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關於史詩的觀念是建立在古希臘荷馬史詩範例的基礎之上的, 關於史詩的研究是以亞裏士多德以來的古典詩學為範式的。史詩與抒情詩、戲劇並稱為西方文學的三個基本類型。西方史詩的發展脈絡, 從古希臘的原創型史詩如荷馬史詩開始, 到維吉爾的文人史詩創作, 秉承了希臘史詩的範例, 顯示出清晰的歷史脈絡。壹般認為文學史上對史詩、史詩性質的討論始於歐洲。蘇格拉底、柏拉圖、亞裏士多德、赫拉斯等古希臘哲人都論述過史詩, 但是, 直到16 世紀亞裏士多德《詩學》被重新發現, 人們才開始對史詩進行理論上的討論。歐洲的古典學在史詩研究領域積累了深厚的學術傳統。18 世紀歐洲浪漫主義運動, 開啟了搜集和研究民間史詩的熱潮, 促進了人們對史詩的起源、流傳和創作等問題上的探索。從17 世紀晚期壹直到18 世紀出現了對口傳史詩的搜集和研究的熱潮。沃爾夫(T. A. Wolf) 《荷馬引論》( Prologomena adHomerum , 1795) 表現出人們對荷馬史詩產生背景的重新認識。這時期甚至出現了所謂的重新發現的古代史詩———《芬戈爾, 六卷古史詩》( Fingal , an Ancient E. Poem in Six Books) , 它歸於凱爾特的民歌手莪相(Ossian) 名下, 可是它實際上是由麥克弗森(James Macpherson , 1736 —1796) 撰寫的。這個事件反映出當時人們對研究民間詩歌的興趣。人們從蘇格蘭、威爾士、愛爾蘭開始搜集凱爾特人的史詩。在芬蘭, 詩人兼學者埃利亞斯·隆洛德( Elias LÊnnrot , 1802 —1888)為他的民族找到了史詩《凱萊瓦拉》( Kalevala) 。歐洲浪漫主義的民族主義運動推動了口頭傳統的再發現。19 世紀中葉英國實現產業革命, 世界歷史邁向現代工業社會。18 —19 世紀之交,浪漫主義和民族主義席卷歐洲大陸, 知識界形成頌揚民間文化、發掘民族精神的新思潮。浪漫主義和民族主義作為壹種意識形態, 改變了整個歐洲的藝術、政治、社會生活和思想。在中歐、東歐社會欠發達地區,民族與國家不重合。斯拉夫民族和北歐諸民族, 他們將民俗學與獨立民族國家建設的歷史正當性結合起來。民族主義者認為民族的精神存在於民眾的詩歌之中, 因此, 對原始口頭文化的發現, 開始於歐洲的浪漫主義運動, 從此人們開始對口傳的、半口傳的, 以及源於口傳的文化予以重視。如德國的格林兄弟(Jacob Grimm ,1785 —1863 ; William Grimm , 1786 —1859) 便是典型的壹個例子。在芬蘭,《卡萊瓦拉》搜集歷史開始於18 世紀, 19 世紀真正意義上的搜集已經展開。從此, 散見各地的史詩開始被搜集起來。1850 年—1860 年在芬蘭開始了史詩搜集的新階段。民俗學研究的介入是1870 年以後。芬蘭學者在150 年的歷史進程裏搜集了許多的異文, 資料匯集於芬蘭文學協會的民俗學檔案館, 形成壯觀的史詩集成, 它們被陸續以芬蘭語出版。 19 世紀中葉歐洲民俗學興起, 史詩作為民俗學的壹種樣式, 又壹次進入現代學者的視野,在方法論上開辟了史詩研究的新時代。19 世紀末俄國比較文藝學家亞·尼·維謝洛夫斯基(1838 —1906) 對亞裏士多德以來以西方古典文學範本推演出來的規範化詩學提出挑戰, 他根據浪漫主義者對民間口頭詩歌的重新發現, 提出建構新的詩學的設想。他指出, 德國美學是根據經典作家的範例, 受作家文學哺育而成長的,荷馬史詩對於它來說是史詩的理想, 由此產生關於個人創作的假設。希臘文學的明晰性體現於史詩、抒情詩與戲劇的序列, 這也就被當作規範。我們可以肯定地說, 維謝洛夫斯基所倡導的實證的而非抽象的、類型學的而非哲學和美學的研究範式, 在他以後的時代得到了長足的發展。史詩研究的學術潛力並沒有局限於古希臘的範例, 而是在口傳史詩的領域裏大大拓展了。
20 世紀史詩研究者從鮑勒(C. M. Bowra)開始, 註意到原生形態的(口傳的) 史詩與擬制之作(書面文學的) 的區別, 擴大了英雄史詩的範圍。帕裏(Milman Parry) 和洛德(A. B.Lord) 把19 世紀以來的民族誌學方法納入古典詩學的領域, 他們在南斯拉夫發現了荷馬史詩的類似物, 創立了口傳史詩的詩學。從20 世紀後半葉開始, 人們在世界各地的形形色色的當代社會裏, 發現了豐富的活形態史詩傳統, 它們既不是古典史詩, 也不是西方史詩。 歐洲古典學在過去200 年來不斷為如下問題困擾: 傳說中荷馬時代是否有書寫? 如何解釋史詩的不壹致性? 如果沒有文字的幫助, 如此長的史詩是怎樣被創作、保存的? 如何看待關於史詩產生的神話和傳說? 如何解釋史詩中不同時代的文化沈積現象, 如方言和古語問題。研究表明,荷馬時代是否有文字, 這和“荷馬問題”並無關系; 將荷馬史詩的作者向前推到前文字的口述時代, 這無疑是進步, 但是, 仍然有壹個固定文本的信仰妨礙人們的思想。民間集體創作的思想,催生出多重作者的觀點, 短歌說, 對原型的探尋……這些都沒有觸及到口頭詩歌的本質。帕裏、洛德以來西方口頭傳統研究, 主要涉及民俗學的題材樣式、形式、主題, 民間口頭文學和作家書面文學的趨同性和趨異性, 如何界定口頭文學和書面文學的經典, 以及民間藝人的表演和創作等問題。在半個世紀以來,帕裏和洛德等壹派學者把荷馬史詩這樣的古代經典, 放在壹個史詩傳統中來研究, 他們認為荷馬史詩文本的背後, 存在壹個制度化的表演傳統, 指出這壹傳統曾經是活形態的、口頭的。他們把“口頭詩歌”的概念運用於荷馬史詩的研究中, 試圖解決荷馬史詩的創作、作者和年代問題。他們把語言和文本作為主要的經驗的現實, 選擇表演、表演的文化語境作為荷馬史詩的主要問題, 依靠語言學和人類學的方法尋求古典學的新突破來歐美口頭傳統研究者在幾個關鍵問題上, 對於19 世紀以來民俗學研究的許多觀念進行了反思,人們對這些問題的反思是跨學科的, 這種反思不僅揭示了以往的認識誤區, 更有意義的是提出了新時代出現的新問題。到上個世紀末, 勞裏·航柯(Lauri Honko)對印度西裏人(Siri) 的口傳史詩的研究, 標誌著西方史詩觀念和研究範式的轉移。在他看來,史詩的範例是多樣的, 他在史詩與特定的傳統社區的緊密聯系中發現了史詩的活力, 他提出的關於史詩的新觀念, 貫徹了文化多樣性的思想。由此可以預示, 21世紀的史詩研究將是多元化的。以往那種以荷馬史詩為範例, 取例西方的史詩研究範式, 將逐漸成為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