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詩序》原文:
《關雎》,後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
詩者,誌之所之也,在心為誌,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
故詩有六義焉:壹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至於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跡,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
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壹國之事,系壹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
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系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系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
譯文:《關雎》,是講後妃美德的詩,是《詩經》十五國風的起始,是用它來教化天下而矯正夫婦之道的。所以可以用以教化鄉村百姓,也可以用以教化諸侯邦國。風,就是諷喻,就是教化;用諷喻來感動、教化人們。
詩,是人表現誌向所在的,在心裏就是誌向,用語言表達出來就是詩。情感在心裏被觸動必然就會表達為語言,語言不足以表達,就會籲嗟嘆息,籲嗟嘆息不足以表達,就會長聲歌詠,長聲歌詠不足以表達,就會情不自禁地手舞足蹈。
情感要用聲音來表達,聲音成為宮、商、角、徵、羽之調,就是音樂。太平盛世的音樂安順而歡樂,其時的政治就平和通暢;動亂之世的音樂怨恨而憤怒,其時的政治就乖戾殘暴;亡國之時的音樂悲哀而思慮,其國民就困頓貧窮。所以矯正政治的得失,感動天地鬼神,沒有什麽比詩更近於能實現這個目標。古代的君王正是以詩歌來矯正夫妻的關系,培養孝敬的行為,敦厚人倫的綱常,淳美教育的風氣,改變不良的風俗。
所以詩有六義:壹叫“風”,二叫“賦”,三叫“比”,四叫“興”,五叫“雅”,六叫“頌”。上面的(統治者)用“風”來教化下面的(平民百姓),下面的(平民百姓)用“風”來諷喻上面的(統治者),用深隱的文辭作委婉的諫勸,(這樣)說話的人不會得罪,聽取的人足可以警戒,這就叫“風”,至於王道衰微,禮義廢弛,政教喪失,諸侯各國各行其政,老百姓家風俗各異,於是“變風”、“變雅”的詩就出來了。
國家的史官明白政治得失的事實,悲傷人倫關系的廢弛,哀怨刑法政治的苛刻,於是選擇吟詠自己情感的詩歌,用來諷喻君上,這是明達於世上的事情(已經)變化,而又懷念舊時風俗的,所以“變風”是發於內心的情感,但並不超越禮義。發於內心的情感是人的本性;不超越禮義是先王教化的恩澤猶存。因此,如果詩是吟詠壹個邦國的事,只是表現詩人壹個人的內心情感,就叫做“風”;如果詩是說得天下的事,表現的是包括四方的風俗,就叫做“雅”。
“雅”,就是正的意思,說的是王政所以衰微興盛的緣由。政事有小大之分,所以有的叫“小雅”,有的叫“大雅”。“頌”,就是贊美君王盛德,並將他的成功的事業告訴祖宗神明的。(“風”、“小雅”、“大雅”、“頌”)這就是“四始”,是詩中最高的了。
然而,《關雎》、《麟趾》的教化,原是周文王時的“風”,(但“風”只講壹個邦國的事,文王後來是天子,應該管理天下四方)所以(只能)記在周公的名下。“南”,是說天子的教化自北向南。《鵲巢》、《騶虞》的德行,本是邦國諸侯的“風”,是先文王用來教化的,(文王後來是天子,應該管理天下四方)所以就記在召公的名下。《周南》、《召南》,是規範衡量初始時的標準,是王道教化的基礎。
擴展資料:
《毛詩序》特征分析:
1、“發乎情,止乎禮義” 《毛詩序》認為詩歌的本質在於情誌統壹,承認詩歌抒情言誌的重要作用,但認為詩歌創作要遵循“發乎情,止乎禮義”的原則,不能超越禮義的界限。“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
2、“諷諫”說。 《毛詩序》提出了“諷諫”說:“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這就充分肯定了文藝批判現實的意義和作用。老百姓可以用用文藝的形式對上層統治者進行批判,而且“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這就包含著壹定的民主因素。
它為後來進步的文學家用文學創作幹預現實,批判社會黑暗政治提供了“初步的理論依據,對文藝與現實的關系作了比較明確的論述。發乎情,止乎禮義就是說詩歌創作要從感情抒發出發,但不能超越“禮義”的規範。但是它又主張不要過於激烈顯露,要“主文而譎諫”,要溫和委婉,仍然是儒家詩教,溫柔敦厚。?
3、變風變雅 “變風變雅”首見於《毛詩序》“至於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西周後期,周室衰微,政治黑暗,朝綱廢弛,社會動蕩,大量反映喪亂、針砭時政的怨刺詩出現在《詩經》中,主要保存在“二雅”和國風中。
“二雅”的怨刺詩,反映了厲王、幽王時賦稅苛重、社會弊端叢生,民不聊生的現實。國風中的怨刺詩,或諷刺不勞而獲、貪得無厭者,或揭露統治者的無恥與醜惡,辛辣的諷刺中寓有強烈的怨憤和不平。這些被後人成為“變風變雅”的作品,是政治腐朽和社會黑暗的產物。
“二雅”和國風中的怨刺詩由於創作者身份背景的不同,其表達的感情也有所差異。“變雅”的創作者為周室貴族,其中的作品如《大雅·民勞》,在反映現實政治時又含有對統治者的規勸,怨憤情感並不強烈,符合“發乎情止乎禮義”的要求。但“變風”作品創作者多為下層民眾,深受苛政之苦,在《魏風·碩鼠》中進行了辛辣的諷刺,甚至在《墉風·相鼠》中,作者發出了怨恨的咒罵“不死何俟?”、“不死何為?”、“胡不踹死?”,這些就不能說是“發乎情止乎禮義”了。?《毛詩序》的重要意義不僅在於其自身對文藝的全面而又系統的論述,更因為其對後世文論家的影響。有許多儒家思想的文論家是按照《毛詩序》的啟迪來構築自己的詩論框架,如白居易重視詩歌社會作用,用詩歌來批判現實政治的理論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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