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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淑真詩作愁緒研究 [朱淑真與李清照作品中愁情的比較]

基金項目:本文系“平頂山學院校高層次人才基金支助項目”(項目編號:2006041)。魏玉蓮  朱淑真和李清照是宋代富有才華的女性,她們都生在官宦之家,有著豐厚優裕的生活環境,從小受到家庭的文學熏陶,使她們具備較高的文學修養。同時,她們都命運多厄。朱淑真所嫁非偶,使得她這只漂蕩在愁海中的小舟最終沈沒。而李清照雖得了壹個誌同道合的如意郎君,但是後半生歷經夫死國破,顛沛流離,飽經磨難。面對侵入骨髓由身體到精神無法規避的創痛,她們都不約而同地將之傾註於筆端,真實地記錄了愁苦的心路歷程。所以她們的作品都彌漫著壹層灰色的愁情。但由於她們的具體經歷、環境、時代等的細微差別,故而相應的愁情之作也有不同的地方。本文擬對兩位宋代才女作品中的愁情進行比較,以窺視古代女性幽微內心世界的豐富性及其社會意義。

描寫愁情之作從宏觀上看,二人擇取體裁上有差異。從詞的方面看,朱淑真的詞據張璋、黃畬校註《朱淑真集》收33首詞,其中大部分是敘寫不斷地糾纏人心緒的愁情之作。李清照的詞也同樣始終縈繞著壹層揮之不去的愁霧。剔除存疑的作品,在確信無疑的43首詞作中,直接標出愁的就有17首,其他作品也大多數充溢著濃郁的愁情,從而構成了作品淒婉纏綿的感情基調。於詩的方面,朱淑真在現存的337首詩中,涉及廣泛,有詠史詩,有關於農民的詩,也有酬唱之作。而詩作占主體的仍然是敘寫愛恨情愁的作品。而通常“宋人在戀愛生活裏的悲歡離合不反映在他們的詩裏,而常常出現在他們的詞裏……愛情,尤其是在封建禮教眼開眼閉的監視之下那種公然走私的愛情,從古體詩裏差不多全部撤退到近體詩裏,又從近體詩裏大部分遷移到詞裏。”[1]而朱淑真逆流而上,以詩表現自己的悲怨情懷,摒棄宋朝文人所認可的詩莊詞媚的潛規則。正如鄧紅梅《女性詞史》所雲:“而在題材內容上,她(即朱淑真)也不像李清照那樣嚴守詩詞之別。北宋人習慣以詩明誌以及記載生活暇興,而主要以詞作來表現個人情愛興趣,她卻將它們同樣納入詩歌裏。” [2]這是因她以詩解愁抒恨,以詩來呈現自己的心靈世界。她渴望從限制心靈自由發展的種種束縛中解脫出來,痛快地宣泄情感、自由地披露內心隱秘。正如詩人俞平伯表述的:“我只願隨隨便便的,活活潑潑的,借當代的語言,去表現出自我,在人類中間的我,為愛而活著的我。至於表現出的,是有韻的或無韻的詩,是因襲的或創造的詩,即至於是詩不是詩,這都和我的本意無關,我以為如要顧念到這些問題,就可能根本上無意於做詩,且亦無所謂詩了。”[3]巴金曾說:“我寫文章,寫小說,是因為自己心中有非說不可的話,不吐不快,為了把心裏話說出來,才拿起筆寫小說,寫文章。”[4]朱淑真也正是如此,所以她選擇了詩作為敘寫愛恨悲愁的手段。

春秋兩季極易引發人的愁緒,因此傷春悲秋成為中國古代詩詞的傳統主題。人稟七情,感物吟誌,莫非自然。男權社會“女主內,男主外”的社會性別制度作為壹種不平等的分化人群權力結構,把女性驅趕到狹窄的庭院。活動空間狹隘使得春愁秋悲成為古代閨閣文學的慣用題材。無論是“春盛而人悲”或是“春衰而人悲”模式,都因大自然生命的律動聯想到自我,進而把自然中生機勃勃的春光與現實人生缺憾相比對而萌生憂愁。或是因花褪紅殘、好景不長,聯想到自身在現實中的被否定,如同春光難久,春去難歸,這是壹種自我與對象同構同質的印證。朱淑真《惜花》:“朝來不忍倚樹立,倚樹恐搖枝上紅。”用纖細的心靈表現出對紅花的點點憐惜之意。李清照“惜春春去。幾點催花雨。”(《點絳唇》)淅淅瀝瀝的雨聲催逼著落紅,也催逼著春天歸去的腳步。在自然與人遵循盛衰不可違逆法則時折射出自我對生命的珍視。

離別之愁,這也是二人愁情作品的***同主題。朱淑真與李清照都因所愛之人的離開而萌生憂愁。在情濃分離的背後潛藏著古代女性被規範從屬於男性的社會意識。這壹方面對男忠貞的同時也摻雜著因妻妾制合法化而對女性造成的威脅。同時,如果說男性也會遭遇“楊柳岸曉風殘月”的離別憂傷,但很快因對仕途的追求而轉移,不構成生命意識的主流。而古代女性卻不壹樣,庭院邊緣性地位的設置使得女性自由出入社會空間不易。在所愛對象真空缺失之後找不到壹種合理的方式得以轉移,因此生活重心幾乎都聚焦到離別上。朱淑真因意中人的遠離而生愁生恨:淚痕離思***淒涼(《九日》);須信離情壹味嚴(《傷別二首》其壹);淚多只為別情濃(《睡起二首》其壹)。禁閉在閨閣中的她柔腸寸斷,盈盈粉淚訴說著縷縷相思。李清照與丈夫琴瑟相得,丈夫遠離,使得她獨守空房,望穿秋水。元人伊世珍《瑯嬛記》中雲:“易安結褵未久,明誠即負笈遠遊。易安殊不忍別,覓錦帕書《壹剪梅》詞以送之。”[5]28其詞下片雲:“花自飄零水自流。壹種相思,兩處閑愁。此情無計可消除,才下眉頭,卻上心頭。”緊鎖的愁眉剛剛舒展,惦念之情又重上心間。作者通過含蓄委婉的筆觸,表達了自己的哀愁及幽怨的思想感情。這種愁是陶醉於情深愛切之中的蜜壹樣的輕愁。“這是因為李清照與趙明誠的分別是短暫的,他們終究還有歡聚的時候,雖感孤獨,而終不致絕望;而朱淑真的孤獨之感則是無盡期的,希望和期求都是無法把握的,故感嘆孤寂的同時,常常伴隨著不可擺脫的失望的痛苦。”[6]

如果說男女情感和諧時,女性把重心投註到愛人身上。但是當這個托付終身的對象缺失或幹癟時,古代女子又把目光轉向了故鄉,以彌補精神上的失衡。思鄉之愁也成為李清照與朱淑真作品***同的主題。中國傳統文化中宗族制和個體羈旅的艱辛強化了遊子思鄉的深情,故鄉具有補償價值的精神支柱,也帶有意識美化特征,這樣故鄉由實體已經蛻為壹個象征的符號。但作為古代女性往往在感情受挫時,父母就成為她們唯壹能獲得片刻休憩的港灣,讓她傷痕累累的心得以暫時的撫平。朱淑真與丈夫精神上的裂痕擴張導致她渴望回歸父母身邊,獲得心理上的愉悅。《寄大人二首》其二:極目思鄉國,千裏更萬津。《舟中即事七首》(其七):歲節將殘惱悶懷,庭闈獻壽阻傳杯。此愁此恨誰人見,鎮日柔腸自九回。可見她對父母的想念是多麽的深切,期盼能將痛苦傾訴!而李清照身處異鄉,夫亡國滅。“故鄉何處是?”(《菩薩蠻》)這是流落他鄉時發出的深沈呼喊。“點滴霖霪,愁損北人,不慣起來聽。”(《添字醜奴兒》)表現戰亂而客居他鄉的那種寂寞淒苦心境。因此,李清照思鄉之愁承載著家破亡國之悲而具有超越個體的社會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