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賀以詩著稱於世，世人稱其人為“鬼才”。但也有不少文人，另辟蹊徑，論證了李賀與詞的關系。許學夷《詩源辨體》卷二十壹中曰：“韓（翃）七言古，艷冶婉媚，乃詩余之漸。如“重門寂寞垂高柳”……等句，皆詩余之漸也。”；其卷二十六曰：“ 李賀樂府七言，聲調婉媚，亦詩余之漸（上源於韓翃七言古，下流至李商隱、溫庭筠七言古）。如“啼蛄吊月勾闌下”等句，皆詩余之漸也。”；其卷二十又說：“李賀古詩或不拘韻，律詩多用古韻，此唐人所未有者。又仄韻上去二聲雜用，正合詩余。”許學夷首次挖掘出了李賀詩歌蘊涵著詞創作的成分：樂府、七言詩的內容和格調，都具有明顯的詞性質，因而大膽提出了其樂府、七言為“詩余之漸”的觀點，並通過“漸”字，壹字指明了李賀詩歌創作在逐漸向詞發展的趨勢。
詞在中唐已由民間詞發展為文人詞。李賀的創作仍屬於詩歌的範疇，屬於詩人，從嚴格的角度來說，並不能說詞人。但其創作中帶有明顯詞的性質，尤其是燕樂對其創作的影響。
唐代五絕與七絕，常被用來歌唱。但絕句整齊的句式並不能適應燕樂復雜多變、長短不壹的需要，而只能加以聲襯字，或拆句減字。逐漸地，長短句的詞便應運而生了。有些樂府詩已具有歌詞性質，再加上參差句式，經過文人的改造，是完全可以發展為詞的。李賀正是在對燕樂與樂府詩相融合的過程中完成了對樂府詩的創新，使它在形式上向詞逐漸演化。
李賀再追求詩歌靈活自由多變的形式的同時，執著地追求著它與燕樂的配合，使其具有樂府詩具有能歌唱的性質。他的(《李憑箜篌引》、《聽穎師彈琴歌》、《申胡子觱篥歌》、《秦王飲酒歌》等對音樂描述具有超凡脫俗的妙悟，充分證明他是位精通音樂的人。以《大堤曲》為例，分析李賀樂府詩特點及其與詞之間的淵源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