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巴西——《新唐書·文藝傳》
（4）山東——《舊唐書·文苑傳》
（5）隴西成紀——李陽冰《草堂集序》 範傳正（筆者認為是裴敬）《李公墓碑》
（6）其先世謫居條支——李陽冰《草堂集序》
（7）其先世壹房被竄於碎葉——範傳正《李公新墓碑》
（8）其先世以罪徙西域——《新唐書·文藝傳》”1
經不斷地考證，對於李白的生地主要有三種說法：（1）蜀中說；（2）山東說；（3）西域說。松浦根據對現存相關史料的客觀研究，認為李白在5歲左右從西域某處移居蜀地的論斷大致是唯壹有說服力的說法。
對於李白的家系約有三種不同的看法：（1）追認基本史料的記載，認為李白是東晉五胡十六國之壹的西涼武昭王李的子孫；（2）對基本史料予以批判，認為李白出身於西域的少數民族；（3）認為李白出身於漢民族而非李子孫。松浦的觀點是西域異民族說，他認為李白出生於西域，其家庭是異民族，這就決定了李白在以後的成長過程中，“在與傳統的士人社會的關系中，，特別容易產生由所謂的‘參與願望’和‘疏離感’復合而成的獨特的感覺和心情”2，。
松浦認為李白在蜀中生活的時期是形成其客寓意識的關鍵時期。從五歲到二十五六歲李白在這裏度過的二十多年是思想意識形成的重要時期，而對李白客寓意識深化的是其父親的異民族移居者經歷，其父壹生沒有正式的漢人名字，壹直被人以“客”這壹通稱來稱呼，在蜀中的生活體驗中，身為少數民族之子、商人之子而被科舉拒於門外無疑深化著李白的客寓意識。李白有顯赫高貴的門第卻完全生長在壹個富商的家庭裏，高貴與低賤這壹對矛盾在他身上差錯地統壹在壹起，連名字也不能公開的商賈的父親以及諱莫如深的家世又給李白進身士林帶來難以逾越的障礙。
而松浦認為最能鮮明地表明李白的客寓意識和基於此而形成的客寓的詩思的，是兩度長安生活中天寶初年的長安體驗，特別是以“謫仙”稱呼為內核的李白詩風，以及將這種文學的社會的體驗在言行上的自覺性。“謫仙”是賀知章對李白的贊譽，“謫仙”意即“因得罪而從道教的天界被謫往地上的仙人”。“謫仙”這壹意象本身的屬性有三點：壹是“才能的天才性、超俗性”2；二是“對社會關系的非恒常性、客寓性”2；三是“言論舉動的放縱性、非拘束性”2。這壹稱呼與李白的內在性格特征相合，為李白所接受並引以為豪，這從李白創作的詩歌中大量使用“謫仙”這壹稱呼即可看出。“謫仙”的稱呼強化了李白的客寓意識，同時成為李白詩歌中以及其他人的文學作品中的李白形象。
“謫仙”的稱呼在給予李白壓抑作用的客寓意識加以質的轉換時發揮了極大作用，“作為基本的壓抑和郁屈要素而持續發揮作用的客寓意識，由於與‘謫仙人’這壹有榮譽的‘具體性’的觀念形象聯結在壹起，因而轉化成具有更多自由和放恣、放縱的要素而發揮作用” 2。這也是李白何以如此摯愛這壹稱呼的本質所在。加上李白卓越的才華、孤傲的性格、深受道教的影響更使這種放縱性達到極端。這種放縱性不僅表現在李白創作的多首《謫仙歌》，還表現在李白在朝廷中更為徹底的放縱言行。比如“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杜甫《飲中八仙歌》）、“嘗沈醉殿上，引足令高力士脫靴”《舊唐書·文苑傳》、“時公已被酒於翰林中，乃命高將軍扶以登舟”（範傳正《唐右拾遺翰林學士李公新墓碑序》）。
然而這種極端的放縱性，給了李白心理滿足感的同時，卻並不能消除李白作為壹個偉大才子的孤獨。李白壹生都在試圖用各種方法以期贏得在朝人士的欣賞、推薦、提拔。但仕途上處處碰壁，加之其天賦的才華、浪漫的豪俠個性使他常有自命不凡的特異感和優越感。這種“常欲壹鳴驚人，壹飛沖天”（範傳正《唐右拾遺翰林學士李公新墓碑序》）的孤傲使他從自我意識上把自己從蕓蕓眾生中分化出來，獨來獨往，天馬行空，卓然獨立，但同時也使他深感陽春白雪和者寡的寂寞，走向世無同類的孤獨。客寓意識下被邊緣、成為“他者”、政治抱負的壹次次破滅、自命不凡的孤傲讓他在孤獨中掙紮，向“自我”尋求救贖，在“有我之境”中尋求解脫。
在李白的詩歌作品中，敘述的角度總是以第壹人稱居多，“我”“余”“吾”等字眼常常以驚人的頻率出現：“我誌在刪述，垂輝映千春”（《古風·其二》）“邀我登雲臺，高揖衛叔卿”（《古風·其十九》）“我欲攀龍見明主，雷公砰訇震天鼓”（《梁甫吟》）“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來”（《將進酒》）“我欲因之夢吳越，壹夜飛度鏡湖月”（《夢遊天姥吟留別》）“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夢遊天姥吟留別》）“棄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亂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煩憂”（《 宣州謝眺樓餞別校書叔雲》）……
毋庸置疑，李白的這種強烈的自我意識與他深受道教思想的影響分不開。蜀地是中國唯壹的宗教——道教的發祥地，四川大邑鶴鳴山是中國道教的發源地，青城山是天師道發源地，並成為中國道教的主幹。李白早年深受道教影響，以至終身學道，孜孜不倦。煉丹，受箓。甚至“嘗學道窮冥夢，夢中往往遊仙山”。
“作為壹種宗教文化，道教割斷了個體與他人之間的血緣紐帶關系，使個體擺脫了對他人及社會群體的依賴，從而有了走向自我的可能”3李白作為壹個道教徒，獨特的生地和家系、漂泊不定的漫遊經歷、卓越的才華使他更容易走入自我，而且“道教又突破了道家的限制，不僅不再是對自然規律壹味地順從，而是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力圖超越於生老病死等自認規律之上”3 。當時的道教徒在人生追求上，既擺脫了儒家所提倡的個體向群體的歸依，也背離了道家所倡導的個體生命對自然規律的順從。
作為自我意識最強烈、個性色彩最突出的詩人，李白更是高揚個體的自我意識，生存在“有我之境”裏，始終不能超越自我，與他人、外界和諧相處。客寓意識下他的極端放縱，恃才傲物，又使他在政治上連遭挫敗，受到權貴們得排斥擠壓。這種不得誌反過來又加劇他的孤獨感，致使孤獨成為李白壹生無法擺脫的夢魘。
參考文獻：
[1]《20世紀李白研究論文精選集》 太白文藝出版社 第15頁
[2]（日本）松浦友久著 尚永亮譯 《“客寓”的詩思：認識李白的基準》湖北大學學報1999.11月 第26卷 第6期
[3]陳炎 李春紅 《儒釋道背景下的唐代詩歌》昆侖出版社 2003版 第66-6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