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首詩意象豐富,所見所聞觸情成象、紛至沓來。最有特色的是詩的第三節所用的三個典象。
中國“詩文之用典”,可以上溯到春秋戰國時期諸子百家的言談文論中,並且這個中國獨創的文法壹直沿用下來,“普及於兩漢”、“迨至唐宋用事益繁,可謂登峰造極”,到了現代,雖然西方詩風促使了中國現代新詩的誕生、發展,以及在傳統上的變異,但傳統文化的根是丟不掉的,而用典也在現代新詩中屢見不鮮,所謂“據事類義,援古證今,○翰行文,可以理得而義要。”
典象壹詞,是流沙河在他的《十二象》裏的首創。它把壹般的用典和化典故為意象的用典明確加以區分。典用的好,可以使詩文大放異彩,收到奇效,既化典為象;這種時候,壹般都是詩人的情感和意誌與典故合而為壹,而不是只以典為意義的符號。在典成象關鍵是化,“用的化了”,使“讀音忽焉不察”,或者使讀音既貪圖詩文本身象趣的奧妙,又能“破典而入,直探堂奧,去領會象趣之外的象趣,即象外之趣。”所謂典象塑造的成功,是其“能夠給讀者以兩次投影。”
《邊》裏的三個典恰是這“用得化了”的典。
典象壹:杜鵑。“病了病了/病得像山坡上那叢雕殘的杜鵑/只剩下唯壹的壹朵,”很明顯。這裏寫的是杜鵑花,但接下來,這花能“蹲在那塊‘禁止越界’的告示牌後面/咯血”卻又引人跳到同名的動物:杜鵑鳥,而立即又借中國文化之橋再跳到望帝化作的那只鳴聲淒厲,能令旅客歸思(《辭海》)的杜鵑鳥,三個象的幻化,三次飛躍,象象疊合,象趣幽深,誘敵深入。典象二:白鷺。或許洛夫當時真的看到“壹只白鷺從水田中驚起/飛躍深圳/又猛然折了回來,”但有心的讀者何嘗不可把這只“白鷺”典化為張誌和那只因失意而隱遁江湖的“白鷺”,陳策那只滿懷“離恨”的白鷺鳥(又“白鷺飛來,垂楊自舞,誰與寄離恨”)?典象三:鷓鴣啼。我們也可以就詩文來推想,當時還有壹只鷓鴣在那裏哀啼,詩人用誇張的手法來寫它,“以火發音/那冒煙的啼聲/壹句句/穿透異地三月春寒/我被燒得雙目盡赤,血脈賁張”,有力地刻寫出詩人思歸的惆悵;但或許我們可以聽到另壹只鷓鴣在歷史的深處惆悵地唱道,“行不得也哥哥”(哥哥妳不能往界那邊走了!)雙象橫生,象趣盎然。
其實,詩人在這裏是使了壹種暗用典故的手法。“詞之篇什,引言征事”數量繁多,用法多變,或正或反,或明或暗,或借或喻,或興而起,皆點石成金,辭約義本;表情達意,或頌或貶,或憤或怨,或悲或歡,無不精確。”暗用典故的手法,在詩中造成的象外之象,使《邊》詩味益深,境界愈高,意味更濃。
20世紀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由於政治的社會的原因,臺灣新詩走過了壹條從全盤西化到民族化.鄉土地的道路這個時期,臺灣詩壇風起雲湧,內部紛爭如火如荼。現代詩派異軍突起,並提出“新詩乃是橫的移植,而非縱的繼承”,倡導詩的“世界性、超現實性、獨創性和純粹性”,這是壹條背離中國傳統文化而“全盤西化”的道路,由此導致臺灣詩壇長時期對於詩的“現代化”、“西化”的激烈論爭,論爭結果是,臺灣新詩從“西化”走向回歸,走民族化、鄉土化的道路。
余光中和洛夫作為臺灣現代詩派兩大主要詩社的領銜人物,他們在詩的理論和實踐中也都走了壹條從“全盤西化”到回歸傳統的道路;當臺灣新詩在現實中陷入“眾叛親離”的困境時,他們不得不反思,並努力從傳統文化中吸取詩的素養,以求新詩的生存與發展。余光中在中國傳統文化的吸收和運用上,成績顯著,自譽為“新古典主義詩人”,洛夫也在傳統文化典籍中重新找到壹種新的自我表達方式,其藝術生命也獲得新生,《邊》裏三個典象的運用就是壹個特好的例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