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襲期 從北宋開國到宋真宗趙恒朝七八十年的時間裏，宋詩基本上沿襲唐風。主要流派有以王禹偁(954～1001)為代表的白居易體(簡稱白體)，魏野(960～1019)、林逋(968～1028)為代表的晚唐體和楊億(974～1020)、劉筠(970～1030)、錢惟演(977～1034)為代表的西昆體。從個人成就講，以王禹偁為最大。他是宋代提倡向李白、杜甫、白居易學習的第壹個詩人，寫下不少關心民間疾苦的詩篇。就流派言，以雕章麗句、多用典故的西昆體影響為最大。11世紀初二三十年的詩壇，基本上為它所把持。
復古期 宋仁宗趙禎時，歐陽修、梅堯臣 (1002～1060)、蘇舜欽(1009～1048) 等青年文學家，在反對駢文，提倡古文的同時，連帶反對楊億、劉筠片面追求偶切、不重內容的近體唱和詩風，上承宋初王禹偁關心現實的精神，主張大量創作以反映國計民生為傳統的古體詩，以配合當時的政治改革運動。這壹時期，梅堯臣同情民間疾苦的名篇《田家語》、《汝墳貧女》，蘇舜欽反映宋廷積貧積弱社會問題的《城南感懷呈永叔》、《慶州敗》，歐陽修揭露官府腐敗的《食糟民》，蔡襄(1012～1067)、石介(1005～1045)等人直接幹預政局的《四賢壹不屑》和《慶歷聖德頌》等古體之作陸續問世，名重壹時，朝野詩風為之壹變。宋詩議論化、散文化的獨特面目，也在此時初步形成。
革新期 11世紀後半期，王安石、蘇軾相繼主盟詩壇，宋詩創作形成第壹個高峰期。王、蘇兩人政治見解和詩歌主張多所不同，但銳意創新，力圖建立個人風格的不倦追求則壹。代表作如王安石的《明妃曲》、《烏江亭》詩，就傳統題材翻出新意，充分發揮了宋詩長於議論的特點，讀後耐人回味，被公認超出唐人的同類作品。蘇軾則在“以詩為詞”的同時，將歐陽修、梅堯臣等人開了頭的“以文為詩”推進到“別開生面，成壹代之大觀”的地步。蘇詩的超邁豪縱，觸處生春，富於創新精神，其名作《百步洪》詩中壹氣呵成的七個聯喻: “有如兔走鷹隼落，駿馬下註千丈坡，斷弦離柱箭脫手，飛電過隙珠翻荷”，是最好的自然寫照。王、蘇兩人刻意求新而創作的壹些小詩，如王詩《泊船瓜洲》，蘇詩《題西林壁》，或以新鮮的意象示人以奇想，或以豐富的哲理發人以深思，歷久而傳誦不衰，也為宋詩增添了不少光彩。
這壹時期的重要詩人還有黃庭堅(1045～1105)、陳師道 (1053～1101)等，並出蘇軾門下，但詩風與蘇氏不同。
凝定期 黃庭堅作詩，有所謂“點鐵成金”、“脫胎換骨”的方法，目的是“以故為新”，尚不失宋詩革新期的首創精神。後來起而效法者，以此為定式，形成在南北宋之際影響十分巨大的江西詩派，宋詩重新走上了模仿前人，只在文字技巧、聲韻格律方面顛來倒去的形式主義道路。直到南渡之際，陳與義(1090～1138)等人由早期江西詩人對杜詩聲律的偏愛轉向學習杜甫懮國懮民的精神和蒼涼沈郁的風格，在詩歌中反映出民族災難降臨之初知識分子的愛國感情，宋詩停滯不前的現象才有所改變。
中興期 南宋前期，抗敵、北伐成為詩人表現的重大主題，愛國詩的大量湧現，使宋詩在這方面成為超越前代並給後世以莫大影響的典範，是這壹時期的主要貢獻。以陸遊為代表的中興詩人，紛紛從江西詩派的束縛下解脫出來，建立起自己的風格。陸遊的“從軍樂”、楊萬裏(1127～1206)的“誠齋體”、範成大(1126～1193)的田園詩，均能獨自網開壹面，在文學史上占有壹席之地。除愛國、抗戰之外，農村下層民眾的生活，也是他們的***同題材。詩歌語言也開始趨於通俗、自然和口語化。楊萬裏的“活脫”，陸遊的平易，範成大的明白如話，包括以朱熹為代表的理學家詩歌的平直質樸，均使這壹時期的詩歌表現出與前幾個時期以及唐詩的不同面貌。
飄零期 南宋後期，再也沒有出現比較重要的詩人。先後活躍在詩壇上的“永嘉四靈”和“江湖詩派”，為詩宗賈島、姚合，重新走宋初的沿襲晚唐詩風的老路，雖也寫出壹些清新可讀的作品，但總的來說，宋詩也如當時的政局，已是風雨飄搖，每況愈下。直至宋末文天祥等愛國誌士以血淚凝成的正氣歌留名汗青，宋詩才最後迸出了壹道引人註目的亮光。
關於宋詩的特點，壹般認為最主要的是議論化、散文化。“以文為詩”，唐代個別詩人如韓愈等已開其端，但奉為圭臬，因之蔚為壹代詩風者則自歐陽修、梅堯臣等人始，至王安石、蘇軾、黃庭堅而達到極致。由“以文為詩”到“以議論為詩”，宋詩之所以在強大的唐詩影響之下獨樹壹幟，形成自己的這壹風格特徵，有著深刻的時代根源。北宋時期，政治改革和隨之出現的朋黨之爭，從慶歷新政到王安石變法，壹直是知識分子關心的主要問題。終南宋之世，主戰和主和，又將朝野士人分成旗幟鮮明的兩大派。絕大多數詩人具有官僚和知識分子雙重身份，“開口攬時事，論議爭煌煌”，是這批人的***同特徵。其次，宋代儒學壹改唐人死守前代註疏的舊習，疑經惑古，以己意解經，蔚為風氣，本已官僚化的士人，又加上了壹重學者化的身份。所謂某人好議論，主要就是由這兩個特殊的時代背景所促成。
與宋詩議論化相關的還有另壹個特點：理趣。所謂理趣，指寄寓在詩歌形像中的人生哲理。宋詩理趣形成的文化根源主要不是理學，而是佛門的禪機。宋詩中最富有理趣的幾首代表作品，多出於理學形成之前而哲學思想自成體系的王安石、蘇軾及其追隨者黃庭堅、陳師道之手。如蘇軾的《次韻法芝舉舊詩壹首》:“春來何處不歸鴻，非復羸牛踏舊蹤，但願老師真似月，誰家甕裏不相逢。”即源於《高僧傳》所載醋頭和尚鬥機鋒的偈頌。
此外，兩宋詩壇還有兩個前所未有的特點，壹是詩歌派別的出現和形成風氣，壹是“詩話”作為壹種詩歌批評方式的產生和流行。宋詩多流派，當與佛教宗派思想的刺激以及政治上黨爭紛繁的原因有關。如北宋末呂本中(1084～1145)作《江西詩社宗派圖》，列黃庭堅以下二十五人，後又有所謂江西詩派壹祖三宗之說，壹如禪宗之“法嗣”傳衣。列名之人均以名節自勵，氣味相投。至於文學觀方面的不同，因而造成詩家的門戶之見，壁壘森嚴，則與“詩話”的黨同伐異有著互為因果的內在聯系。
關於宋詩的評價，自南宋嚴羽《滄浪詩活》起就存在著嚴重的分歧，直至在文學史上形成了“尊唐”與“崇宋”兩大派系。大抵唐詩主情致，宋詩重理性，從藝術的角度看，宋詩不少作品缺乏形像性、音樂美，感染力不強，是它的缺點。從文化史的立場上講，宋詩在唐代詩歌格律完備、意象純熟、臻於頂峰的情況下另辟蹊徑，為近世詩歌的發展提供了富有時代意義的榜樣，是它的成功之處。
《宋詩選註》
《宋詩選註》是中國古典文學讀本叢書之壹。卷首之序為錢鐘書先生多年潛心研究宋詩之後寫成的壹篇重要詩學論文。文中不僅對宋詩的歷史地位及其成敗得失，見解獨到，對中國古典詩歌的基本理論多所建樹，而且對詩文選政頗有創見。錢先生素喜以小說家自居，故往往以小說家筆法勾勒形象、點染軼事；語雖簡約，人物卻活脫跳出。其論評皆警醒顯豁，深入淺出，具體落實，常常別出心裁。
《宋詩選註》雖然不是文學創作，但卻有著濃厚的文學性，不僅以它精辟的理論、豐富的知識吸引人，而且以它生動的語言吸引人。特別是錢先生善用比喻，因而形象生動，說理透辟，使人如讀文藝散文，不但不覺枯燥，而且感到妙趣橫溢，愛不釋手。
整個說來，宋詩的成就在元詩、明詩之上，也超過了清詩。我們可以誇獎這個成就，但是無須誇張、誇大它。
據說古希臘的亞歷山大大帝在東宮的時候，每聽到他父王在外國打勝仗的消息，就要發愁，生怕全世界都給他老子征服了，自己這樣壹位英雄將來沒有用武之地。緊跟著偉大的詩歌創作時代而起來的詩人準有類似的感想。當然，詩歌的世界是無邊無際的，不過，前人占領的疆域愈廣，繼承者要開拓版圖，就要配備更大的人力物力，出征得愈加遼遠，否則他至多是個守成之主，不能長光大前業之君。所以前代詩歌的造詣不但是傳給後人的產業，而在某種意義上也可以說是向後人挑釁，挑他們來比賽，試試他們能不能後來居上、打破記錄，或者異曲同工、別開生面。假如後人沒出息，接受不了這種挑釁，那末這筆遺產很容易貽禍子孫，養成貪吃懶做的膏粱紈。有唐詩作榜樣是宋人的大幸，也是宋人的大不幸。看了這個好榜樣，宋代詩人就學了乖，會在技巧和語言方面精益求精；同時，有了這個好榜樣，他們也偷起懶來，放縱了摹仿和依賴的惰性。瞧不起宋詩的明人說它學唐詩而不像唐詩，這句話並不錯，只是他們不懂這壹點不像之處恰恰就是宋詩的創造性和價值所在。明人學唐詩是學得來惟肖而不惟妙，像唐詩而又不是唐詩，缺乏個性，沒有新意，因此博得“瞎盛唐詩”、“贗古”、“優孟衣冠”等等綽號。宋人能夠把唐人修築的道路延長了，疏鑿的河流加深了，可是不曾冒險開荒，沒有去發現新天地。用宋代文學批評的術語來說，憑藉了唐詩，宋代作者在詩歌的“小結裏”方面有了很多發明和成功的嘗試，譬如某壹個意思寫得比唐人透徹，某壹個字眼或句法從唐人那裏來而比他們工穩，然而在“大判斷”或者是藝術的整個方向上沒有什麽特著的轉變，風格和意境雖不寄生在杜甫、韓愈、白居易或賈島、姚合等人身上，總多多少少落在他們的勢力圈裏。
毛澤東同誌《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早就指出：“人民生活中本來存在著文學藝術原料的礦藏，這是自然形態的東西，是粗糙的東西，但也是最生動、最豐富、最基本的東西；在這點上說，它們使壹切文學藝術相形見絀，它們是壹切文學藝術的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唯壹的源泉。這是唯壹的源泉，因為只能有這樣的源泉，此外不能有第二個源泉。……實際上，過去的文藝作品不是源而是流，是古人和外國人根據他們彼時彼地所得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學藝術原料創造出來的東西。我們必須繼承壹切優秀的文學藝術遺產，批判地吸收其中壹切有益的東西，作為我們從此時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學藝術原料創造作品時候的借鑒。有這個借鑒和沒有這個借鑒是不同的，這裏有文野之分，粗細之分，高低之分，快慢之分，……但是繼承和借鑒決不可以變成替代自己的創造，這是決不能替代的。”宋詩就可以證實這壹節所講的顛撲不破的真理，表示出詩歌創作裏把“流”錯認為“源”的危險。這個危險傾向在宋以前早有跡象，但是在宋詩裏才大規模的發展，具備了明確的理論，變為普通的空氣壓力，以至於罩蓋著後來的元、明、清詩。我們只要看六朝鐘嶸的批評：“殆同書抄，”看唐代皎然的要求：“雖欲經史，而離書生”，看清代袁枚的嘲笑：“天涯有客太冷癡，誤把抄書當作詩”，就明白宋詩裏那種習氣有多麽古老的來頭和多麽久長的後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