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拜倫、雪萊和濟慈代表的第二代詩人創造了與第壹代詩人不大相同的浪漫文風。尤其拜倫,基本上未公開表示過對華茲華斯或柯爾律治有何好感,至少在風格上劃清界線。他並不崇拜深刻,對哲思三心二意,卻更具現實的浪漫情緒和時代感;他易被讀懂,引起熱情的***鳴,更具普遍的影響力。拜倫是19世紀歐洲文學的奇觀,在壹段時間內顯出叱咤風雲的魅力,引起歌德、雨果、普希金,下至青年男女的喜愛,將許多文人罩入其巨影。但今天若繪制浪漫詩人的命運圖表,會發現他的名聲經歷了最大的落差。布萊克終於被發現,迅速成為世界文化名人;華茲華斯與柯爾律治的名譽壹向穩步緩升,華茲華斯於20世紀初期遭過輕蔑,但二戰後二人穩居經典位置,華茲華斯被大多數學者認定為最偉大的浪漫詩人;濟慈的偉名從未有大的波動;雪萊創造了尖銳對立的陣營,在20世紀20年代後曾受過最嚴重的輕蔑,後被左派和保守派***視為偉大詩人。而拜倫則於19世紀中葉從最高處快速下滑,世紀末已有人反思拜倫現象,雖仍有慕名崇拜者,但更多的是不甚公正的貶低和漠視,只在20世紀中葉後才受到較深刻的解讀和較客觀的評價。
喬治·戈登·拜倫(1788——1824):拜倫現象是19世紀西方精神文化的重要內容之壹。他體現了那個不朽時代的激情,代表了它的才智、深思、狂暴和力量;他那普羅米修斯式的孤獨的反抗意誌,在上個世紀歐洲人的精神生活中非同凡響,以致改變著“社會結構、價值判斷標準及文化面貌”。(羅素)這個獨立不羈的天才,有博大的政治家的胸襟和哲人的才智。他的氣質敏感而暴烈,感情深沈而細膩。但他也是個放浪形骸的公子、虛榮傲岸的爵爺和孤高悒郁的自我主義者。他崇尚偉大的精神,向往壯麗的事業,卻被黑暗的時代所窒息。他的心是傷感的,他的嘆息充斥了整個生涯……別的詩人編織夢想,他卻曾被認為是夢想的本身,在詩、行動、人格之間創造了壹種獨特的生命。他融入文學但又大於文學。他說兩種情感即能限定他的實質:熱愛自由,痛恨虛偽(政治的、宗教的、社會的、情愛的等),但他是個復雜的矛盾集合體:生來微跛,卻愛四方漫遊;身為貴族,充滿等級觀念,卻又具有平民的反抗意識;他時而陰沈、焦躁,但更多時表現出和藹、幽默或玩世的輕松;他崇尚自由,卻堅守浪漫時代之前的古舊文體;他主觀自信,卻富有經驗式的常識;他有強烈的男權中心意識,卻常陷入他所謂的“女性思維”;他痛恨戰爭,但熱衷於“爭取自由的戰役”。最後,他從物質和行動上投入戰爭,似乎是對他超越或毀棄文學文本而去用行動創造人生文本的詮釋。
現代的評論家多認為拜倫雖有壹流的諷刺與敘事才華,但總的說來享受了與其才華不配的名譽。說他偉大,似主要不是詩文本身的緣故,因在所謂六大詩人中,他的文思較缺乏深度,用詞、組句、織體的豐富性與文本的平衡感等也不如他人,後來,T·S·艾略特甚至說他對英國語言無任何貢獻。其實拜倫無論在思路、意象或詞語方面都曾以間接的方式仿效他所蔑視的華茲華斯與柯爾律治,有時套用好友雪萊、甚至濟慈的靈感,難免顯出平庸。
拜倫現象的核心是他創造了“拜倫式英雄”,這類人物四方遊蕩,性格憂郁,常自覺高居人群與習俗之上,論古諷今;雖有強烈的男性中心意識,對女性卻有不斷的魅力。哈羅爾德與曼弗萊德尤能代表這位孤獨的反叛者;此外,在富有浪漫主義色彩的傳奇組詩“東方敘事詩”中,各中心人物亦屬這壹類型之典型。這些人物體貌非凡、精力充沛、才幹出眾,有能力做壹番事業,可是罪惡的社會不允許他發揮自己的才能,成為了社會的犧牲品。他們無不具有憤世嫉俗的思想、叱咤風雲的勇氣和各種狂熱而又浪漫的冒險經歷,他們是單槍匹馬的“復仇者”。在精神面貌上,他們頑強高傲、勇敢堅定、憂郁孤獨、神秘而痛苦。
波西·比希·雪萊(1792——1822):《解放了的普羅米修斯》因體現其思想之精髓而在雪萊詩中占中心位置。該詩劇分四幕,寫到了普羅米修斯的被縛與解放。該詩使雪萊的兩大主題)——社會變革與人間情愛——交織互補,並配之以兩條線索:普羅米修斯與朱庇特的善惡關系和他與亞細亞的分別與重逢。這兩條線索由代表必然性和原始生命力的冥王來串連,由他來影響眾神之命運,決定不同人物的勝敗。這位埃斯庫羅斯筆下的巨人吸引詩人,是因為他以美德抗暴,他基本代表完美人格,無私、無野心、無妒意,集人類靈智與永恒靈智為壹體。雪萊寫這首詩時不再過分強調外在變革,而更註重自我完善和愛的力量,不再涉及具體的政治自由,而聚焦於超然而又深厚的自由含意。因此,《解放了的普羅米修斯》實際是理念詩,旨在展現理想生活的幻景,提供宇宙新生的啟示。相對拜倫的現實革命精神而言,雪萊的革命概念更具理想色彩,因而也更徹底,是對現有世界方方面面的哲學否定。“冬天如果來了,春天還會遠嗎?”即是雪萊對未來美好世界必將來臨的預言,發人深省。雪萊還以抒情詩著稱於世,繼承華茲華斯的傳統,以大自然入詩,《西風頌》、《雲》、《致雲雀》等作品,音韻鏗鏘,感情真摯,閃耀著深邃的思想光輝。
對於雪萊,曾有著名評論家有所貶損,但也有人持平而論,認為彌爾頓的厚重與雪萊的“空氣與火”各代表但丁的壹半,而能頂其壹半即是榮幸,雪萊的詩有時堪與莫紮特的音樂相比。
約翰·濟慈(1795——1821):第二代浪漫主義詩人都壽命短暫,濟慈最令人嘆息,享年僅26歲,卻留下許多精美的詩篇,包括莎翁與但丁在內的巨筆在那樣年輕時尚未寫出相當水平的作品。就詩藝,有人認為他是19世紀最傑出的詩人,他不獨屬於浪漫主義,唯美派與頹廢派都受到他的影響。
盡管相對歐洲歷史而言,濟慈的影響力不及拜倫,但說到英國詩歌史,拜倫的聲望則無法與濟慈相比。與雪萊比較,濟慈更願以熱心而冷眼的觀者姿態繪制生活的戲劇畫面,對在真實的生活中扮演各種角色的真人表現出藝術家的興趣,他並不因至上的理想而厭棄有限的世事,而是以具體人間情感證實無限的存在。濟慈在1818年的壹封信中指出,華茲華斯較彌爾頓“更深刻”,因為他重視靈魂在俗界的旅程,比彌爾頓更關註“人心”或“人性”,其特有的才華能幫我們“探索”人生“巨宅”中那些“漆黑的通道”,從而減輕“生死奧秘的重壓”。濟慈發展了有關信念,認為人間是“造就靈魂的深谷”,除此無其他途徑。有評論家認為,濟慈的傾向是要發掘新的永久價值,他主要不是讓我們相信世間充滿苦難與壓迫,而是讓我們鼓足勇氣接受這樣壹個事實:世界充滿歡樂、健康、自由。這些都屬於他人,但只要爭取,也能屬於我們自己。濟慈思想與藝術的精髓就是讓我們有勇氣相信他人是幸福的,並能為此感到由衷的喜悅。
濟慈之後有多人將他與莎翁比較,甚至認為他是在資質、意識等方面最像莎翁的詩人。濟慈曾強調,詩人應像莎翁那樣有能力排除內外世界各種幹擾,主動做到不急於介入作品的沖突中,保持戲劇的視角。他稱華茲華斯表現出“自我的超卓”,似暗示自己更願像莎翁那樣擺脫自我人格的困擾,盡量潛入劇中人物的視角,使自我化為每壹個人物。在20世紀壹些現代主義批評家眼中,濟慈擺脫了同時代浪漫主義詩人的那些不合現代人口味的“毛病”,其作品可算現代意義上的理想文本。今人則更看重濟慈所代表的某種新人的氣質:他對現實生活中的各種情感,包括疚痛、欲念、尷尬與窘迫、美感與疾病、孤獨、快樂等,都有敏銳的把握,能以生動而具體的感覺表達這類痛苦和歡樂。
濟慈代表性的作品有:《恩底彌翁》(1818)、《聖阿格尼斯節前夕》(1819)等敘事詩,還有《夜鶯頌》(1819)、《希臘古甕頌》(1819)等頌歌。
拜倫和雪萊於1816年四月在瑞士日內瓦的萊蒙湖畔相識,雪萊的無神論和樂觀主義對拜倫的思想和創作產生了有益的影響。 8月,雪萊夫婦離開日內瓦。 1818年8月,雪萊來威尼斯與其相見。 秋冬之間,雪萊作《朱利安與馬達洛》壹詩,實際上是對拜倫提出善意的批評和規勸。從拜倫爾後的作品和實際行動來看,他似乎在某種程度上接受了雪萊的批評。
1822年5月,偕同甘巴壹家移居裏窩娜。
夏天,與雪萊壹起,邀請在英國受到迫害的李·亨特前來意大利,***同籌辦文學期刊《自由人》。
7月8日,雪萊溺死於斯塔西亞灣。 拜倫火葬雪萊
總之這兩個人是很好的朋友.
拜倫和濟慈基本上無甚過從,因為濟慈出身寒微,無緣與二位貴族經常見面,但濟慈早年熱烈贊頌拜倫的詩歌,並寫成十四行詩《致拜倫》,後來他對拜倫的看法有了改變,既承認拜倫在詩壇的崇高地位,也含蓄地表明拜倫某些詩歌只是“單純的力量”,“雖然是繆斯所產,卻像墮落的天使”,同時認為詩的目標在於“化解憂傷,提高人的想象力”(睡與詩)
盡管如此,拜倫對濟慈並沒有偏見,曾稱許濟慈未完成的長詩《海披裏安》“崇高肅穆,堪與埃斯庫羅斯的悲劇相媲美”,拜倫在濟慈二十五歲因肺病去世後,作詩譴責惡意中傷濟慈的批評家。
雪萊和濟慈則雖無深交,但雪萊壹直關註濟慈,在濟慈病情不斷惡化時,邀請他到意大利過冬,但濟慈婉言謝絕。濟慈死後作長詩《阿童尼》,將濟慈比作希臘神話中為美神維納斯所愛的的美少年阿童尼,以阿童尼被野豬所傷比濟慈生前受到的傷害。同時也是對濟慈詩作的肯定。稱他“本是美的壹部分”
恩~如果要三人的詳細資料這裏有字數限制的,可以在百科裏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