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田耕夫
要說孔子與《詩經》的淵源關系，會讓人們想起壹個問題，那就是，孔子看重《詩經》的什麽呢？說句實在話，《詩經》是壹部民間歌謠，除“國風”之外，大多來自於民間。正是如此，後來的專家學者，大都相中《詩經》的文學價值，少有人去詩歌方面去研究它的社會價值。
然而，在春秋時候的孔子，則與眾不同。他卻從政治角度去編研《詩經》，這又是為什麽呢？這得從《詩經》在春秋時代的社會功用價值去看待這個問題。如《詩經》的政治意圖等等。有人說，《詩經》是我國最早的壹部以詩歌形式承傳政治主張的經書。僅管，這壹說法還沒有權威的認可，我看是有其合理的東西在為我們展現《詩經》的風采。正是如此，孔子才如此看重《詩經》的社會價值在於其政治主張的詩解。
好，我從以下幾個方面，談壹談我的看法，供研究者商榷。
壹、《詩經》用文學解讀儒家思想
《詩經》在春秋以前，已有零星出現，它收集的是黃河流域壹帶各諸侯國所轄的民間詩歌(準確地說，是民間歌謠)，特別是“風”中，就有不少來自民間的詩歌。而“雅”和“頌”來自統治階層及廟堂的歌詩。當時的詩是以歌詩的形式出現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詩可以入樂而歌唱的。所以說，《詩經》中的詩，很大壹部分是用來為宮廷服務的，特別是太平盛世的時候，往往是歌舞升平的必需品。
正是如此，孔子曾說過，“不學《詩》，無以言。”不學《詩》，就不會說話了。連說話這種常事，都要求人們去學學《詩經》，那簡直成了“萬般皆下品，唯有學《詩》高”。到了孔子的那個年代，他更是強調學《詩經》的重要性。孔子說：“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其意不言而喻了。當時的貴族們不管幹什麽公事或出訪諸侯國，幾乎大多數用語出自於《詩經》裏的詩。因此，從中我們可以看出，《詩經》成了統治階層的官方用語，成了官方思想的代言者。
這是其壹，其二是黃河流域壹帶的禮樂文化之大氣候下，孔子的故裏魯國(今山東)壹帶，更是禮樂之邦，深受其影響的孔子，便以禮樂文化為準則，加以其於《詩經》之中，為後來的儒家思想準備了深厚的文化基礎。
孔子的那個時代，經過收錄整理的《詩經》，已經完成，但其編定成書的指導思想以及選稿分類等具體細化工作，相傳是孔子及其弟子完成的。當時沒有印刷技術，全靠人工手抄於竹簡成書。這壹系列活動即孕育了儒家思想，反之，其整過程又受到儒家思想的引領。所以說，有人說其《詩經》的成書與儒家思想的形成是互為作用的***同體。
據早期的春秋史書《左傳》(又名《春秋左氏傳》)和《尚書》等史書記載，貴族們在各種重要的場合都用《詩經》來表達各種政治意圖。這就有力地佐證了“中國政治思想史”上，《詩經》算是最早用詩歌這種文學形式去解讀儒家思想的詩歌總集。有人說，“詩歌是政治思想的產物”。這壹說法應該是很有道理的。
二、孔子對《詩經》後來的研究拓展了歷史空間，跨學科地保存了詳實的歷史資料
上面，我已經講過《詩經》的編輯成書的指導思想及其刪減選稿等原則，無不體現孔子的儒家思想。近來出土問世的戰國竹簡文獻《孔子詩論》，它進壹步證明了這壹點。有人說《詩經》不是孔子編定的，它只能說明在孔子編定《詩經》時，已經有了《詩經》這本書，不過當時的《詩經》真偽混雜，不是現在見到的《詩經》。從當時“周禮”思想的實際需要，需要對《詩經》進行全面的編修。從這個意義層面去解釋《詩經》的這個問題，還可以證實《詩經》是孔子編修的，那是完全可信的。現在的《詩經》樣本告訴我們：今本《詩經》章次、篇目等的具體運作基本上合符孔子的儒家思想的基本原則。這就從客觀上證明了孔子對《詩經》做了系統整理和編訂等重要工作。孔子的這些重要工作，特別是對《詩經》作了進壹步調整各篇的樂譜與解讀思路，使之更加符合儒家的政治理念。但是，孔子整理《詩經》的總原則，依然是“述而不作”，基本保持了詩歌原汁原味，為後來的《詩經》的歷史性研究，思想的解讀，文化文明的深層探源等重要活動，奠定了資料性基礎。
在有關《詩經》研究性論著中，我曾提到過《詩經》是中國最早的“百科全書”。我們可以從孔子主張學《詩》的兩大理由裏可以得到佐證，其中壹條理由就是說《詩經》中的很多詩篇中有“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難怪納蘭成德在他的《毛詩名物解·序》壹文中所說的，“六經名物之多，無逾於詩者，自天文地理，宮室器用，山川草木，鳥獸蟲魚，靡壹不具，學者非多識博聞，則無以通詩人之旨意，而得其比興之所在。”。從中，我們可以看出孔子對《詩經》的歷史貢獻，遠遠超出了承傳詩歌意義的本身，為我們後來的研究其他學科保存了詳盡的歷史資料。
三、孔子對《詩經》的評論，開創中國古代詩歌批評之先河
說到孔子對《詩經》的歷史評論，讓我想起在他對《詩經》的編定工作中說過其編修原則是“述而不作”，算是對《詩經》的總體認識和評價，也算是對《詩經》最原始的評論吧！
孔子後來從《詩經》的社會作用方面，也評論過《詩經》，他說：“《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孔子的這壹評論行為，其意義不僅在於中國詩學領域，對中國文學批評的意義也很重大，在中國文學批評史上，他算是開天之祖。
後來的中國文學批評家，他們從“興觀群怨”中找到了詩歌批評最原始的批評之路。對“興觀群怨”的歷史解讀，也算是“各領風騷數百年”。中國文學批評史上，著名文學批評家孔安國、朱熹以及鄭玄和後來的曹操父子還有劉勰等名家對此，也算是“各領風騷”吧！他們從各自不同的解讀出詩歌存在的歷史意義。壹個最為根本的***同點在於詩歌的反映社會現實生活的根本屬性在於通過詩歌的閱讀可以幫助讀者認識風俗的盛衰、政治的得失以及幫助人溝通感情，互相切磋砥礪，提高修養和批評指責執政者為政之失，抒發對苛政的怨情等等其社會作用。這也算是孔子對於詩乃至於所有文藝作品的美學功能、認識功能和教育功能的早期認識和總結。
總而言之，孔子對《詩經》的總的評論時說過這樣壹句名言，他說，“《詩》三百，壹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他的這壹評論為《詩經》後來的評說定了壹個基調或說是壹個理論框架。從政治思想方面，解讀出《詩經》的“無邪”。為後來的為詩之路，也應讓自己的詩“無邪”。這既是詩歌批評的標準，也是詩歌的美學準則。因此，“思無邪”三個字就是孔子對《詩》三百所有詩歌內容的總結和概括。所以有人認為孔子在整理過程中，他的《詩經》刪減也是將“思無邪”作為其基本原則的。
從《詩》、《禮》和《樂》這三者看來，它們完全體現了三位壹體的基本準則。孔子說“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基本體現了《詩經》的“溫柔敦厚”的社會目的或說是社會作用。從這個意義上講《詩經》的社會職能已經遠遠突破了中國古代詩歌的範疇，已經將自己的觸覺延展到禮樂制度、儒家思想文化等諸多領域裏去了。成為中國儒家思想的忠實解讀者。
總之，無論從哪方面講，孔子對《詩經》及其對中國古代詩歌所產生的歷史影響及其歷史貢獻都是史無前列的。特別是對後來的中國詩歌的發展及其詩歌文學等等的批評，有著相關重大的歷史貢獻，這是有目***睹的，中國文學發展史也歷史地證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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