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臺多悲風,朝日照北林。
之子在萬裏,江湖迥且深。
方舟安可及,離思故難任!
孤雁飛南遊,過庭長哀吟。
翹思慕遠人,願欲托遺音。
形影忽不見,翩翩傷我心。
李善註《文選》將此詩列為曹植《雜詩》六首其壹。治曹植詩者大多認為該詩為曹植思念其弟曹彪之作。曹植在其生活後期,備受曹丕、曹鈕壓制與迫害;因此,其生活後期的詩作,也多為悲涼哀怨之辭。此詩字面上就有“悲”、“哀”、“傷”的字眼,悲傷之情可謂顯矣。也可以說,思親懷人之悲情就是該詩的主題。然而,如果我們深入解讀該詩隱潛的母題及母題架構,則可更為全面地詮釋該詩的主題表現及其深邃意蘊。
在西方文學批評中,主題(theme)與母題(motif)往往是可以相互替換的術語①。我認為,主題是作者即時即地(here—and—now)所觸發的思想意念,是作品顯在的內容主體;母題則是主題潛在的文化底蘊,是作品中具有悠久文學傳統(literary tradition)與觀念歷史(the history ofideas)的文本基因意涵(the significance Of the textual unit)②。
從曹植《雜詩》(其壹)全詩看,作者是在蕭瑟的秋景中抒發其悲涼哀怨之情的;這與他另壹首思念曹彪的詩作《贈白馬王彪》的描寫甚為壹致:“踟躕亦何留?相思無終極。秋風發微涼,寒蟬鳴我側……感物傷我懷,撫心長太息。”顯而易見,“悲秋”,正是這兩首詩的***同母題。
在中國“天人合壹”的傳統觀念中,大自然的四時變化與人類情感的喜怒哀樂是相通的。漢代大儒董仲舒即認為:“天亦有喜怒之氣,哀樂之心,與人相副,以類合之,天人壹也。”(《春秋繁露·陰陽義》)對於這壹點,董仲舒反復地強調說明:“人生有喜怒哀樂之答,春秋冬夏之類也。喜,春之答也;怒,秋之答也;樂,夏之答也;哀,冬之答也。天之副在乎人,人之性情由天者矣。”(《春秋繁露·為人者天》)“夫喜怒哀樂之發,與清暖寒暑,其實壹貫也。喜氣為暖而當春,怒氣為清而當秋,樂氣為太陽而當夏,哀氣為太陰而當冬……人生於天,而取化於天。喜氣者諸春,樂氣者諸夏,怒氣者諸秋,哀氣者諸冬,四氣之心也。”(《春秋繁露·陽尊陰卑》)這種“天人合壹”的觀念雖然有濃重的神秘色彩,但人的情感變化與自然物候的變化確實有密切的關系。四季之中,人們對春與秋的感受最為敏感。這是因為春與秋正是物候盛衰叠代之季——或萬物萌生,或萬物雕零。這種顯著的自然物候變化,無疑更易刺激、誘發人的情感波動(相比之下,夏繁冬寂,處於相對靜止狀態,給人的刺激也相對為小),故古人雲:“春女思,秋士悲,而知物化矣。”(《淮南子·繆稱訓》)
就壹般情況而言,春與秋對人類情感的影響確實有所不同:萬物萌生的春,易引起人們的喜悅之情;萬物雕零的秋,則易觸發人們的悲涼之感。因此, “悲秋”,自古以來便是文人吟詠不絕的主題。 《楚辭》中就有“悲哉秋之為氣”(《九辯》)及“悲乎秋風之動容”(《抽思》)的千古名句。秋景悲情互纏交織,以意念、意象或詞語、句型的形式無數次循環重現(recurrence)於歷代眾多文學作品之中,從而成為中國古代壹個顯要的文學母題。
秋之“悲”雖然有不同的內涵,但離別相思之悲,在“悲秋”母題的作品中,甚為引入註意。“黯然銷魂者,唯別而已矣!”南朝江淹的《別賦》就以蕭瑟淒清之景渲染、烘托離別相思之悲:“見紅蘭之受露,望青楸之離霜。巡曾楹而空掩,撫錦幕而虛涼。知離夢之躑躅,意別魂之飛揚。”“至乃秋露如珠,秋月如圭,明月白露,光陰往來,與子之別,思心徘徊。”③在交通頗不方便的古代,離別往往就意味著相思痛苦的折磨。而離別相思那悲涼、哀怨、淒傷的情感特征,與蕭瑟淒清的秋景甚為相契。“何處合成愁,離人心上秋”(宋·吳文英《唐多令》)“多情自古傷離別,更那堪、冷落清秋節”(宋·柳永《雨霖鈴》)正說明了秋景與離愁之間的密切關系。因此,以蕭瑟淒清之景渲染、烘托離別相思之悲的文學作品,在古代中國十分普遍。
在曹植《雜詩》其壹之中,直接涉及秋天景色的句子是:“高臺多悲風,朝日照北林”與“孤雁飛南遊,過庭長哀吟”。而其中,“悲”“孤”“哀”明顯點染出作者的離別相思之情感。可見,這四個句子是將客觀景物主觀化,或說是景物情思化、情思景物化。尤其是,這四個句子正好處於該詩兩個層次④的首端,這就有意無意地為全詩離別相思之情的抒發,建構了壹個前後照應的情境,“悲秋”母題也從而得到了更好的體現。
至此,我們的解讀僅進人到該詩的母題層面,而未到達母題架構層面。其實,曹植《雜詩》其壹的母題並非壹個,而是三個。“悲秋”只是其主母題,此外,還有兩個子母題:“登高抒懷”與“鴻雁傳書”。這兩個子母題,正好隱潛於該詩兩個層次首端的句子之中。
“登高抒懷”的母題,源自中國古人在生活中的傳統習慣。登高所以望遠,因而,所抒者多為思故鄉懷遠人之悲情:“憑軒檻以遙望兮,向北風而開襟……悲舊鄉之壅隔兮,涕橫墜而弗禁。”(王粲《登樓賦》)“鴻飛滿西洲,望郎上青樓。樓高望不見,盡日欄桿頭。”(南朝民歌《西洲曲》)由於“登高懷人”母題所形成的思維定勢,在中國古代文學作品中,登高之舉往往就喻含著懷人之情。正因如此,曹植《雜詩》其壹首二句寫高臺登臨所見之景(“高臺多悲風,朝日照北林”),接下來四句即寫思念遠方親人(“之子在萬裏,江湖迥且深,方舟安可及,離思故難任”),並不會讓熟悉中國古詩的讀者感到突兀。
“鴻雁傳書’’的母題則源自中國的民間傳說:“人言雁足傳書,待盡寫、相思寄與。”(宋·袁去華《宴清都》),其潛隱的文本基因意涵,亦同樣使曹詩第二層次開首的孤雁南飛之景象(“孤雁飛南遊,過庭長哀吟”),與隨後的翹思懷人、托雁傳書(“翹思慕遠人,願欲托遺音,形影忽不見,翩翩傷我心”)之行為,得以不露痕跡地勾連起來。
三母題在曹植《雜詩》其壹中,並非是簡單的疊加,而是意境相諧、義旨同歸,起到強化、凸顯主題的作用。
所謂意境相諧,首先,指三母題營造的皆是淒怨的意趣氛圍;其次,三者所呈現的客觀物境皆為蕭瑟清秋。“悲秋”與“鴻雁傳書”無疑為清秋之境,至於“登高抒懷”,雖不專屬為清秋之舉,然而清秋之季,氣爽天高,最宜登高憑欄,加上中國古代,民間素有九月重陽登高的風俗:“有樓皆眺遠,五日不登高。”(宋·樓鑰《重陽》)登高之舉,也就很容易與清秋之境聯系起來了。
所謂義旨同歸,即指三母題所蘊涵的義旨及邏輯關系是相同的:“悲秋”→觸景傷情→思親懷人;“登高抒懷”→登臨遠眺→思親懷人;“鴻雁傳書”→寄情於雁→思親懷人。思親懷人之苦,正是該詩三母題的***同旨歸;其進壹步的顯現,則是詩歌的主題——思親懷人的悲情抒發。
尤其值得註意的是,三母題在該詩中的分布位置。如前所析,首二句“高臺多悲風,朝日照北林”便推出了壹個蕭瑟清秋之景,壹個“悲”字的點染,更強調了“悲秋”的母題。全詩種種情、景、事,皆在“悲秋”母題的承 托下得以展現。“登高抒懷”與“鴻雁傳書”,則分處兩個層次的首端,從而導引出二層次的思親懷人之情。換言之,“悲秋”主母題托出全詩的主體架構,“登高抒懷”與“鴻雁傳書”二子母題,則托出全詩兩大組成部分的支體架構,三者相互協同運作,建構起壹個相當工整對稱的有序化母題系統。在這個母題系統中,主母題及主體架構,二子母題及二支 體架構,是同質同構的有序協同關系,給人以相似→重復→強化效果的深刻印象。就整體而言,“悲秋”主母題奠定了全詩的文化底蘊,引導亦制約了“登高抒懷”與“鴻雁傳書”二子母題的情感趨歸;同時,在“悲秋”主母題的制約與承托之下,“登高抒懷”與“鴻雁傳書”二子母題輕易而且不露痕跡地轉化為內容主體——思親懷人的主題。即實現了母題主題化,文化底蘊與內容主體交融。全詩的整體表現,亦從而顯得更為蕭瑟而蒼莽,悲涼而沈郁.深邃而綿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