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許多詞雖然還可以合樂歌唱,但是“舊譜零落,不能倚聲而歌也”已經成為壹股不可逆轉的潮流.南宋末年詞人張炎《國香·序》說：“沈梅嬌,杭妓也.忽於京都見之,把酒相勞苦.猶能歌周清真《意難忘》、《臺城路》二曲,因囑余記其事.詞成,以羅帕書之.”可見“舊譜零落”,時能唱周邦彥某幾首曲子者,便是鳳毛麟角.“詩歌總是先從歌中借來適當的節奏,並直接繼承其抒情的性格.在適應了這種節奏以後,詩和歌便進入壹種若即若離的狀態,最後變成不歌而誦的徒詩. ”
北宋詞人,多應酒宴之間歌兒舞女的要求,填詞當筵演唱.北宋詞人作詞,是隨意性的應酬,是業余的娛樂消遣,是逢場作戲,是私生活的真實描寫,是無遮掩性情的流露.南宋詞作,越來越脫離音樂的羈絆,走上獨立發展的道路,逐漸成為文人案頭的雅致文學.另壹方面,南宋社會環境的巨大改變,迫使歌詞創作不得不走出象牙之塔,把目光投向更為廣闊的社會現實.南宋詞作,很多時候是文人墨客間相互酬唱或結詞社應酬的結果,有時還是抗戰的號角,是服務於現實的工具.南宋詞人作詞,是高雅的藝術活動,是精心的組織安排,甚至是莊重的情感表達.所以,《介存齋論詞雜著》說：“北宋有無謂之詞以應歌,南宋有無謂之詞以應社.”
其次,與這種音樂背景的演變和創作環境的改變相關聯,北宋詞人多率情之作,往往就眼前景色,抒寫內心情感,自然而發,生動感人.南宋詞人則費心構思,巧妙安排,精彩豐富,門徑儼然,句法章法可圈可點,警策動人.周濟說：“北宋主樂章,故情景但取當前,無窮高極深之趣.南宋則文人弄筆,彼此爭名,故變化益多,取材益富.然南宋有門逕,有門逕故似深而轉淺.北宋無門逕,無門逕故似易而實難.”又說：“北宋詞多就景敘情,故珠圓玉潤,四照玲瓏.至稼軒、白石,壹變而為即事敘景,使深者反淺,曲者反直.”兩者各有春秋.
北宋詞即見性情,易於引起閱讀者的普遍***鳴；南宋詞巧見安排,值得閱讀者的反復咀嚼.這種作詞途徑的根本性轉變,肇始於北宋末年的周邦彥,在大晟詞人的創作中已經廣泛地看出這壹方面的作為.《白雨齋詞話》卷三更是從這個角度討論詞的發展與盛衰：“北宋去溫、韋未遠,時見古意.至南宋則變態極焉.變態既極,則能事已畢.遂令後之為詞者,不得不刻意求奇,以至每況愈下,蓋有由也.亦猶詩至杜陵,後來無能為繼.而天地之奧,發泄既盡,古意亦從此漸微矣.”這種“古意”,恐怕就是率情,就是“自然感發”.
再次,北宋詞率情而作,渾厚圓潤,表達個人的享樂之情,就少有意外之旨；南宋詞匠心巧運,意內言外,傳達詞人的曲折心意,就多用比興寄托手法.周濟說：“北宋詞,下者在南宋下,以其不能空,且不知寄托也.高者在南宋上,以其能實,且能無寄托也.南宋則下不犯北宋拙率之病,高不到北宋渾涵之詣.”
南宋詞就在這壹方面,最受清代詞人的推崇.最能體現南宋詞人比興寄托之義的當推詠物之作,詞人結社之際也喜歡出題詠物.因為古人詠物,“在借物以寓性情,凡身世之感,君國之憂,隱然蘊於其內,斯寄托遙深,非沾沾焉詠壹物矣.”（清沈祥龍《論詞隨筆》）《芬陀利室詞話》卷三說：“詞原於詩,即小小詠物,亦貴得風人比興之旨.唐、五代、北宋人詞,不甚詠物,南渡諸公有之,皆有寄托.白石、石湖詠梅,暗指南北議和事.及碧山、草窗、玉潛、仁近諸遺民,《樂府補遺》中,龍涎香、白蓮、蒓、蟹、蟬諸詠,皆寓其家國無窮之感,非區區賦物而已.知乎此,則《齊天樂·詠蟬》,《摸魚兒·詠蒓》,皆可不續貂.即間有詠物,未有無所寄托而可成名作者.”重大的社會與政治題材,通過比興寄托的手法表現在歌詞之中,南宋詞的境界自然不同於北宋詞.清人就是立足於這壹點改變對南宋詞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