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白居易雖然對女色惑人進行了諷諭並提出警誡，但同時也強調了男性的責任。
在《長恨歌》的創作中，白居易對李楊的愛情悲劇持有明顯的同情態度。雖然他對女色惑人發出了諷諭，並確實曾欲“懲尤物”，但並沒有把惑國的責任全歸在楊貴妃身上。在詩歌中，白居易同樣指出了唐玄宗的“漢皇重色思傾國，多年禦宇求不得”，由此才有後來的“壹朝選在君王側”。可見，詩中同樣強調了唐玄宗的責任。女色固然可以惑人，但是如果男人個個都是坐懷不亂的柳下惠，怎麽還會有惑國壹說呢？
《李夫人》中表現的更為明顯。其詩前段主要寫漢武帝對李夫人的懷念，結尾發出了“傷心不獨漢皇帝，自古及今皆若斯”、“人非草木皆有情”的感嘆，對充滿人性味的人間癡情表現出壹種理解態度，只是認為若給帝王造成致死難忘的感情傷痛甚至影響到朝政時，還是“不如不遇傾城色”的好。可見，白居易並沒有讓女性承擔起所有的責任，他也強調了男性自身的責任。
其次，白居易在對女性婚姻命運的熱切關註中，批判了婚姻門弟觀念，並對被男子或男子家人遺棄的女性表現了深切的同情。
婚姻的等級制度歷來是封建禮教的壹個組成部分，“門當戶對”的門閥觀念是封建婚姻中難以改變的標準，經濟地位成為決定婚姻對象的決定因素，這種門第關鍵使寒家女無人聘問。針對這個問題，白居易曾嘆息“寒地生材遺校易， 貧家養女嫁常遲”（《晚桃花》）。在《議婚》中，詩人從物質生活決定婚嫁命運的嚴酷現實出發，對比了貧女與富女的不同遭遇，為貧女鳴不平，同時，也對富家女“輕其夫”貧家女“孝於姑”的不同品行有所褒貶，體現出白居易重人品的婚姻觀念，體現出他對女性美好品德的尊重，這在批判婚姻門第觀念之外還具有明顯的進步意義。
《井底引銀瓶》的題下小註雖是“止淫奔”，但詩中卻把女主人公作為正面人物進行描寫，她有著美麗的外貌和活潑的性格，因對愛情的憧憬而毅然與男主人公私奔，但“聘則為妻奔是妾，不堪主祀奉頻繁”，最終被男家趕出家門，弄得她想回娘家也是“悲羞歸不得”。這位女子與男子相比，大膽地反抗封建禮教，具有較強的婚姻自主意識。詩人對她雖有“淫奔”之微詞，但也有著明顯的同情。作者塑造出的這個女子形象及其命運也引起人們的深思， 正是封建禮教及封建倫理道德扼殺了這位美麗的女性。同樣，在《母別子》、《太行路》、《續古詩十首》其七中都有類似的不幸的女性。
再次，白居易對失意宮妃及普通宮女的命運表現出同情態度，對後宮制度提出了強烈的批判。
白居易對失意宮妃及宮女的同情，從上壹部分分析的《上陽白發人》可見壹斑。另外還傾訴了她們的絕望“紅顏未老恩先斷，斜倚蒸籠坐到明”《後宮詞》）、她們的無奈“不知遺舊愛，何處作新恩？”（《怨詞》）等等。同樣由於對宮女不幸命運的同情，白居易歌頌了唐玄宗“怨女三千放出宮”（《七德舞》）的舉措。並且，在他的以宮女為題材的作品中，沒有以欣賞宮女舞姿為內容的。
這種“憐幽閉曠怨”的主題在白居易的以王昭君為題材的詩歌中表現得更加明顯。《王昭君二首》中，詩人對其寄予了深厚的同情憐憫之情：
滿面胡沙滿鬢風，眉銷殘黛臉銷紅。愁苦辛勤憔悴盡，如今卻似畫圖中。
漢使卻回憑寄語，黃金何日贖娥眉。君王若問妾顏色，莫道不如宮裏時。
然而王昭君的悲劇已過去幾百年了，而慘無人道的後宮制度非但沒有廢除，反而愈演愈烈。老百姓們只得“至今村女面，燒灼成疤痕”（《過昭君村》），以毀容來表達她們對後妃制的抵觸情緒。
最後，白居易在作品中揭示了勞動婦女惡劣的生存狀態，表現了對勞動婦女深切的同情。
在《繚綾》、《紅線毯》、《觀刈麥》中表現很明顯。更可貴的是，詩人的同情已到了自愧的程度。在《觀刈麥》中，他通過自己“吏祿三百石，歲晏有余糧”的溫飽與貧婦的赤貧之對比，發出了“念此私自愧，盡日不能忘”的感嘆，表現出他作為正直官吏所具有的自責和良知。
綜上所述可知，白居易前期的女性觀雖然受到時代和階級的限制，但仍然是那個時代正直儒生所具有的進步女性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