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中國詩壇壹個明顯的趨向，就是前幾年壹哄而起、自我標榜的許多詩歌流派和各種“主義”，在同時間這把利刃的較量中，已經大勢已去，甚至難覓蹤影。“呼吸派”業已窒息；“撒嬌派”盡遭白眼；“超低派”由於其嘩眾取寵的自我貶損，更是少人青睞……諸如此類，不壹而足。代之而起的是詩人們深刻的自省，並以更加嚴肅和認真的態度進行探索和創作。
壹
1989年，詩歌在貼近時代、貼近生活、抒發詩人真摯的情感方面有了長足的進步。
詩人西彤的《壹個追求者的詠嘆調》（《作品》1989年10期）具有強烈的時代精神和濃郁的生活氣息。詩人雖已中年，但是詩行中卻充滿了蓬勃的朝氣和執著的追求，在這組詩中，詩人直抒胸臆：
我追求詩的真摯，
我追求愛的真誠，
我追求生活的真諦。
不為著索取，
只為著理解。
即使我的追求
得不到回報，
即使我兩手空空收獲貧瘠，
依然初衷不改始終如壹。
詩行中所體現出來的這種執著不悔的追求精神，正是我們整個民族精神的真實寫照。詩人李瑛的《戈壁海》（《人民文學》）1989年11期）以凝煉、傳神的筆觸，深切地抒發了對祖國土地的壹片熾熱情懷。劉益善的《大平原》（《詩刊》1989年10期）語言質樸，富有張力，為大平原描繪出了壹幅生動的風情畫。賀羨泉的《神話組成的謠曲——中國人口問題詠嘆調》（《當代詩歌》1989年9期）用詩的語言提示了超生超育給我們這個古老的前進中的民族所帶來的巨大困擾，詩中充滿了對現實的深刻思考和對未來的深切關註。曉梅的《信天遊》（《星星》1989年3期）語言簡潔，生動，散發著淳厚的鄉土氣息：“把信天遊唱得紅得發紫/唯有陜北女子/苦菜花上逮過螞蚱/山丹丹上捕過蝴蝶/紅高粱裏喊來黃土風/金蕎麥裏呼走老白雨/人生酸辣苦甜/這回味的信天遊/令硬漢奪淚而出/旱煙鍋出神了/無火星/”。鄧萬鵬的《單獨行動》（《詩歌報》1989年10月21日）平中見奇，在看似漫不經心的詩句中，蘊含著對人生的深沈思索。敬曉東的《月光下的回憶》（《星星》1989年3期）通過對極平常生活的摹寫，表達了對美好生活的追憶和向往。蘆萍的《悠悠的拖船》（《詩刊》1989年12期）把詩的觸角伸向最基層的生活，讀來親切自然，詩的語言既有獨到的意韻又富思辨色彩，給人留下了難忘的印象。
近幾年來，軍旅詩人壹直比較活躍。1989年，描寫軍旅生活的詩作有了進壹步的發展和提高。部隊詩人朱增泉、屈塬、歷雲等人，在這壹年中都寫出了不少優秀詩作。
在詩歌的現實主義進壹步回歸，影響進壹步擴大的情況下，壹些詩人，特別是壹些青年詩人依然在頑強地對詩歌的藝術手法進行實驗和探索。發表在1989年8期《星星》詩刊上的《周亞平自選實驗詩》和陸健的《某壹夜晚的心理歷程》就是這種實驗和探索的頗具代表意義的具體反映。我以為，不論這種實驗和探索成功與否，是否能夠贏得廣大讀者的承認和***鳴，只要這種探索是嚴肅、認真和較少功利主義色彩的，就是值得稱道的，就應該采取壹種寬容和支持的態度。
可喜的是，1989年發表的對先鋒派和實驗詩這類詩歌的評論文章，較之前幾年已客觀和審慎了許多，不負責任、故弄玄虛和胡吹亂捧的評論文章日見減少，這對於詩歌的發展和詩人的健康成長都是有利的。
二
不論在什麽時代，青年都是詩歌這壹文學形式的主要創作者和閱讀者。對於詩歌，壹位老詩人曾說過壹段非常精彩的話。他說：天上有三顆星，壹顆是青春，壹顆是愛情，還有壹顆是詩歌。
1989年，壹批已有影響的青年詩人繼續創作出許多優秀的詩篇，同時也湧現出不少詩歌新秀。青年詩人李琦的詩作清新、淡雅，自成風格，閃爍著理想主義的光彩。她的《最初的天空》（《人民文學》1989年11期）依然保留並進壹步拓展了以往的風格。西籬的《誰在窗外》（《星星》1989年7期）寫得親切動人，讀後令人悠然神往：
聽這初秋的細雨
就聽見了故鄉
父親的皮鞋在泥濘中踏響
當我們讀到這樣的詩句，我們感到了壹種不言而喻的詩意的美。青年詩人曲近的組詩《聖土之憂》（《綠風》1989年2期）中的《嶽飛墓》壹首，結尾處的“跪著的歷史/最能突出站立的人生”頗具警句意味，令人警醒。這組詩用富有特色的語言，表達了壹種深切的憂患意識。青年詩人彭俐是近兩年湧現出來的頗具實力的詩壇新秀。他的詩作凝練瀟灑，意象優美。《黑眼睛》（《詩人》1989年11～12期）頗能代表他的詩歌創作風格：“不知為什麽/我喜歡憂郁的黑眼睛/仿佛壹泓寂寞深潭/曾使我心旌搖動//孤帆在碧海上漂泊/孤雁在黃昏裏哀鳴/孤星在天邊閃爍/總使我無限鐘情/淚零並不都是傷感/高山凝望殷紅的夕陽/懷抱著多少美麗的憧憬//我相信世間確有不朽的魂靈/壹朵秋菊開放在小河邊/這也是我的歸宿嗎/當我回到祖母的身旁/變成不醒的夢”。青年詩人馬新朝在1989年創作頗豐，他的詩作自然地流露出時代氣息；在表達豐厚的內涵時，詩中具有壹種朦朧的美。他的組詩《流浪意識》（《大河》1989年2期）就是這種風格的體現。陜西阿眉的《阿眉的情詩》（《星星》1989年6期）雖為處女作，但寫得清麗灑脫，意境柔美，這是壹位值得詩界註意的新人。
在1989年，引人註目的青年詩人和詩壇新秀，有如熠熠閃爍的星鬥，難以壹壹評述，除上面提及的外，如陸地、徐魯、彭國梁、魯萍、梁芒、張國民、王長安、彭小梅、易殿選、朱鴻賓、楊松霖、於耀江、舟恒劃、劉希全、潞潞、席永君……等人，都是其中的佼佼者。
通觀1989年青年詩人們的詩歌創作，我們可以大致概括出幾個主要的基本特點：①對西方現代派詩歌有選擇的借鑒批判之風日盛，盲目模仿之風減弱，這表明青年詩人們主體意識的增強和詩歌觀念的成熟；②極大程度地改變了前幾年用空洞的宣言和“主義”代替作品的不良傾向，許多詩人意識到沒有厚實的生活支撐起來的詩歌殿堂只是壹種海市蜃樓式的虛幻；③踏實穩重的探索之風基本取代了壹味的標新立異和嘩眾取寵，詩壇風氣得到進壹步匡正……
以上幾個特點，在1988年就已初步顯露並得到發展，1989年則已基本形成青年詩歌創作的主流。
三
1989年的中國詩壇，是在呈多元化的情勢下平緩而沈穩地向前發展的。盡管其間並未取得太引人註目的成就，但是藝術上的積澱和理性的思索，或許正是將來詩歌有壹個較大突破的準備和前奏……
但我們也應該看到，在扶持詩歌新人方面，詩壇還存在著不盡如人意的地方。據筆者所知，1989年進而包括近些年來在詩壇嶄露頭角的新人，大多生活在大、中城市特別是大城市，而小城市及廣大偏遠地區出現的詩壇新秀如鳳毛麟角，而在這些地方大量的詩歌愛好者中，是不乏極有才情者的。詩壇應有更平等的競爭，應該給予生活在偏遠地區、確有才華的詩作者以更多的關註和扶持。
勿庸置疑，我們應該支持和鼓勵詩人們對詩歌藝術手法進行創新的探索，但這種創新和探索絕不是漫無邊際，也絕不應該成為鉆牛角尖或是借以嚇唬老百姓來表示自己的玄妙和高深莫測的東西。有壹位青年詩人在《星星》1989年7期發表了壹首題為《馬呢？作於十壹點五十四分》的詩作，如果也能算得上是壹種探索的話，那麽，這種探索究竟有多大意義是很值得懷疑的。由於原詩較長，我們只引前面的壹部分：“馬呢/紅色的馬呢/綠色的馬呢/紅色的馬呢/馬呢/泥巴的馬呢/銅的馬呢/鐵的馬呢/金子的馬呢/木頭的馬呢/木馬木馬木馬呢/馬呢/綠色的馬呢/塑料的馬呢/真的馬呢/馬呢/……”這首詩後面的形式與前面大致相同，結尾處也沒有異峰突起。如果我們隱去作者姓名，向不明就裏的讀者解釋說，這是壹位小學生鬧著玩兒時寫的壹篇習作，大概並不為過。即便我們考慮到作者是壹位有些影響的青年詩人，想硬給這首詩賦予特殊的意義，也未免顯得太牽強附會。
脫離了生活的堅實根基，純粹的“詩歌探索”往往走進死胡同！
對於詩壇某些現狀的困惑和對詩歌未來走向的迷茫，這是壹個常常縈繞在人們心頭的問題。幸運的是，中國的對外開放和經濟改革已進入了壹個新階段。火熱的生活為詩人們提供了豐厚的創作源泉。我們堅信詩壇會有更多的新人湧現和更多的優秀作品問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