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前所未有的文學全面繁榮局面的形成，壹方面固然是文學本身不斷發展變革的結果，但更為根本的還是決定於文學發展的社會基礎和歷史條件。
經過了將近四百年的分裂動亂的痛苦之後，隋唐時代終於實現了人民所渴望的國家的統壹。隋唐統治者為了鞏固統治的地位，不得不擴大自己的統治基礎，在政策上不得不照顧中小地主階級的利益，限制豪門士族的勢力。自隋代開始，士族勢力逐漸削弱，隋末農民大起義更給士族以沈重的打擊。隋唐實行均田制，把國家掌握的官田、無主地、荒地分配給無地或少地的壹部分農民。對地主豪族過多地占有土地也有限制，某些豪族逾限占有的土地曾被沒收，壹部分農民就從地主豪族的部曲轉為政府的均田戶。在生產發展中，租佃剝削方式的莊園地主經濟，逐漸代替了奴役部曲剝削方式的豪門地主經濟。租庸調稅法的實行，賦稅、徭役負擔有所減輕，中小地主階級逐漸擡頭，勞動人民的處境也有壹些改善，再加氏族誌的重修，戶等的重新劃定，士庶界限逐漸消失，豪門士族的勢力更日益衰微了。正由於這壹系列生產關系的調整變化，唐代國家迅速強大起來，從貞觀至開元壹百多年中，農業、手工業生產不斷上升。貞觀時期，鬥米值三四錢，成為歷史佳話。手工業方面，綾綿、陶瓷、紙張、金屬制品等都達到很高的水平。杜甫《憶昔》詩描寫說：
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九州道路無豺虎，遠行不勞吉日出。齊紈魯縞車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
唐代極盛時期勢力所及的範圍，東北至朝鮮半島，西北至蔥嶺以西的中亞，北至蒙古，南至印度支那，是當時世界上最強大的封建帝國。城市的空前繁榮，更標誌著當時封建經濟的發展水平。唐代首都長安城，周圍約有三五.五公裏，其規模之巨大，為當時世界所少見。全城人口***三十多萬戶。南城商業區布滿“邸店”(旅店)和“商肆”(店鋪)，聚居著中亞、波斯、大食等國的外商。長安有五條大道通往全國各方。水路則“旁通巴漢，前詣閩越”，“控引河路，兼包淮海”。除長安外，洛陽、揚州、廣州、成都、涼州等城市也都非常繁華富庶。對外交通也非常發達，陸路有北、中、南三條路通往中亞和印度。水路上，中國海船可以遠航至紅海、印尼、日本。當時所有的亞洲國家都和中國有經濟文化上的往來。而朝鮮、日本、印度、中亞各國和中國的關系尤為密切。
隋唐統治者為了擴大統治基礎，除經濟方面采取措施而外，在用人方面也壹反魏晉以來保護士族特權的九品中正制，實行科舉，通過明經、進士等常科以及其他種種名目的制科考試，選取官吏。許多宰相、大將都是科舉出身，這就在許多中下層地主階級文人面前展開了比較寬廣的出路，激發了他們對功名事業的種種幻想。在宗教和文化上，唐統治者對儒、道、釋三家思想都很重視，儒、道經典都列為科舉考試的重要內容，佛教也得到武後、憲宗等的提倡，其他宗教和學說也未受排斥，這對文人思想的活躍也是很有利的條件。作家的隊伍擴大了，許多作家都來自中下層地主階級，生活上都經歷過不同程度的磨煉，他們對社會情況、人民生活都比魏晉六朝那些上層文人更為熟悉，思想感情、精神面貌也比他們充實而健旺。“遍觀百家”、“好語王霸大略”、“喜縱橫任俠”成為唐代許多文人***同的風尚，在政治上，他們更往往高談“濟蒼生”、“安社稷”、“致君堯舜”。韓愈的辟佛老，儼然以天下為己任，柳宗元的《封建論》更在肯定君權前提下倡言“公天下”。這種思想活躍的狀況，對文學有相當深刻的影響。儒家的仁政思想，對杜甫、白居易等現實主義詩人的創作有明顯的好影響，道家蔑視禮法，獨與天地精神往來的思想，在李白等浪漫主義詩人的作品裏也煥發了光彩。此外佛教的流傳，除對王維等作家的思想有影響外，對變文及其他講唱文體也有很大的作用。當然，儒道釋思想對文學也各有消極的影響。
國家空前規模的統壹，對文學繁榮也提供了有利的條件。過去由於南北對立，文化發展殊途。在學術上是“南人約簡，得其英華；北學深蕪，窮其枝葉”。在文學上是“江左宮商發越，貴於清綺；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