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晉50年，歷武、惠、懷、湣四帝，而文學的繁榮則在武帝太康惠帝元康時期，其中以太康文學為代表，作家則以“三張、二陸、兩潘、壹左”最著名。此外，較著名者，晉初尚有傅玄與張華，晉末還有劉琨與郭璞，而不太著名者也還有不少。從數量來看，西晉壹代頗多天才秀異的作家，所以劉勰在《文心雕龍·時序》中曾說：“晉雖不文，人才實盛。”
關於西晉詩風的特點，劉勰在《文心雕龍》中也多有論及，《明詩》篇中說：“晉世群才，稍入輕綺。……采縟於正始，力柔於建安，或析文以為妙，或流靡以自妍。此其大略也。”《情采》篇又說：“體情之制日疏，逐文之篇愈盛。”總的來說，西晉壹代的文學更加註重形式與技巧。如果對西晉文學的特征作壹總結歸納，大致有以下幾方面的傾向：壹是模擬古人的擬古之風甚盛。擬古是文人創作追求技巧化的壹種表現方式，而這種方式則成為西晉文學的壹大特殊景觀。西晉壹代的大部重要作家，如傅玄、張華、束皙、陸機、陸雲等都在模擬上下了很大功夫，其中陸機最為著名。二是追求詞藻的華美與對偶的工整。這種追求由於大多是刻意為之，是出於呈才炫博的目的，因而顯得文字雕琢堆砌，有失簡潔明快，潘、陸二人最具有典型性。張華曾批評陸機說：“人之作文患於不才，至子作文，乃患才多也”，孫綽評西晉文章說：“潘文爛若披錦，無處不善；陸文若排沙簡金，往往見寶”。所謂爛若披錦見其雕琢，所謂排沙簡金者，顯其堆砌。三是總體風格而言，繁縟成為其基本特點。這種風格的形成則是其刻意呈才，過分追求對偶與藻飾的必然結果。
西晉壹代的追求形式技巧的繁縟文風，常為過去的文學史家所詬病。以通達的眼光觀之，追求技巧與形式美，自然是整個文學發展中的壹個鏈環，但是如果我們前後比較，不能不承認，西晉文學盡管出現了不少天才秀異的作家，但其作品卻缺乏壹種力度和生氣。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實與西晉士風的特點有關。
不論是建安文人還是正始文人，作家的心靈世界往往是充滿熱情與沖突的，但是，到了西晉，文士的精神境界普遍缺乏壹種崇高精神，羅宗強先生曾以“士無特操”來概括這壹時期士風的特點。“士無特操”的原因之壹，在於西晉政權的“政無準的”。西晉是以強取豪奪的手段取得政權的，盡管它提倡以名教立國，但除了孝的觀念尚未泯滅，在對待忠時則往往處於兩難境地。實際上整個西晉壹代文士，忠君的觀念十分淡薄，傳統的道德崇高性壹旦缺失，就影響了文士的人格建構與理想追求。因此，這壹時期文士在出處去就上，往往純然以自我之得失為中心，求名求利成為他們人生追求的目標。《晉書·石崇傳》所載頗能說明這壹點。“（崇）嘗與王敦入太學，見顏回、原憲之像，顧而嘆曰：‘若與之同升孔堂，去人何必有間。’敦曰：‘不知於人雲何，子貢去卿差近。’崇正色曰：‘士當身名俱泰，何至甕牖哉！’”“士當身名俱泰”典型反映了此時士人求名求利的心態。正由於此，西晉文士多依附權臣，卷入了政治鬥爭的漩渦，而在政治鬥爭中，他們也往往缺乏崇高的道德意識與是非觀念，其命運也常隨其所依附的權臣在政治鬥爭中盛衰而沈浮，不少文人則因卷入其中而最終喪命（據徐公持先生統計，西晉壹代文人死於政治鬥爭者有數十人）。
西晉文人熱衷於功名利祿，造成了他們作風浮華，思想平庸，耽於逸樂，肆於物欲，在這種情況下，他們的作品也就自然喪失了崇高的精神與激蕩人心的活力，而與浮華作風相應，自然也就更崇尚綺麗與繁縟，追求技巧與與形式，劉勰所說的：“采縟於正始，力柔於建安”的傾向，其原因即在此。 二、西晉主要作家
1、潘嶽與陸機
潘嶽與陸機是西晉太康文學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家，鐘嶸在《詩品》中將他們二人置於上品，並有“陸才如海，潘才如江”之評。江海之間，似有抑揚，但在後人看來，二人則是才才華的代名詞。唐人王勃《登騰王閣序》末雲：“敢竭鄙懷，恭疏短引；壹言均賦，四韻俱成，請灑潘江，各傾陸海雲爾”即是這個意思。潘嶽（247-300），字安仁，他是滎陽中牟（今河南開封附近）人。少年時以才慧而為鄉裏稱為奇童。弱冠之年走上仕途，出任賈充司空府掾，以才能為人所嫉，棲遲十年。後來先後任河陽令等官，最後官至給事黃門郎，因此他的作品集即稱《潘黃門集》。
關於潘嶽其人與其文，在文學創作上引出了壹個話題，即人品與文品的關系。金人元好問《論詩絕名三十首》中寫道：“心畫心聲總失真，文章寧復見為人。高情千古《閑居賦》，爭信安仁
路塵。”即通過潘嶽說明人品與文品的對立，了解潘嶽及其為人為文，有這麽幾點值得註意。
第壹，潘嶽美貌，是中國古代的美男子。《世說新語·容止》中說他“妙有姿容，好神情，少時挾彈出洛陽道，婦人遇者莫不連手拱之。”潘嶽的這壹特點，後代常津津樂道，“貌比潘安”成為人們的形容男子貌美的套語。
第二，潘嶽的人品的確存在缺陷。《晉書·本傳》稱，“嶽性輕躁，趨世利，與石崇等謅事賈謐，每侯其出，與崇輒望塵而拜。”作為壹名文士，潘嶽確實德行有所虧缺。不僅如此，他謅事賈謐，除了為賈謐講《漢書》外，還為賈謐充當槍手。賈謐的《晉書斷限》壹文，即是他捉刀的。賈後謀廢太子司馬遹，誣構之文，也是出自他的手筆，這種直接參預政治陰謀，為了謀取個人的權位與前程，趨炎附勢，不顧傳統道德與個人尊嚴，不擇手段，反映了他在人品道德上的問題。這是壹個才子因過分追求各位勢利而導致的道德墮落。
第三，潘嶽的人品與文品確實存在著不壹致處。潘嶽在政治品格上缺乏節操，但是在那些表現他個人感情生活的作品中，卻往往表現出真摯的情感。潘嶽似乎是壹頗重視家庭生活與親情的文人，在這壹領域，他的不少詩文往往富有動人的感染力。他的《內顧詩》是任河陽令時思念妻子楊氏之作，詩中寫其對久別妻子的日夕懷念，感情之專註，令人驚嘆。而他的《悼亡詩》，寫其赴任前對亡妻的悼念懷想，尤其感人，正由於他的影響，“悼亡”成為後代詩人追念亡妻的專讓題目。
第四，潘嶽不僅能詩，同時也是西晉著名的辭賦作家。其賦今存二十余篇，在各類文體中數量最多，著名者如《西征賦》、《閑居賦》、《懷舊賦》、《寡婦賦》，其賦作中，仍以寫哀情而見長。故《晉書·本傳》稱他“善為哀誄之文”。
第五，潘嶽作品的風格詞彩華艷而著稱。鐘嶸曾引孫綽語評其曰：“潘文爛若披錦，無處不善。”“爛若披錦”誠然如是，“無處不善”則有過譽之嫌。就詩歌言，他的有些作品由於鋪敘過多，往往顯得平緩而缺乏含蓄，有的還失之於枯燥乏味。陸機（261—303），字士衡，吳郡華亭（今上海松江縣）人。陸機出身於東吳世家大族，祖陸遜為吳丞相，父抗為吳大司馬。弱冠而吳亡，遂退居舊裏閉門苦學。九年後，與弟雲北上入洛，為張華所賞。華稱曰：“克吳之役，利獲二俊。”故名動壹時。曾官至平原內史，後世因稱陸平原。
陸機的個性與功名追求：陸機的家世出身對陸機的個性追求有很大影響，他是壹個才華出眾的人，據說十九歲吳亡時，即有《辯亡論》總結吳亡的原因，傳說《文賦》也約作於此時（杜甫有詩雲：“陸機二十作《文賦》”）。陸機的父祖為東吳名臣，他有壹種強烈的家族自豪感與父祖情結。其父祖情節在他初入洛時與盧誌的即興辯論中表現出來。《世說新語·方正》載：“盧誌於眾坐問陸士衡：‘陸遜、陸抗是君何物？’答曰：‘如卿於盧毓、盧珽。’士龍失色。既出戶，謂兄曰：‘何至如此？彼容不相知也。’士衡正色曰：‘我父祖名播海內，寧有不知？鬼子敢爾！’議者疑二陸優劣，謝公以定之。”正是由於對家世及父祖功臣的自豪，才使他有著強烈的功名欲望，在西晉作家之中，他是政治追求最為執著，功名欲念最為強烈的人物之壹。入洛初他被子太傅楊駿的祭酒，賈謐當權，他依附賈謐，曾參與賈謐“二十四友”活動；趙王倫輔政時，他又為倫的參軍。“八王之亂”時，諸王擁兵爭奪權勢，互相攻伐，趙王倫敗亡後，他轉投成都王穎，參與了成都王穎與河間王颙討伐長沙王乂的爭鬥，擔任後將軍，率兵二十萬，最後戰敗被成都王所殺。臨刑前曾感喟：“欲聞華亭鶴戾，可復得乎？”因此，他的壹生可說對功名的追求十分執著，但在堅持道義與節操上，則似有欠缺，不免依附權貴，朝秦暮楚，反復無常之譏。政治品格上的缺陷必然導致思想的淺薄，陸機詩內容膚淺，感情浮泛的特點，即與他的個性品格有關。
關於陸機的學創作，值得提及的有下面幾點：第壹，他是西晉模擬詩風中壹個最典型的代表作家。他嘗試了樂府、古詩的各種題材與各種格式，這類詩今存約四十余首，超過今存詩歌總數之半。他的模擬之作很少能看出他個人的思想經歷與情誌，多以形似為主，其目的似以表現模擬功力為主，使文學創作性質變為技巧的表演展示。其中這類詩歌的代表作是模擬《古詩十九首》的《擬古詩》十二首。第二，他詩的風格特點是繁縟，繁絝是與他過分追求呈才炫博的寫作追求有關的，對此時人張華曾譏刺說：“人之作文患不才，子之作文而患多才。”劉勰《文心雕龍·熔裁》中說他：“綴辭猶繁”。第三是表現手法上，他的詩喜用華麗的詞藻與對偶句式。詞藻的華麗使他的詩歌帶上了更明顯的貴族化特征，而對偶的過分追求則使作品顯得呆板而少變化，喪失了作品的靈動。沈德潛在《古詩源》卷七中評他說：“意欲顯博，而胸少慧珠，筆又不足以舉之，遂開排偶壹家。西京以來空靈矯健之氣不復存矣。”所論甚是。第四，他的作品中也有壹些寫得比較出色，某些詩歌寫景致力於刻化體物，在表現技巧上也為後人提供了某些可資借鑒的經驗。
陸機詩歌雖被後代人所訾議，但他的文卻被大家所推崇，其成就較詩為高。著名者有《辯亡論》、《嘆逝文》、《哀武帝文》等。其賦作中《文賦》壹篇，是壹篇文藝理論專論，對文學創作的過程作了細致深入的論析，在文學批評史上影響頗大。2、左思與劉琨
左思與劉琨在西晉詩壇上是兩位比較突出的作家，左思繼承並發揚了“建安風骨”的傳統，作品內容充實，富於力度，有“左思風力”（鐘嶸語）之稱；劉琨當晉末亂亡之際，抒英雄失路之悲，清剛悲壯。二人確為當時文壇之驕驕者。
左思（250—305），字太沖，臨淄（今山東臨淄）人。關於左思及其文學創作，有幾點值得註意：
壹、關於他的家世出身與性格
他是壹個出身寒族而又才華的文人。他的父親左雍曾作過殿中侍禦史，其妹左棻也曾被選為貴嬪，但這並沒有帶給他仕途的騰達。他壹生未曾作過顯官，只在元康時當過壹段時間的秘書郎。賈謐專權時，左思曾加入其“二十四友”中，成為浮華貴遊集體的成員，因此，在賈謐被誅後，他便受到牽連而居宜春裏。八王之亂時，齊王冏命他為記室，他辭而不就。所以他的壹生是不得誌的。這既也與他出自寒族的家世有關，也與他的性格有關。左思是壹個性格內向的人。據記載，他是“貌寢口訥”，貌醜而且口才不佳，自然容易養成他內向的性格，向內心世界發展。內向性格的人，不善於表現自我，也就不易為人所識拔了解。特別是在門閥社會，出身寒族，又“貌寢口訥”，仕途上的不得意就是可以想象的事。而對於左思來說，也自然容易產生強烈的反抗與不滿。左思的作品，之所以不同於潘嶽、陸機等人，充滿了寒士不平的抗爭以及對門閥制度的抨擊與蔑視，在他的家世與性格中是可以找到根據的，這壹點是理解左思作品的基礎。
二、左思的作品
左思作品今存十四首。除《詠史》八首外，還有四言詩《悼離贈妹》二首，《招隱》二首，《雜詩》壹首，《嬌女詩》壹首，另外還有《三都賦》。左思是壹個詩賦皆能的作家，但在這些作品中，影響較大的還是《三都賦》與《詠史》八首，所以劉勰在《文心雕龍》中說：“左思奇才，業深覃思，盡銳於《三都》，拔萃於《詠史》，無遺力矣。”這兩類作品，《詠史》八首是奠定他在文學史上地位的成名作。我們先介紹壹下《三都賦》，然後再談《詠史》八首。
左思是很重視賦的創作的。他的《詠史》八首之壹曾自述是“著論準過秦，作賦淩子虛。”而《三都賦》則是他精心結撰的心血之作。此賦的創作前後花費了十年時間，據史載他創作此賦時“門庭藩混，皆著筆紙，遇得壹句，即便流之”。（臧榮緒《晉書》卷十六），他又認為自己見聞不廣，所以特求為秘書郎，藉以閱讀皇家藏書。十年之後，終於寫成了這篇漢魏的第壹長賦（全文長壹萬零十三字）。據說陸機初入洛陽時，也準備作此賦，聽說左思作，撫掌而笑，與弟陸雲書雲：“此間聞有傖父，欲作‘三都賦’，須其成，當以覆酒甕耳。”（《晉書·本傳》）後來賦成，陸機閱後十分嘆服，以為無以復加，遂綴筆而罷。當然，這篇賦寫成後，開始並未受到人們的註意，左思便請皇甫謐作序，劉逵、張載、衛權等人作註，加上張華稱贊其班、張之流也，於是壹時聲名鵲起，豪貴之家竟相傳寫，洛陽為之紙貴。《三都賦》的始被忽視終被推重的過程，表明漢魏以來人物品評之風，在當時士大夫中仍頗流行，權威人物的品目評論，對於文士建立社會聲譽具有重要作用。
關於《詠史》八首，有這麽幾點值得註意：第壹，它的主題深刻。作品雖然寫的是左思自己在門閥士族制度下所受到的壓抑、抗爭與不平，但是這壹主題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下具有普遍的典型性，反映了整個寒族出身的知識分子的***同心聲。作品中寫自己在門閥制度的重壓下，壯誌難酬的悲憤與抗爭，帶有強烈的社會批判精神，充滿了反抗壓迫，追求自由解放的浪漫意識，始終貫註了豪邁的氣概，這與同時代的詩人相比，顯得尤為可貴。由於作品在對抗與沖突中，呈現出激情與力度，因而成為建安風骨嗣響。鐘嶸稱為“左思風力”，正指出了這壹特征。第二，以詠史的方式抒寫懷抱，將詠史與抒懷結合，開創了詠史詩創作的新路。詠史詩的創作始自班固，建安以後也有不少作者，但寫法上大抵是實詠史事，略述感概。左思的作品則是借古諷今，抒發個人懷抱，是詠史詩的壹種新創，對後代詩人詠史之作提供了很好的範型，因而對中國詩歌的發展作出了貢獻。第三，是他的語言精當，出語自然，雖有對句而不刻意工巧，不重詞采而形鮮明，運用典故又恰當貼切，借古諷今又思致深刻，所以鐘嶸評他：“文典以怨，頗為精切，得諷諭之致。”劉琨（270—317？），字越石，中山魏昌（今河北無極附近）人。他出身大世族，是漢朝中山靖王劉勝的後裔。少年時期以雄豪著名，頗負誌氣，與祖狄交好，有聞雞起舞的故事傳世。但是劉琨的壹生經歷了由貴遊子弟到軍閥混亂工具再到救國誌士的三個歷程。早年時他好尚老莊，追慕放曠，生活豪奢，嗜好聲色。他曾事賈謐，是賈謐“二十四友”中最年少者，在洛陽與石崇、陸機、陸雲等參與貴遊浮華集團的文詠活動。八王之亂起後，又介入了諸王爭鬥殺伐。但是，在晉室危亡之際，他卻誌於王室，迎惠帝於長安，被封為廣武侯。在經歷了天下大變後，他的思想發生了變化，他意識到個人對於國家社會的責任感，因此在給盧諶的信中對自己早年的放縱頗致後悔，說：“昔在少壯，未嘗檢括。遠慕老莊之齊物，近嘉阮生之放曠，……自傾辀張，困於逆亂，國破家亡，親友雕殘……然後知聃周之為虛誕，嗣宗之為妄作也。”從此他壹改過去之放曠，而成為壹位愛國誌士。三十七歲後，他出任並州刺史，從中原到北方，以晉陽（太原）為根據地，在極為艱危的條件下，與各路軍閥及各少數民族武裝集團轉戰多年。但由於長於懷撫而短於控禦，缺乏將略，不善用人，最終被與他結盟的幽州刺史段匹磾殺害，時年48歲。
劉琨的詩歌現存的只有三首，壹首四言《答盧諶》，兩首五言即《重贈盧諶》和《扶風歌》。盡管現存的作品數量不多，但卻能以剛勁清拔之氣抒寫英雄失路之悲，在詩壇上獨樹壹幟，因而受到了後代詩評家的好評。鐘嶸在《詩品》中說他：“善為淒戾之詞，自有清拔之氣。”劉勰《文心雕龍》也稱他“雅壯而多風”。金人元好問《論詩絕句三十首則雲：“曹劉坐嘯虎生風，四海無人角兩雄。可惜並州劉越石，不數橫槊建安中。”將他的詩與曹操相提並論，他確實是建安悲壯慷慨之音在西晉末年詩壇的回響。3、郭璞及其遊仙詩
郭璞（276—324），字景純，河東聞喜（今山西絳縣附近）人，他是壹個博學有高才卻不善口才的人。不僅通經術、通古文奇字，而且善於天文蔔筮之術。曾註釋過《爾雅》、《方言》、《穆天子傳》、《山海經》、《楚辭》等。西晉滅亡後，他過江避亂，深受王導和元帝、明帝推重，後來為王敦記室參軍，因為反對王敦謀殺，而被王殺害。
郭璞與溫嶠、庾亮等人曾是布衣之交，但他在東晉時卻才高位卑，常為縉紳所譏笑，曾著有《客傲》以抒發自己偃蹇傲世之誌。當庾亮、溫嶠致位公卿，但卻沈於下僚，這自然使他不免產生不平，而身處亂世，特別是在殘忍的王敦手下，他消極避世的思想就比較突出，因此，在詩歌創作上，他便選擇了遊仙題材，今存遊仙詩19首，其中9首為殘篇。
關於郭璞的遊仙詩，有幾點需要註意。
壹是關於遊仙的類別。遊仙詩是中國詩歌中的壹個種類，其起源甚早，秦博士有《仙真人詩》，後代繼作者不絕如縷，但大致而言，可分為兩類，壹類是所謂“正宗”的遊仙詩，另壹種是有明顯寄托的作品。正宗的遊仙詩繼承秦漢以來遊仙詩的傳統，以描寫輕舉高蹈神仙生活為主，表達對於神仙長生境界的向往追求。有寄托者則往往是借遊仙的形式抒寫作者的懷抱與感慨。郭璞的 《遊仙詩》無疑屬於後者。鐘嶸在《詩品》中評價是“辭多慷慨，乖遠玄宗”、“坎壈詠懷，非列仙之趣也。”正說明了他借遊仙以抒懷的特點。
二是關於郭璞的《遊仙詩》和玄言詩的關系問題。劉孝標（《續晉陽秋》註）說：“至過江佛理尤盛，郭璞五言，始會合道家之言而韻之，許詢及太原孫綽，轉相祖尚，又加以三世之辭，而詩騷之體盡矣。”則似以郭璞為玄言詩之祖，但鐘嶸《詩品》卻說郭璞“始變永嘉平淡之體”，這是壹個矛盾，也是值得研究的問題。我們說郭璞遊仙詩與許、孫畢竟不同，許、孫是直接說理，而郭璞則借神仙漫遊來隱喻玄想，富有形象性，因此不能簡單地將二者等同起來。
三是郭璞的遊仙詩對後代詩人影響甚大，唐代詩人李賀、李商隱，元代的楊維楨，清代的龔自珍等無不受其影響。用神仙靈異寄托懷抱，是中國古代浪漫主義詩人的特點，郭璞應是其中影響最大的壹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