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詩序》原文：
《關雎》，後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
詩者，誌之所之也，在心為誌，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
故詩有六義焉：壹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至於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跡，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
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壹國之事，系壹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
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系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系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
譯文：《關雎》，是講後妃美德的詩，是《詩經》十五國風的起始，是用它來教化天下而矯正夫婦之道的。所以可以用以教化鄉村百姓，也可以用以教化諸侯邦國。風，就是諷喻，就是教化；用諷喻來感動、教化人們。
詩，是人表現誌向所在的，在心裏就是誌向，用語言表達出來就是詩。情感在心裏被觸動必然就會表達為語言，語言不足以表達，就會籲嗟嘆息，籲嗟嘆息不足以表達，就會長聲歌詠，長聲歌詠不足以表達，就會情不自禁地手舞足蹈。
情感要用聲音來表達，聲音成為宮、商、角、徵、羽之調，就是音樂。太平盛世的音樂安順而歡樂，其時的政治就平和通暢；動亂之世的音樂怨恨而憤怒，其時的政治就乖戾殘暴；亡國之時的音樂悲哀而思慮，其國民就困頓貧窮。所以矯正政治的得失，感動天地鬼神，沒有什麽比詩更近於能實現這個目標。古代的君王正是以詩歌來矯正夫妻的關系，培養孝敬的行為，敦厚人倫的綱常，淳美教育的風氣，改變不良的風俗。
所以詩有六義：壹叫“風”，二叫“賦”，三叫“比”，四叫“興”，五叫“雅”，六叫“頌”。上面的（統治者）用“風”來教化下面的（平民百姓），下面的（平民百姓）用“風”來諷喻上面的（統治者），用深隱的文辭作委婉的諫勸，（這樣）說話的人不會得罪，聽取的人足可以警戒，這就叫“風”，至於王道衰微，禮義廢弛，政教喪失，諸侯各國各行其政，老百姓家風俗各異，於是“變風”、“變雅”的詩就出來了。
國家的史官明白政治得失的事實，悲傷人倫關系的廢弛，哀怨刑法政治的苛刻，於是選擇吟詠自己情感的詩歌，用來諷喻君上，這是明達於世上的事情（已經）變化，而又懷念舊時風俗的，所以“變風”是發於內心的情感，但並不超越禮義。發於內心的情感是人的本性；不超越禮義是先王教化的恩澤猶存。因此，如果詩是吟詠壹個邦國的事，只是表現詩人壹個人的內心情感，就叫做“風”；如果詩是說得天下的事，表現的是包括四方的風俗，就叫做“雅”。
“雅”，就是正的意思，說的是王政所以衰微興盛的緣由。政事有小大之分，所以有的叫“小雅”，有的叫“大雅”。“頌”，就是贊美君王盛德，並將他的成功的事業告訴祖宗神明的。（“風”、“小雅”、“大雅”、“頌”）這就是“四始”，是詩中最高的了。
然而，《關雎》、《麟趾》的教化，原是周文王時的“風”，（但“風”只講壹個邦國的事，文王後來是天子，應該管理天下四方）所以（只能）記在周公的名下。“南”，是說天子的教化自北向南。《鵲巢》、《騶虞》的德行，本是邦國諸侯的“風”，是先文王用來教化的，（文王後來是天子，應該管理天下四方）所以就記在召公的名下。《周南》、《召南》，是規範衡量初始時的標準，是王道教化的基礎。
擴展資料：
《毛詩序》特征分析：
1、“發乎情，止乎禮義” 《毛詩序》認為詩歌的本質在於情誌統壹，承認詩歌抒情言誌的重要作用，但認為詩歌創作要遵循“發乎情，止乎禮義”的原則，不能超越禮義的界限。“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
2、“諷諫”說。 《毛詩序》提出了“諷諫”說：“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這就充分肯定了文藝批判現實的意義和作用。老百姓可以用用文藝的形式對上層統治者進行批判，而且“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這就包含著壹定的民主因素。
它為後來進步的文學家用文學創作幹預現實，批判社會黑暗政治提供了“初步的理論依據，對文藝與現實的關系作了比較明確的論述。發乎情，止乎禮義就是說詩歌創作要從感情抒發出發，但不能超越“禮義”的規範。但是它又主張不要過於激烈顯露，要“主文而譎諫”，要溫和委婉，仍然是儒家詩教，溫柔敦厚。?
3、變風變雅 “變風變雅”首見於《毛詩序》“至於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西周後期，周室衰微，政治黑暗，朝綱廢弛，社會動蕩，大量反映喪亂、針砭時政的怨刺詩出現在《詩經》中，主要保存在“二雅”和國風中。
“二雅”的怨刺詩，反映了厲王、幽王時賦稅苛重、社會弊端叢生，民不聊生的現實。國風中的怨刺詩，或諷刺不勞而獲、貪得無厭者，或揭露統治者的無恥與醜惡，辛辣的諷刺中寓有強烈的怨憤和不平。這些被後人成為“變風變雅”的作品，是政治腐朽和社會黑暗的產物。
“二雅”和國風中的怨刺詩由於創作者身份背景的不同，其表達的感情也有所差異。“變雅”的創作者為周室貴族，其中的作品如《大雅·民勞》，在反映現實政治時又含有對統治者的規勸，怨憤情感並不強烈，符合“發乎情止乎禮義”的要求。但“變風”作品創作者多為下層民眾，深受苛政之苦，在《魏風·碩鼠》中進行了辛辣的諷刺，甚至在《墉風·相鼠》中，作者發出了怨恨的咒罵“不死何俟？”、“不死何為？”、“胡不踹死？”，這些就不能說是“發乎情止乎禮義”了。?《毛詩序》的重要意義不僅在於其自身對文藝的全面而又系統的論述，更因為其對後世文論家的影響。有許多儒家思想的文論家是按照《毛詩序》的啟迪來構築自己的詩論框架，如白居易重視詩歌社會作用，用詩歌來批判現實政治的理論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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