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首詩意象豐富，所見所聞觸情成象、紛至沓來。最有特色的是詩的第三節所用的三個典象。
中國“詩文之用典”，可以上溯到春秋戰國時期諸子百家的言談文論中，並且這個中國獨創的文法壹直沿用下來，“普及於兩漢”、“迨至唐宋用事益繁，可謂登峰造極”，到了現代，雖然西方詩風促使了中國現代新詩的誕生、發展，以及在傳統上的變異，但傳統文化的根是丟不掉的，而用典也在現代新詩中屢見不鮮，所謂“據事類義，援古證今，○翰行文，可以理得而義要。”
典象壹詞，是流沙河在他的《十二象》裏的首創。它把壹般的用典和化典故為意象的用典明確加以區分。典用的好，可以使詩文大放異彩，收到奇效，既化典為象；這種時候，壹般都是詩人的情感和意誌與典故合而為壹，而不是只以典為意義的符號。在典成象關鍵是化，“用的化了”，使“讀音忽焉不察”，或者使讀音既貪圖詩文本身象趣的奧妙，又能“破典而入，直探堂奧，去領會象趣之外的象趣，即象外之趣。”所謂典象塑造的成功，是其“能夠給讀者以兩次投影。”
《邊》裏的三個典恰是這“用得化了”的典。
典象壹：杜鵑。“病了病了/病得像山坡上那叢雕殘的杜鵑/只剩下唯壹的壹朵，”很明顯。這裏寫的是杜鵑花，但接下來，這花能“蹲在那塊‘禁止越界’的告示牌後面/咯血”卻又引人跳到同名的動物：杜鵑鳥，而立即又借中國文化之橋再跳到望帝化作的那只鳴聲淒厲，能令旅客歸思（《辭海》）的杜鵑鳥，三個象的幻化,三次飛躍,象象疊合,象趣幽深,誘敵深入。典象二：白鷺。或許洛夫當時真的看到“壹只白鷺從水田中驚起/飛躍深圳/又猛然折了回來，”但有心的讀者何嘗不可把這只“白鷺”典化為張誌和那只因失意而隱遁江湖的“白鷺”，陳策那只滿懷“離恨”的白鷺鳥（又“白鷺飛來，垂楊自舞，誰與寄離恨”）？典象三：鷓鴣啼。我們也可以就詩文來推想，當時還有壹只鷓鴣在那裏哀啼，詩人用誇張的手法來寫它，“以火發音/那冒煙的啼聲/壹句句/穿透異地三月春寒/我被燒得雙目盡赤，血脈賁張”，有力地刻寫出詩人思歸的惆悵；但或許我們可以聽到另壹只鷓鴣在歷史的深處惆悵地唱道，“行不得也哥哥”（哥哥妳不能往界那邊走了！）雙象橫生，象趣盎然。
其實，詩人在這裏是使了壹種暗用典故的手法。“詞之篇什，引言征事”數量繁多，用法多變，或正或反，或明或暗，或借或喻，或興而起，皆點石成金，辭約義本；表情達意，或頌或貶，或憤或怨，或悲或歡，無不精確。”暗用典故的手法，在詩中造成的象外之象，使《邊》詩味益深，境界愈高，意味更濃。
20世紀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由於政治的社會的原因，臺灣新詩走過了壹條從全盤西化到民族化.鄉土地的道路這個時期，臺灣詩壇風起雲湧，內部紛爭如火如荼。現代詩派異軍突起，並提出“新詩乃是橫的移植，而非縱的繼承”，倡導詩的“世界性、超現實性、獨創性和純粹性”，這是壹條背離中國傳統文化而“全盤西化”的道路，由此導致臺灣詩壇長時期對於詩的“現代化”、“西化”的激烈論爭，論爭結果是，臺灣新詩從“西化”走向回歸，走民族化、鄉土化的道路。
余光中和洛夫作為臺灣現代詩派兩大主要詩社的領銜人物，他們在詩的理論和實踐中也都走了壹條從“全盤西化”到回歸傳統的道路；當臺灣新詩在現實中陷入“眾叛親離”的困境時，他們不得不反思，並努力從傳統文化中吸取詩的素養，以求新詩的生存與發展。余光中在中國傳統文化的吸收和運用上，成績顯著，自譽為“新古典主義詩人”，洛夫也在傳統文化典籍中重新找到壹種新的自我表達方式，其藝術生命也獲得新生，《邊》裏三個典象的運用就是壹個特好的例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