***和國。
東三省亦改為壹立憲君主國，未幾亦加入聯邦。舉國國民戮力壹心，從事於殖產興業，文學之盛，國力之富，冠絕全球。尋以西藏、蒙古主權問題，與俄羅斯開戰端，用外交手段聯結英、美、日三國，大破俄軍。復有民間誌士以私人資格暗助俄羅斯虛無黨，覆其專制政府。最後因英、美、荷蘭諸國殖民地虐待黃人問題，幾釀成人種戰爭。歐美各國合縱以謀我，黃種諸國連橫以應之，中國為主盟，協同日本、非律賓等國，互整軍備，戰端將破裂。匈加利人出而調停，其事乃解。卒在中國京師開壹萬國平和會議，中國宰相為議長，議定黃、白兩種人權利平等、互相親睦種種條款，而此書亦以結局焉。有此自陳，足以讓我們了解梁啟超理想中的建國方略。
這則廣告的重要性還在於，其不只敘述了梁啟超已著手寫作的《新中國未來記》的故事梗概，而且也對梁氏系列政治小說的創作計劃作了預告。《舊中國未來記》“敘述不變之中國，寫其將來之慘狀”；《新桃源》(壹名《海外新中國》)是專從梁啟超等人流亡海外的經歷著眼，想像二百年前有壹批中國先民，在海外壹個大荒島上創建了新國家，現在又把這套制度移植到內地。由此可以看出，梁啟超對政治小說的寫作有著巨大的熱情。而假如沒有見到這則《中國惟壹之文學報〈新小說〉》的廣告，關於《新中國未來記》以及其余三部政治小說的整體構思都將埋沒，這當然是梁啟超研究的重大損失。
3、確認作者真實身份
晚清作者發表作品，常常使用筆名或化名。其中有各種不同的原因，如傳統觀念的遺留，寫作小說、戲曲、彈詞壹類俗文學作品時多不用本名；也有這壹時期特殊的考慮，比如政治禁忌，被政府通緝的作者或嘲罵官府的作品，都不便直署真名；男性作者在女報出現，為使女讀者感覺親切，也會刻意改變性別，像柳亞子之取名“松陵女子潘小璜”等。並且，筆名固然有長期使用者，亦不乏臨時起意，壹人多名成為晚清作家發表作品的常態。這無疑給後來的研究者造成巨大困擾，且不利於深入解讀作品。
以我處理的壹則個案為例。1903年11月梁啟超遊歷美洲歸來，在他主編的《新民叢報》(38、39號合本， 1903. 10，實為11月以後出版)與《新小說》(7 - 16號， 1903. 9，實為1904. 1 - 1905. 5出版)上，便接連出現了對於“珠海夢余生”(間署“外江佬”)《粵謳新解心》的推介與刊載，並發表了署名“春夢生”的作者創作的戲曲《團匪魁》與《學海潮傳奇》(《新小說》8號、《新民叢報》46 - 48合本與49號) ；直到1906年，在《飲冰室詩話》中，梁啟超還在評述名為“懺余生”和“懺廣”的作者新寫的兩組詩作《紀古巴亂事有感》與《灣城竹枝詞》(《新民叢報》85號) 。單看這幾個名字，彼此似不相幹。梁啟超也有意隱瞞其身份，《飲冰室詩話》或則說：“鄉人有自號珠海夢余生者，熱誠愛國之士也，遊宦美洲。今不欲著其名。”或則說：“鄉人懺余生，以使事駐美洲之古巴。”[ 3 ]就是不肯透露其真實姓名與官職。不過，因“珠海夢余生”與“懺盦”這兩個別號，民國以後作者還在使用，可以據以查知其人即為曾任清政府駐古巴總領事(1903 - 1907)的廖恩燾。但“春夢生”為何許人則不得解。
由於“春夢生”除上述兩部戲曲外，尚有壹本單行的《維新夢》，故研究晚清戲曲的學者對其人也相當關註。梁淑安與姚柯夫編著的《中國近代傳奇雜劇經眼錄》率先將《學海潮傳奇》的作者著錄為周祥駿後[ 4 ] ( P106 - 109) ，左鵬軍在《晚清民國傳奇雜劇考索》中亦承襲此說[ 5 ] ( P225) 。實則周祥駿平生從未出國，而《學海潮》乃以1871年發生在古巴的壹場學生運動為題材，《維新夢》的作者在《序》中更明言其創作時“適客海外”[ 6 ] ，因此，其人與周氏的履歷全不相幹。
而壹次偶然的機會，我在北大圖書館借到了幾冊初版本的《新小說》，發現第7號中有壹張《新出班本〈黃蕭養回頭〉上套、京調〈維新夢〉成套合刻》的廣告：
欲開大多數人之智，改良班本其急務矣。舉國中不讀書、不看報之人十居其八、九，而未有不看戲者。歐西、日本多註重於是，故士大夫皆不惜紆尊降貴，親演其事。而我國則鄙此道為下流，至不屑與平民伍。此強弱智愚之所由分也。邇來倡改良班本之議者頗不乏人，其有見乎此矣。
以上強調戲曲改良重要性的議論固然精彩，但對我來說更有意義的是，此則廣告提供了追考《維新夢》作者的線索：
又《維新夢》壹套，乃演戊戌變法前後時事，句句皆道實；而其結構之佳，腔調之熟，又不在《黃蕭養回頭》之下。作者為春夢生，即卅八、九號《新民叢報》《飲冰室詩話》所稱之“珠海夢余生”其人也。
據此，“春夢生”即為“珠海夢余生”，乃廖恩燾為撰寫戲曲作品專門使用的筆名。而《學海潮》之取材於古巴歷史，因之也有了著落。
本人為此寫作了《晚清外交官廖恩燾的戲曲創作》(刊《學術研究》2007年3期)壹文，以《維新夢》等劇作為例，說明駐外使節與清廷的離心離德可能已超出我們過去的想像，並希望由此見出晚清“文學改良”的倡導者與響應者如何互動的周邊情況(可參見筆者《近代外交官廖思燾詩歌考論》，刊《中國文化》2006年23期) 。
4、搜集作者散佚篇什
輯錄佚文的正途當然是翻檢與作者有關系的報刊，但廣告欄也不應輕易放過。因為對於作者而言，廣告文字最容易散失，因其往往被忽略。
我編《〈飲冰室合集〉集外文》時，對此深有體會。如取自1904年《新民叢報》第44、45號合本的《辨妄廣告》與《辨誣再白》，以及第49號之《辨妄再白》，均以香港《中國日報》、《世界公益報》等革命派報刊為批駁對象，實為梁啟超1906年與《民報》論戰的前奏，值得重視。其駁斥兩報將刊載於日本《東邦協會會報》第110號的李寶森上副島種臣書，移花接木，改作梁啟超上伊藤博文書等事，稱：
且今日何時耶，國亡之不暇! 民間若誠有誌者，各盡其力所能及者而自勉焉。方針不同，我敗焉，猶望人之成；茍其可成，成之何必在我! 真憂國者不當如是耶? 堂堂正正以政見相辨難，猶可言也；若造謠誣謗，含沙射人，斯亦不可以已耶? 鄙人不能不為該兩報惜之。[ 7 ] ( P157)此言可見梁啟超當時的爭辯立場。至於民國以後，梁氏登載於報刊的私人啟事更多，此處不贅。
另外可以壹篇秋瑾佚詩的發現為例。長春師範大學的郭長海教授是國內較早關註與使用晚清報刊文獻的學者。他在1985年發表的《秋瑾研究資料的新發現》(《長春師範學院學報) 1985年4期》中，公布了壹首秋瑾詩作：
女中今又見盧和，救世心真壹片婆。廣為後生開覺路，常聞脫手起沈屙。杏林春好顏都駐，蘭室塵無夢屢過。靈藥刀圭應贈我，爐杯擎出活人多。
下署“俚句戲博廖太夫人哂政，秋閨瑾就正稿”，所用正是秋瑾留學前的閨名。這首七律之前，尚有壹段文字稱：“昨承湘中王部郎夫人雅贈詩什(王君住繩匠胡同，敝處未詳其名字) ，謬荷推譽，謹此致謝。”而我按照郭文的提示，翻查1903年10月15日的《大公報》，看到這篇包含秋瑾佚詩、總題為《京師衛生女學醫院敬謝贈詩》的文字，竟然是壹則廣告。這讓我對郭教授讀報之細大為欽佩。而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重印的《秋瑾集》中，這首詩也優先於其他研究者發現的眾多佚作，被正式編輯入集。顯然，出版方對其出自秋瑾毫不懷疑，因為刊載此作的當年的報紙提供了最可靠的保證。
5、確定雜誌刊行時間
晚清的雜誌與報紙不同，時常會發生延期出版問題。原因也多樣，有時是經費短缺，有時是主事者出門或身故，也有政治幹擾等情況。刊物在脫期後，壹般會采用三種不同的處理方式：或寫明實際的出版日期，或按照約定的周期標記，或幹脆不署刊行時間。後二者較為常見，因其可制造雜誌表面正常的假象，以取得讀者的信任。而這種不正確的出版信息造成的混亂，則會影響學者研究的可信度。
在晚清兩位著名的小說家李伯元與劉鶚之間，曾發生過壹起“抄襲”事件。根據最早發現此事的魏紹昌的說法，“《老殘遊記》發表至第十三回就中斷了，中斷的原因是《繡像小說》擅自刪去了原稿第十壹回”；“可是到《繡像小說》第五十五期發表《文明小史》第五十九回的時候，前半回‘論革命幕府縱清談’中，李伯元卻將劉鐵雲所寫痛詆‘北拳南革’的壹番玄理， ?連續壹千五百多字，壹古腦兒照原樣全抄”[ 8 ] 。這讓魏紹昌無法理解。但也有研究者認為，不是李伯元抄襲劉鶚，而是劉鶚抄襲了李伯元(如汪家熔)。
在諸種論證中，我覺得日本學者樽本照雄解決此疑案的方法最可取，因而結論也最可靠。他做了壹張《〈繡像小說〉刊行壹覽》表，主要根據《世界繁華報》、《大公報》、《中外日報》、《申報》與《東方雜誌》5家報刊的出版廣告，逐壹列出了每期《繡像小說》在各個報章廣告刊出的時間。由此可以清楚看出，自第13期開始不再標明出版時間的雜誌，實際已不斷延後刊行。樽本不但據此打破了阿英以來即將《繡像小說》的停刊與李伯元的去世相系連的說法——因李伯元病逝於光緒三十二年三月十四日，按照《繡像小說》為半月刊的推算，第72期的刊行日期恰好應該是三月十五日——證明其實際終刊時間為光緒三十二年十二月；而且，其所排出的刊行表亦明白顯示出，登載有抄自《老殘遊記》第11回內容的《繡像小說》55期，乃是李伯元去世以後發行，因此可以肯定，這起抄襲事件的主角是李的朋友歐陽鉅源，而不可能是已經去世的李氏本人[ 9 ] ( P42 - 63) 。
此外，在《新小說》的停刊時間上同樣存在疑問。該刊從第4號起，也開始脫期。不過，自第9號到第2年第5號(17號)為止，不管間隔長短，雜誌基本還是按照實際出刊日期作了標示。但自第2年第6號(18號)以後，這項標識取消，而在為研究者信賴的上海圖書館編《中國近代期刊篇目匯錄》中，仍依據月刊的出版周期加上了時間。這樣，學界壹般都認定，總***24期的《新小說》停刊於1906年1月。
2002年7月，郭浩帆在樽本照雄主編的《清末小說通訊》第66號上發表了《〈新小說〉創辦刊行情況略述》壹文，其中引用了《月月小說》第3號與第6號(1906年12月和1907年3月)刊登的廣告，稱該刊“特聘我佛山人、知新室主人為總撰、譯述。二君前為橫濱新小說社總撰、譯員，久為海內所歡迎。本社敦請之時，商乞再三，始蒙二君許可，而《新小說》因此暫行停辦”；到第6期更聲言，吳趼人、周桂笙二人“自本社延聘後，《新小說》因此停刊，久已不出”。對於這些出自《月月小說》總理汪慶祺的文字，郭氏評論說：“由於《新小說》第二卷最後各期沒有標出出版年月，人們通常推斷它的停刊時間在1906年1月，而此時距離《新小說》的停刊已經達十個月之久，所以大家不大相信《月月小說》所說的話，認為其中或許有利用《新小說》的巨大影響做廣告的嫌疑。”郭氏雖然肯定《月月小說》的廣告“並非無稽之談”，但又表示，要說明吳、周二人的加盟《月月小說》“與《新小說》停刊之間的具體因果關系，尚需要新的證據”。而樽本照雄隨後補充發表的《〈新小說〉的出版日期和印刷地點》[ 9 ] ( P207 - 217) ，即提供了郭文所需要的新證據。樽本引用了1906年11月13日(光緒三十二年九月二十七日)《時報》關於第2年第12期“《新小說》亦到”的廣告，證明該刊終止時間“是光緒三十二年九月左右。比定論所說的‘光緒三十壹年十二月’晚了整整十個月”。這個時間恰好能與1906年11月1日創刊的《月月小說》相接續，可見汪慶祺並未吹牛。
其實，更早壹些，在1906年11月30的《月月小說》第2期上，已刊出過壹則汪慶祺署名的《本社緊要廣告》：
本社所聘總撰述南海吳趼人先生、總譯述上海周桂笙先生，皆現今小說界、翻譯界中上上人物，文名藉甚，卓然巨子。曩者日本橫濱《新小說》報中所刊名著，大半皆出二君之手，閱者莫不歡迎。茲橫濱《新小說》業已停刊，凡愛讀佳小說者，聞之當亦為之悵悵然不樂也。繼起而重振之，此其責，舍本社同人其誰與歸? 爰商之二君，自三號以後，當逐漸增多自撰自譯之稿，以饜讀者諸君之雅。
考慮到《新小說》自第8號起，吳趼人即在該刊大量發表作品，諸如《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電術奇談》、《痛史》、《新笑史》等各類小說全面鋪開，立刻躍升為雜誌第壹作者，周桂笙的譯作也差不多是每期必見；因此，無論是因二人出走而造成《新小說》停刊，抑或是由於《新小說》計劃停刊而二人移席別就，總之，沒有了吳趼人與周桂笙的《新小說》原本難以撐持。而這中間的細節原委，也是經由廣告透露出來。
此外，報刊廣告在考察近代稿費制度的逐步建立、由稿酬標準所體現出的文類等級變化以及小說分類的出現與依據等諸多方面，都堪稱大有可為。已經有不少研究者就此作過探討，成果可觀，此處不再詳言。
總而言之，報刊廣告是壹塊有待有心人開發的富礦，其在文學史以外的利用價值更是多多。竹頭木屑也可派上大用場，這裏需要的是發現的眼光。
夏曉虹：晚清報刊廣告的文學史意義
來源：2008年12月第4期《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學報》
本文為作者2008年6月13日在香港大學中文系舉辦的“文學史視野中的大眾傳媒”學術研討會上的發言稿。
我給妳的不是直接的答案，但妳可以從這邊論述詳細的論文中總結出想要的答案，這對妳學習也是壹種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