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秋巴金進入成都外國語專門學校讀書，在“五四”新文化運動影響下，大量閱讀西方文學和社會科學著作，尤其受到社會主義思潮中無政府***產主義理論的影響。1921年與朋友壹起參與半月社和均社等社會團體的工作，1922年開始發表詩歌創作。1923年4月離開成都，到上海、南京等地，並在東南大學附中讀完中學。1925年與朋友組織民眾社，辦《民眾》半月刊，並從事無政府主義的理論探索和社會運動。
1927年巴金赴法國巴黎求學，這期間積極參與營救被美國政府陷害的意大利工人領袖薩坷、凡宰特的國際性活動，並受其影響寫作了中篇小說《滅亡》，歌頌為理想而獻身的革命青年。1929年回國後，因無政府主義運動已經失敗，將絕望與憤怒的心情寄托於文學虛構。所創作的小說有兩大主題：壹是探索青年人追求理想和信仰的道路，代表作有《新生》、《愛情的三部曲》(《霧》、《雨》、《電》)等；二是揭露封建家庭制度的弊害，以影射社會專制制度的罪惡，代表作有《春天裏的秋天》、《激流三部曲》(《家》、《春》、《秋》)，熱烈、真誠，文字帶有強烈的感情色彩，產生了重大的社會影響。
巴金於20世紀30年代起在上海定居，又不斷到南方和北方去旅遊，寫下了大量的散文遊記。1934年秋去日本，寫作小說《神》、《鬼》、《人》，風格漸趨平和穩健。1935年回國參加朋友創辦的文化生活出版杜，任總編輯。編輯了《文學叢刊》、《譯文叢書》、《文化生活叢書》等大型叢書，在發現文學新人，推薦優秀作品方面，為20世紀30-40年代的新文學事業做出積極的貢獻。
抗戰爆發以後，輾轉於廣州、桂林、上海、重慶等地，將理想融入知識分子的民間出版事業。抗戰後期創作風格轉變，以描寫現實生活中的小人物為主，表現出深厚的人道主義，代表作有中篇小說《憩園》、《第四病室》、《寒夜》等。1946年返回上海定居。
1949年以後，歷任全國文聯三、四屆副主席，中國作協副主席、主席，作協上海分會主席、名譽主席，上海市文聯主席，《收獲》和《上海文學》主編，歷任第壹、二、三屆全國人大代表，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第六、七、八、九屆全國政協副主席等職。現任中國作協主席、全國政協副主席。多次出國訪問，創作了大量散文遊記，以及反映朝鮮戰爭的短篇小說集《英雄的故事》、《李大海》等，以歌頌新的時代和歌頌英雄為主調，並與作家靳以創辦合編大型文學刊物《收獲》。
1958年到1962年，《巴金文集》14卷陸續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文化大革命中遭到迫害，以致失去愛妻。1973年起悄悄翻譯俄國民主革命家赫爾岑的回憶錄《往事與隨想》。
1978年"文革"結束後，以沈痛的心情反思知識分子在20世紀所走過的道路和教訓，並以個人為解剖對象，寫作了五卷《隨想錄》(包括《隨想錄》、《探索集》、《真話集》、《病中集》、《無題集》)，總結文化大革命的歷史教訓，挖掘知識分子心理缺陷，提倡建立中國現代文學館和文革博物館，寫得沈重、真誠、深刻，被文化界譽為是"壹部說真話的大書"。
巴金1982年獲意大利"但丁國際獎"，1983年獲法國"榮譽軍團勛章"，1984年獲香港中文大學榮譽文學博士學位，1985年獲美國文學藝術研究院外國院士稱號，1990年獲前蘇聯"人民友誼勛章"，1990年獲日本福岡"亞洲文化獎創設特別獎"，1993年獲亞洲華文作家文藝基金會的"資深作家敬慰獎"，1998年獲第四屆上海文學藝術獎傑出貢獻獎。
巴金晚年出版隨筆集《再思錄》、整理出版《巴金全集》(16卷)、《巴金譯文全集》(10卷)等。由於在思想上和文學上的突出成就，也由於在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道路探索上的典型性，80年代以後壹直成為學術界研究中國20世紀文學和知識分子道路的重要對象，自1989年起，全國***召開過四屆巴金國際研討會，出版過十幾種研究年譜、傳記和理論專著。
新華網上海頻道記者 趙蘭英10月17日報道：壹個多世紀的生命長河，淌過崇山，流過峻嶺，穿過峽谷，在這壹刻停留了。巴金，多少人在呼喚這壹名字，多少人在哀哭中國文壇的參天大樹倒下了。
偉岸的巴金，是以他卓越的人品、文品，屹立在中國文壇，存活於人們心中的。他留給我們的財富，是以數字無法計算的，是以金錢無法買到的，是以文字無法表全的。文壇，因他而生輝；國家，因他而美麗；人民，因他而自豪。
“祖國永遠在妳身邊”
“妳是光，妳是熱，妳是二十世紀的良心。”10年前，曹禺先生書下此言，贊美巴金。
1927年，巴金以第壹部小說《滅亡》，被人們認識以後，正是以自己全部的光和熱，逐漸成為中國文壇的領軍人，並且長達數十年之久，無人可以替代，沒人可以撼動。巴金的光和熱，是他26卷本的不朽著作和10卷本的精采譯著。這壹筆豐贍財富，中國幾代人已經享受了，還會被幾代、十幾代甚至更多的人享用。巴金的光和熱，更是他高尚的精神境界和完美的人格力量。這壹筆巨大財富，更被人推崇，為人瞻仰，受人感化。
愛國主義，是巴金兩大財富的重要基礎。從年少到年衰，巴金的愛國情懷，從未受任何環境的影響而改變。反之，更熱烈。在過去的壹個世紀中，中國風雲跌宕，世事亂變。她，曾經受三座大山壓迫，貧窮、落後、愚味。她，曾經受種種幹擾，走過許多彎路，使人迷惆、心慮、屈辱。巴金沒有厭棄這壹切的壹切，始終用行為，追求心中的理想，表達自己的情愫。
巴金12歲那年通讀了《說嶽全傳》，深深被嶽飛的愛國精神、民族精神震動。壹個偶然的機會，他得到了祖父珍藏的《醉墨山房詩話》。書中，明代詩人兼書畫家文征明的《滿江紅》詞，使巴金愛不釋手，百看不厭。巴金壹直將這本書珍藏在身邊，即使在“文革”動亂中，家被數次抄劫，這本書也沒有被毀。上世紀90年代，巴金在眾人的勸說下，到杭州休養。從來怕麻煩別人的他，有壹天卻提出了要求，想去拜謁嶽墳。在嶽飛塑像前，輪椅上的巴金目不轉睛，久久地凝視著。身邊的工作人員深深被這壹情景感動，誰也不輕易移動壹下腳步。後來，他們來到文征明《滿江紅》詞碑前。此時，年過九十，平時說話吐字不太清楚的他，卻象小學生那樣吟誦起這首詞來，那聲音越來越清楚，越來越高亢：“拂試殘碑，敕飛字、依稀堪讀……笑區區、壹檜亦何能，逢其欲。”每壹句、每壹字，其實巴金早就熟背心底，融化在血液中。
巴金是壹個不善言笑的人，雙眉總是緊鎖著。冰心老人曾經快言快語笑評她的這位“老弟”：“他很憂郁。我看，他痛苦時就是快樂著。”憂郁、痛苦，是巴金愛國情懷的壹種表現。他是壹個理想主義者，並且終身都在追求著。他希望他的祖國強大起來，人民富足起來。他曾說：“我寫作不是我有才華，而是我有感情，對我的國家和人民，我有無限的愛。我用作品來表達我的無窮無盡的感情。”
這是壹段巴金撰寫的關於《滅亡》的創作經過：“每夜回到旅館裏，我稍微休息了壹下疲倦的身子，就點燃了煤氣爐煮茶來喝。於是，巴黎聖母院的鐘聲敲響了，沈重地打在我的心上。在這樣的環境裏，過去的回憶繼續來折磨我了。我想到在上海的活動的生活，我想到那些在苦鬥中的朋友，我想到那過去的愛和恨、悲哀和歡樂、受苦和同清、希望和掙紮，我想到那過去的壹切，我底心就像被刀割著痛，那不能熄滅的烈焰又猛烈地燃燒起來了。為了安慰這壹顆寂寞年輕的心，我便開始把我從生活裏得到的壹點東西寫下來。每晚上壹面聽著巴黎聖母院的鐘聲，我壹面在練習簿上寫壹點類似小說的東西。這樣，在三月裏我寫成了《滅亡》底（的）前四章。”
1979年，巴金率中國作家代表團訪問巴黎。這是離別巴黎半個世紀後，巴金第壹次再踏上這片國土。故地重遊，對於任何人都會有很多感慨。然而，每天清晨，巴金靜靜地坐在窗前，眼前看到的不是巴黎的街景，而是北京的長安街、上海的淮海路、杭州的西子湖、成都的雙眼井，廣州的鄉村……他說：“就這樣，我每天回到我親愛的祖國，心裏很充實。離開祖國，我有壹個明顯的感覺，我是中國人。這個感覺，50年前也有過。我們常把祖國比作母親，祖國確實是母親。但是，過去這位母親貧病交加，朝不保夕，哪裏管得了自己兒女的死活。可是，今天不同了。出了國境，無論在什麽地方，我總覺得有壹雙慈愛的眼睛關心地註視著我。不管妳跑到天涯海角，妳始終擺脫不了祖國，祖國永遠在妳身邊。”
在很多榮譽前，在許多外事場合，記者多次聽他說：“我生長在中國，我的壹切都屬於中國人民。”1983年，巴金在獲得法國榮譽勛章時，對前來授勛的法國總統密特朗說：“謝謝總統閣下光臨上海，在我病中給我授勛。我認為，這並不是我個人有什麽成就。這是總統閣下對我們社會主義祖國的尊重，對歷史悠久的中國文化的尊重。這是法國人民對中國人民友好的象征。”
“使每個人都得著春天”
巴金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積極支持者和參與者。革除舊思想、舊意識、舊制度，迎來壹個具有民主、自由與科學精神的新中國，是巴金畢生理想。
用全部的真誠和熱情，關愛人民，“讓每個人都有住房，每個口都有飽飯，每個心都得到溫暖”，巴金的心裏始終珍藏著這壹美好的願望。
巴金出生於成都正通順街壹個封建大家庭。仁愛的母親，是他人生的第壹個老師。他從母親這裏懂得了愛，懂得了寬容。巴金幼年另壹位老師是轎夫老周。那時，他常去馬房，躺在老周的煙燈旁，聽他講故事。每講完壹個故事，老周總要教育他：“要好好地做人，對人要真實，不管別人待妳怎樣，自己總不要走錯腳步。”“自己不要騙人，不要虧待人，不要占別人的便宜……”他還時常去廚房，幫助他們燒火。坐在竈前的石頭上，巴金不停地把柴放進去，結果常常把火弄滅了。這時，老周就把他拉開，用火鉗往竈膛裏捅幾下，火又蹭地燒起來了。老周放下火鉗，關照巴金：“妳壹定要記住：火要空心，人要忠心。”
成年後的巴金，壹直在思考這個問題：是什麽精神和力量，使瘦弱的老周在那樣困苦的條件下，講出這番深刻的道理。這就是仁義、道德、忠愛。而恰恰這些，正是中華民族的精神之根，是為人之本。
巴金是壹個不善言談的人。他把他的愛，他的思想，反映在他的作品中。由此，巴金的每壹部作品，幾乎都反映了時代的呼聲、人民的要求。反帝、反封建、反壓迫，呼求平等、自由、幸福，是巴金作品的主要內容。這也是巴金作品，在經歷70多年後，仍為今天的讀者，接受與喜愛的根本原因。
在巴金許多文論中，我們可以讀到這樣的文字：“我們的生活信條應該是：忠實地行為，熱烈地愛人民，幫助那需要愛的，反對那摧殘愛的，在眾人的幸福裏謀個人的快樂，在大眾的解放中求個人自由。”“我的生活的目標，無壹不是在幫助人，使每個人都得著春天，每顆心都得著光明，每個人的生活都得著幸福，每個人的發展都得著自由。”“我的敵人是什麽，壹切舊的傳統觀念，壹場阻礙社會進化和人性發展的不合理制度，壹切摧殘愛的勢力，它們都是我的最大的敵人。”
他善待每壹個人。在朋友面前，總是赤誠地捧出自己的心。50年代，作家蕭乾受到莫須有的批判。這時候，昔日的朋友，避之不及，形同陌路人。只有巴金，在公眾場合，大聲地喚著他，大方地坐在他的壹邊，悄悄地關照他：要謙虛，要謹慎。而當曹禺，頭上的頭銜越來越多，越來越高時，他卻批評他：不要太顧及事務，應該多寫些好作品。曹禺逝世後，他又囑人幫助曹禺夫人李玉茹，整理出版曹禺未發表過的文稿，留下曹禺在最後的真實形象。
巴金對於他人的關心，從來都是潤物細無聲的。天冷了，巴金站在窗前，看到在風中修整花苗的師傅，就擔心師傅會凍著，便趕快讓家人買來羽絨背心和棉帽送去。小張、小吳，從農村到巴老身邊工作，壹晃多年過去了。巴金壹直擔心，自己百年後，這2個孩子怎麽辦？有壹天，時任中國作協黨組書記的翟泰豐來探視，問巴老有什麽要求？從來不象組織提任何要求的他，不假思索地提出：希望安排好小張、小吳的工作。壹樁樁、壹件件，在巴金身邊或與巴金有過接觸的人，都會說出許多故事，由衷地說壹句：“巴老這個人就是好。”
仁愛、忠誠、正義、自律，人道主義相伴巴金壹生。
“讓生命開花”
文品與人品的高度壹致，是巴金身上最為感染人的地方。
巴金在晚年，多次與記者談及這樣的話：“我現在不能工作了。但是，我的壹顆心還在燃燒。我要用實際行動來證明，我所寫的和所說的，到底是真是假，說明我究竟是怎樣壹個人。”探究巴金的壹生，是巴金人格不斷完美的壹生。而貫串始終的，是他的“讓生命開花”的奉獻精神。
在巴金的隨筆、序跋、通信、言談中，我們讀到許多巴金關於“讓生命開花”的論述，我們更看到壹位有著獨立人格思想的老人，渴求生命開花的迫切心情：
“世間有壹種不能跟生存分開的慷慨，要是沒有了它，我們就會死，就會從內部幹枯。我們必須開花，道德、無私心，就是人生的花。”－－《朋友》（1936年）
“寫到這裏，我的眼前起了壹陣霧，滿腔淚水中我看見壹朵巨大的、奇怪的、美麗的花。那不就是沙漠中的異卉？不，不是。我從未到過沙漠。它若隱若現，壹連三天，不曾在我腦中消失，也有可能它永遠不會消失。它就是生命的花吧。”－－《致衛縉雲信》（1986年）
“我願意再活壹次，重新學習，重新工作，讓我的生命開花結果。”－－《給和平街小學學生的信》（1990年）
“為別人花費了它們，我們的生命才會開花結果。否則我們就憔悴地死去。我仍在思考，仍在探索，仍在追求。我不斷地自問：我的生命什麽時候開花？那麽就讓我再活壹次吧，再活壹演，再活壹次！”－－《讓我再活壹次》（1991年）
“有人問我，生命開花是什麽意思。我說：人活著，不是為了白吃幹飯，我們活著要給我們生活在其中的社會添壹點光彩，這個我們辦得到，因為我們每個人都有更多的愛，更多的同情，更多的精力，更多的時間，比維持我們自己生存所需要的多得多，只有為別人花費了它們，我們的生命才會開花。壹心為自己，壹生為自己的人什麽也得不到。”－－《致東城根街小學的信》（1991年）
……
巴金還在剛踏上文學之路時，朋友約他到自己辦的書店做編輯，每個月給80元大洋。可巴金卻說：40元就夠了。他將第壹部小說《滅亡》的稿酬，給了壹位生活困難的朋友。30年代至40年代，是巴金創作的高峰時期，他卻將14年的寶貴時間，用在編輯他人的書上。而且不取分文。解放後，他是中國唯壹不拿工資的作家。晚年後，他悄悄地，將稿費、將藏書，壹壹捐了出去。老舍之子舒乙先生曾回憶這壹幕：原中國現代文學館開館時，巴金雖行動不便，還是來剪彩了。那天，他端坐在沙發上，手往口袋裏掏呀掏呀，最後摸出壹個紙包來，交給舒乙，說道：“剛收到的稿費，上繳。”舒乙說：“我當時真不知道說什麽好。他這個人完全透明。愛祖國、愛人民，樂於奉獻自己。”
在中國文壇，壹代又壹代作家，感受到巴金生命之花發散而來的幽香。1936年，在魯迅先生的葬禮上，胡風的錢包被人偷了。巴金曾看到胡風掏錢給人，又隨意地把錢包往口袋裏壹塞，當時就當心，人這麽多，會不會被人偷走。想去提醒他，又擠不過去。葬禮結束後，人群像潮水似地散去。巴金看到，胡風在原地正著急地尋著什麽。趕忙走上去壹問，錢包果真被人偷走了。巴金當場就建議：“胡風替公家辦事丟了錢，大家應當幫助他。”那時，巴金在文化生活出版社任總編輯，便和社長吳朗西商量，以預支稿費的方式，解了胡風的燃眉之急。30年代，劉白羽還是壹位名不見經傳的文學青年。壹個偶然的機會，他見到了巴金。巴金告訴他文化生活出版社準備出版壹部他的作品集。劉白羽自然很高興，但著急自己連壹篇剪稿都沒有帶來。這時候，巴金拿出壹個紙包，說道：“我已經幫妳編好了，妳只要自己再看看有沒有修改的地方。”劉白羽拿來壹看，自己在這壹年中發表的作品，全被剪貼在這裏，整整齊齊。這便是劉白羽的第壹本小說集《草原上》。
在他身邊工作40余年的徐鈐，平實地概括了巴金在他心中的印象：“他總覺得自己欠別人的。所以，他要付出，他要奉獻。而現實生活中，大多人總認為別人欠自己的。於是，心態很不平衡，怨這怨那。要說我們和巴老的差距，也就在這點上。但是，就這點差距，很難趕，趕也趕不上。
壹個世紀的不凡人生，巴金為社會創造了無比輝煌的財富。而他在最後，對自己卻是那樣“苛刻”：他壹次次提出，不能工作了，是廢人了，不要用好藥了，安樂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