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苦短的哀嘆，是建安詩歌的另壹個主題。當時社會動亂，生靈塗炭，疾疫流行，人多短壽。如曹植享年41歲，王粲、徐幹、應玚、劉楨、陳琳皆死於疾疫。這種情況對文人刺激很大，面對短促多艱的人生，建安詩人采取了三種不同的態度：壹種是單純的哀嘆，如：“天地無期竟，民生甚局促”（劉楨）；“良時忽壹過，身體為土灰”（阮瑀）；第二種是嘆歲月短促、功名未立，卻努力追求。曹操的《短歌行》就是這方面的典型。第三類是努力突破天命的限制，在有生之年追求更高的人生價值。這在曹操的《龜雖壽》等詩中得到充分體現。後兩種思想體現了建安詩人積極的人生觀，對後世有誌之士有很大的激勵作用。
建安時代是文學開始走向自覺的時代，也是詩人創作個性高揚的時代。建安詩人多高自標置，以文才武略自負，在進行詩歌創作時，不肯踵武前賢或效法同輩，而是另辟蹊徑，努力展現自己獨特的風貌。如曹操詩古直悲涼、氣韻沈雄；曹丕詩便娟婉約，有文士氣；曹植詩“骨氣奇高，辭采華茂，情兼《雅》怨，體被文質”（鍾嶸《詩品》）；王粲和劉楨的詩“仲宣躁競，故穎出而才果；公幹氣褊，故言壯而情駭”（劉勰《文心雕龍?體性》）。在詩體的運用上，也各具匠心。曹操四言詩獨擅壹時；曹丕的《燕歌行》二首被譽為七言之祖；曹植、王粲、劉楨、蔡琰則以五言詩名世。在詩歌語言方面，曹操、阮瑀、陳琳諸人較為質樸，曹丕、王粲等人則較秀美；曹植既有風骨，又富文采，成為那個時代最傑出的代表。鮮明的個性色彩，是建安詩歌獨具魅力的標誌。
由於“世積亂離，風衰俗怨”，建安詩歌帶著濃郁的悲劇色彩。其詩“或述酣宴，或傷羈戍，誌不出於慆蕩。辭不離與哀思”（劉勰《文心雕龍樂府》），曹操詩悲涼，曹植詩“頗有憂生之嗟”。建安詩人處於時代與個人雙重悲劇的交匯點上，都敢於正視苦難的社會與人生，勉勵自己及他人惜時如金，及早建功立業，贏得不朽的名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