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歌無論怎樣說也是文學的壹種，具有文學意境，這是無容辯駁的事實，無論多麽艱深和艱澀的詩歌總可以有自己的壹種或多種譯本。例如，西方現代主義的詩歌是很難讀，也很難懂的，然而經過數代詩歌翻譯家的努力，我們已經有了不少較好的譯本。從西方象征主義、意象派到達達主義、超現實主義等各種流派的詩歌作品都有了較好的譯本。而且有的譯本給我們的審美快感較之原作也並不算差。例如，T．S．艾略特的作品就是這樣。可能正如艾略特自己在他諾貝爾文學獎《受獎辭》中所說的那樣，詩歌具有某種“超民族價值”，他說：“我認為不同國度、不同語種的人們——盡管在任何壹個國家都顯然只是為數不多的人——可以在詩中彼此理解，這種理解無論何等片面。但依然很重要。”。艾略特還說：“雖然語言是壹種障礙，但詩本身為我們提供了克服語言障礙的理由。品味別種語言的詩歌，就是對操那種語言的人民的理解，這種理解只能從對詩歌的欣賞中才能得到。我們也不妨回顧壹下歐洲的詩歌歷史，回顧壹下壹種語言的詩歌對其它語言詩歌所產生的巨大影響；千萬不要忘記每個舉足輕重的詩人是如何大大地受益於其它語種的詩人；我們不妨考慮壹下每個國家、每種語言的詩歌如果不從外國詩歌中汲取養分，便會衰竭、滅亡。”顯然，艾略特的結論是站得住腳的，這有歐洲詩歌發展的歷史和他自己的創作實踐的有力證明。中國現代詩歌創作中有不少詩人也受到了艾略特詩歌的影響，而且是受到了艾略特詩歌翻譯作品的影響。說實在的，壹首外國詩，如果已有很好的翻譯，我們是沒太有必要再去讀原詩的。象趙毅衡譯出的《荒原》，查良錚譯出的《阿爾弗瑞德·普魯弗洛克的情歌》等。正如王佐良說：“他早已精通英文，後來他轉向英國浪漫主義詩：雪萊、濟慈、拜倫各有壹選集，他也沒有忘記英國現代派詩，艾略特的《荒原》就是他重譯而且仔細加註的。他的最主要成績是拜倫長詩《唐璜》的全譯本，保持了拜倫的口語體以及諷刺藝術的幾乎壹切特點，讀起來像原著壹樣流暢生動。”好的譯詩應該是原詩在另壹種語言中的化身。關於化身理論，筆者在此想多說兩句。關於詩歌藝術作品的翻譯，我們已經有過不少精妙的比喻，有喻之為“借屍還魂”的，有喻之為“轉世美人”的，也有喻之為“投胎轉世”的，然而，這些比喻似乎都是建立在原詩的死亡基礎之上的，所以這些比喻都是些蹩腳的比喻，不管是在學術上多麽了不起的人提出來的，都應該毫不猶豫地舍棄。而化身理論則不壹樣，它更符合詩歌翻譯的實際，而蘊涵了豐富的理論內含，不容易引起歧義，因為化身的前提是真身，並不是壹首詩有了化身之後原詩這個真身應該死去。總之，艾略特等西方詩人的著名詩篇已經在漢語裏有了很好的化身，而且這些化身還影響了中國詩人的創作。
我們說詩歌具有文學意境包含有兩層意思。壹層意思是說，詩歌的內容是有意蘊的，詩歌作為民族文化的表征，尤其有相當的文化內涵，詩歌的意境、意味來源於意蘊和意義。艾略特所說的詩歌的可理解性、超民族性就是指此。詩歌的意蘊和意義決定了詩歌還是壹個意義符號系統，即德·索緒爾所說的sign system。詩歌的可譯性基本上是指此。詩歌的壹些意蘊要素比如情感、意象、情景、人物、事件等是可譯的。當然，在壹種語言符號系統中所包含的某些意蘊並不壹定能在別的語言符號系統中找到對等的意蘊，尤其是壹個民族所獨有的文化意蘊，比如中國文化中“君子”、“淑女”這兩個文化意象的文化意蘊在西方的任何壹個語種中都很難找到對應物。然而，這種意蘊壹經闡釋總可以讓他民族的人能了解、理解和同情***鳴和接受。這種詩歌意蘊的可闡釋性就是詩歌的可譯性。
詩歌具有文學意境的另壹層意思是，詩歌是壹種語言藝術。有的詩歌理論家甚至把詩歌定義為最高語言藝術。我們說詩歌是語言藝術也好，最高語言藝術也好，都是在說，詩歌是壹種特別的文體，跟小說、散文等非詩文體不壹樣，詩歌所使用的語言是壹種抗敘述、描寫和說明的語言。詩歌所使用的語言是壹種藝術性的修辭性的語言。無論是詩歌作者或譯者首先必須弄懂的就是這壹點。愛爾蘭著名詩人葉芝曾經總結他壹生的創作經驗說他寫詩往往是拋掉了壹套修辭，而又創造出來了另壹套修辭，他的原話是這樣的：“我花費了畢生精力來擺脫修辭……我擺脫了壹種修辭，只不過又建立了另壹種修辭。” 葉芝的說法是對的。詩歌之所以是語言藝術，之所以能給我們帶來審美快感，全在於詩歌應用了多種多樣的能給我們帶來審美快感的修辭方法，諸如比喻、象征、通感、誇張、反諷、擬人、象聲等。
懂得了詩歌是用各種各樣的具有強大審美效應的修辭方法寫出來的的道理，翻譯家在詩歌翻譯的時候，就要盡量保持住詩歌作者寫作時所使用的修辭方法。只有這樣，翻譯出來的詩歌才能保持住原有的審美快感，詩歌翻譯才可能不成為壹種困難的事業。有經驗的翻譯家就是這樣的能保持住原作修辭方法的人。王佐良先生是中國現代詩歌史上卓有成就的詩歌翻譯家。他曾多次介紹他在翻譯詩歌時盡量保持原著的修辭方法的例證。他曾翻譯過美國詩人詹姆斯·賴特（James Wright）的《幸福》壹詩，說它有個了不起的結尾：“我突然感到／如果我能脫出自己的軀體，我就會／怒放如花”。他說：“我非常喜歡這個結尾。因此我的譯文盡力保持這些令人吃驚的比喻，即磨損了的繩子和怒放的花朵。”當有人問他：“妳所謂保持比喻，究竟是什麽意思？”他回答說：“我的意思是，如果在原詩裏有某個比喻，應該把它直譯過來，保持它原有的新鮮和氣勢。” 其實，可能翻譯家王佐良先生還不知道，他把原詩中諸如比喻等修辭性語言直接地翻譯過來，就已經完成了壹首詩的文學意境的翻譯，而且也使得他翻譯過來的詩還會是詩，這就有力地駁斥了好多人關於詩歌不可譯的錯誤觀念，尤其是美國著名詩人羅伯特·弗羅斯特的說詩是翻譯中丟失的那部分這種貌似有理的錯誤觀念，而且在詩歌翻譯理論上這是壹個巨大貢獻。
在理論上確立了詩歌的文學意境可譯的信念是大大地有利於詩歌的翻譯實踐的，也就是說，我們有這樣的信念之後，就不會害怕動手去譯詩，不但不會害怕，反而會主動去尋求文學意境好的詩歌來翻譯，以便能增富我們民族自己詩歌文學意境之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