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鍵詞繼承者；創作背景和經歷；創作風格和主旨；創作題材和情節
1845年,被法國稱為“文壇火槍手”的亞裏山大·大仲馬(1802-1870),完成了自己的扛鼎之作《基督山恩仇記》(1844-1845)而被後人美譽為“通俗小說之王”?事隔不到兩年,英國作家艾米莉·勃朗特(1810-1848)的驚世之作《呼嘯山莊》(1847)震驚世界文壇,被後人稱為是英國文壇史上“最奇特的小說”?讀這兩部巨著，都會有壹種神秘的恐懼壓抑得我們喘不過氣來。雖然把這兩部偉大的著作相比較而談，似乎相去甚遠，因為這兩部作品並非同壹國家，且兩國在文化背景、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念等方面存在著千差萬別，但文學就是文學，“每壹個民族文學都具有天然的‘向異性’，即對它本身所不具備的東西的好奇與追求”，不管其作品的故事發生在哪個國度，它所閃爍出的人性的美好都會跨越時空而有著永恒的魅力。每當我們讀這兩部世界名著時，都會被主人公強烈的愛、狂暴的恨及由之而起的無情的報復所震撼。兩位作家都以滿腔的熱情謳歌忠貞不渝的愛情，表達有情人終成眷屬的美好願望；都以無比的憤怒揭露和譴責當時社會存在的種種卑鄙行為。他們都把自己對人生的那份最獨特的情懷溶入了作品與人物，以偉大的創作推動了人類文學事業的進步與發展，從而確立了他們在文學史上的地位。或許我們通過對這兩部世界名著做以對比，能幫助我們更深刻地理解兩部名著字裏行間充滿的豐富想象和狂飆般猛烈的情感，進壹步體會世界名著具有震撼人心的藝術力量。
壹、“壹個作家要繼承另壹位作家的創作風格，首先必須認同被繼承者的創作和經歷”。兩部作品都出自於19世紀前半期，兩位作者都經歷了西方文明史上最為動蕩的時期。隨著法國大革命，歐洲舊的格局被打破，盡管壹些封建貴族在做著垂死掙紮，但許多中產階級都已建立起自己的政權。由於社會和經濟的重大變化致使社會割據日益加深，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在這樣相似的創作背景下，“環境對作家及其書中的人物起著重要影響”。大仲馬生活的時期，法國國內階級矛盾、階級鬥爭極為復雜。大仲馬的父親老仲馬曾是拿破侖的將軍，具有強烈的反封建思想。大仲馬繼承了父親反封建傳統，終生信守***和政見，壹貫反對君主專制，他也曾兩次被迫流亡國外。所以在他的小說中，主人公經歷不同尋常，生活充滿奇遇，意誌堅強，毅力非凡，善於在危險的境況中以勝利者的姿態出現。愛德蒙·鄧蒂斯就是這樣壹個“完美化”的人物形象。而艾米莉·勃朗特所生活的三十年間也正是英國社會動蕩的時代，出生在牧師之家的勃朗特，其父佩特裏克·勃朗特是個比較激進的保守黨人，早年反對過路德運動，後來也幫助過豪渥斯工人。所以，“當時整個時代的動蕩情緒和反抗精神潛移默化地影響著她”。在她的小說中主人公希斯克裏夫的反抗同樣是壹種特殊的反抗，是那些在肉體上和精神上被這同壹社會的條件與社會關系貶低了的工人的反抗。兩位作家相似的創作經歷雖不見得那麽豐富，但他們都有著非凡的想象力，用高超的文學技巧在貧瘠的生活土壤上為我們構建了兩座氣勢宏偉的大廈。他們不僅以鏡子般的客觀反映了當時黑暗的現實，更是發掘了人的隱秘的、最深層的內心世界，具有很強的可比性。
二、《基督山恩仇記》和《呼嘯山莊》均為哥特式小說，均屬於傳奇小說，具有相似的創作風格。兩位作家都企圖通過文學藝術的形式，通過文學現象的塑造，來達到“彰善懲惡”的目的。《基督山恩仇記》除了“壹千零壹夜”式的傳奇故事性，也有相當濃厚揚善懲惡、伸張正義的色彩。書中“善”的代表人物是老船主摩萊爾，“惡”的代表是唐格拉爾、費爾南、維勒福。小說同時也具有濃郁的浪漫主義色彩，情節設計上除了卓越外，還能想象出壹些非現實的帶有奇幻色彩的內容。大仲馬將現實與非現實糅合在壹起，這正是浪漫主義小說的特色之壹。而女作家艾米莉從十三歲就開始創作貢達爾詩歌，受到了當時浪漫主義思潮的影響，特別是受到了拜倫的影響。《呼嘯山莊》內的“粗獷的風景、原始的激情、超自然的插曲以及拜倫般邪惡的男主人公也可以使它被視為哥特式恐怖故事的派生物”。女作家的作品在“體現批判現實主義文學精華的同時，也貫穿著濃郁的浪漫主義氣息”，“是對浪漫傳奇之意義的探索與延伸”。《基督山恩仇記》通過對鄧蒂斯大半生的悲慘經歷，“暴露了復辟王朝時期司法制度的黑暗和弊端，對這個反動的時期進行了批判，同時它也在壹定程度上揭露七月王朝時期的上層人物”，“反映了19世紀上半葉的法國歷史情況”?不但鄧蒂斯的悲慘遭遇足可以說明這壹切,唐格拉爾?費爾南?維勒福三人的飛黃騰達也證明了這壹點?事實說明金錢在西方就有如此的鬼魅?在這裏,“壹切美好的東西,都已經浸泡在資產階級利己主義的冰水之中”?而在《呼嘯山莊》中,作者同樣在深刻地傳送出了維多利亞時代英國下層人民遭受壓抑?摧殘的慘痛悲劇,以此來“揭露地主資產階級的罪惡和道德墮落”,控訴和譴責扭曲人性的資產階級不合理?“希斯克歷夫和凱瑟琳是資產階級婚姻制度的反叛者,他們純潔的愛被資產階級社會的偏見所粉碎……這壹切說明在資本主義社會中,要實現完整人生是不可能的”?在對金錢和地位無比崇拜的那個年代,使得希斯克歷夫被辛德雷無情地逼上了復仇之路?“在這裏,自然界是冷漠的;人類之間充滿爭奪和競爭;善惡界限已不分明”。
英國小說家喬治·奧韋爾(George Orwell)認為，“壹個作家的主題是由他生活的時代所決定”。大仲馬和勃朗特都因從小受家庭的熏陶，他們都毅然地站到了革命的壹邊。他們都同情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他們都在用自己犀利的目光直視時代的黑暗，《基督山恩仇記》和《呼嘯山莊》就是兩部抨擊當時反動統治的黑暗和上層人物的罪惡史，可以說他們具有相似的創作主旨。三《基督山恩仇記》和《呼嘯山莊》同為復仇小說，故事情節曲折離奇，但他們都有不違反生活的真實，可以說他們有著相似的創作題材。兩部作品都是以捍衛個人尊嚴與名譽為旨歸的復仇；都是向世人展示了“復仇主體（希思克歷夫、鄧蒂斯）肉體上受虐待、心靈上受創傷、精神上受侮辱、意誌上受磨礪，最終對復仇對象施以精神上摧毀的敘事過程”；都是在認為主人公的復仇是正義的神聖復仇。兩部作品在復仇情節安排上極為相似：
1．相似復仇之目的鄧蒂斯和希思克歷夫都是為了個人復仇，為愛情他們都將滿腔的愛化為了無比的恨。在《基督山恩仇記》中，男主人公鄧蒂思在與女友梅爾塞苔絲結婚之際在婚禮上被捕，想要取代他船長地位的唐格拉爾與情敵費爾南出於卑鄙的目的而相互勾結，將他告發並投入孤島上的死牢。在此間，他的父親慘死於饑餓，未婚妻梅爾塞苔絲也被人強占。失去了所有他所愛的人，這時他已蛻變為壹架冷酷的復仇機器。所以，他要急於回到人間去，懲罰惡人，追求屬於自己的自由和愛情。而《呼嘯山莊》同樣是圍繞希思克厲夫與凱瑟琳的愛情糾葛這壹線索而展開的:希思克歷夫這個飽嘗人間炎涼的棄兒在殘酷的生活中養成了強烈的愛與憎，辛德雷對他的折磨使他懂得忍氣吞聲的屈服改變自己悲苦的命運，凱瑟琳對他的輕蔑和嘲笑和她後來嫁給了林頓。這些沈重的壓力扭曲了他的心靈，於是他選擇了反抗。所以，他是為了“被剝奪的愛情和被踐踏的人生權利復仇”。
2．相似復仇之手段無論是鄧蒂思還是希思克厲夫，他們復仇的手段都訴之於金錢的威力，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最終打跨了他們的敵人。鄧蒂斯在死牢中度過了14年的時光，逃獄後的他已變成了萬貫財寶的“壹個新人了”，以銀行家的身份回到巴黎復仇。他假借他人之手披露了費爾南的醜史，使費爾南聲名狼藉，在極度害怕與絕望之時，開槍自殺了；而唐格拉爾在連續受到伯爵在投機事業中的打擊而瀕於破產之時，維勒福和唐格拉爾夫人的私生子——苦役犯安德烈亞，又受指使去追求他的女兒並與之訂婚，使他壹家名譽掃地，最後徹底破產；伯爵最大的仇人維勒福在審理安德烈亞的案子中，發現罪犯竟是自己的兒子，家破人亡的他終因受刺激過度而發瘋。同樣數年之後，壹位英俊瀟灑，神態威嚴的客人光臨林頓家——那就是原本落魄的，不知去向的希斯克厲夫，而今他發了財，已躋身有錢人的行列。他這次回鄉的目的，就是要向曾經迫害過他，搶走他心上人的人進行報復。他誘惑辛德雷整夜的打牌、喝酒，慢慢地使辛德雷破了產，最後只得把整個莊園抵押給了他；他不僅讓辛德雷和埃德加淒苦死去，獨占了他們的家業，還讓他們無辜的下壹代飽嘗了苦果；他把辛德雷的孩子“培養”成壹個野蠻的人，讓他經受自己童年時的遭遇；他促使小凱蒂與自己的兒子成婚，而小希斯克厲夫婚後不久悄然離開人世，讓凱蒂沈浸在哀痛之中。這些瘋狂的復仇，看似不合理，但卻淋漓盡致的表達了他驚世駭俗的叛逆精神，“他那憤世嫉俗的不平之氣是被壓迫者的骨氣和叛逆精神的表現”，是壹種特殊性格對不公命運所做出的激烈反抗。
3．相似復仇之結果鄧蒂思和希斯克厲夫都是在用資產階級上流社會最殘忍的手段，使那些作惡多端之徒得到了應得的懲罰，善良得到了報答，正義得到了伸張。他們都在將自己的夙敵壹壹打跨的同時，是愛情的力量至使他們人性返歸，寬恕了他們的敵人，放棄了復仇，最終都尋找到了屬於自己的愛情和“天堂”。只有通過愛才能得到救贖，愛才是人生的意義。兩部巨著傳播的“寬恕”信息，實際都是在傳遞兩位作家對美好人生的向往。基督山伯爵復仇後心滿意足地說：“……噢，偉大的城市！我正是在妳跳動的懷抱裏找到了我要尋找的東西；……現在，妳再不能給我歡樂和痛苦。再見，巴黎！再見！”他寬恕了夙敵唐格拉爾，帶著阿裏總督的女兒海蒂飄然遠去了，去尋找“生命的快樂”。愛的降臨使他重新品嘗到了人世間美好情感的滋味，把他從孤獨與異化中解放出來。鄧蒂思的復仇說明了依靠當時社會法律的制裁是沒有結果的，小說有力地鞭撻了社會的缺失。同樣，希斯克厲夫在復仇就要結束時，發現林頓的女兒和辛德雷的兒子兩人的眼睛和凱瑟琳生前的眼睛壹模壹樣時，覺得哈裏頓就是自己年輕時的化身後，他就再也拾不起報復的心理了。他說：“現在正是我在他們的後代身上報仇的時候：我做得到，沒有人能阻止我。但這樣做有什麽用處呢？我不想舉手打人了……”在壹個大雨滂沱的夜晚，他欣喜若狂地追隨遊蕩的凱瑟琳的孤魂，離開了給予他不幸的人世，進入屬於他們自己的“永恒的天國”。最終，女作家還是“讓人道主義占了上風，它抑制住仇恨和殘酷，使主人公達到精神的超脫和人性的回升”。“基督山伯爵正直、勇於反抗，足謀多智，是壹個資產階級個人反抗的英雄”[21]。而希斯克厲夫“性格倔強”，善良正直，更像壹個英雄，“壹個類似於拜倫式的英雄”。然而無論是鄧蒂思還是希斯克厲夫，他們都是所生活的那個文明社會的受害者。他們的愛和恨、復仇和死亡，無不滲透出斑斑血淚，無不犁刻著資本主義社會殘酷的標記。
四、《基督山恩仇記》憑借曲折的故事情節而獲得經典地位，小說並沒有使用太多的象征或隱喻手法。雖然女作家艾米莉也“能夠像大仲馬那樣成功地把故事引向高潮”，然而《呼嘯上莊》更主要則是靠真正的藝術造詣而舉世聞名。通過上述的比較，不難看出，兩部名著許多相似之處並非偶然巧合，也絕非無緣無故，而是由於相似的時代文化背景的反映，是兩位大師對社會生活深入了解，冷靜思考，準確地把握時代脈搏，用現實主義手法和浪漫主義精神，正確反映社會生活的結果。兩部名著所表現出的對社會政治思潮的反思和對特定歷史時期政治現實的批判的思想主題和對人物的傳神刻畫，震撼心靈，感人至深。兩部作品都表現出不被壓服的反封建的叛逆精神，都以人性的魅力而永留人間,這也正是兩部作品之比較的***同基點。通過上述的比較，使我們把目光也投向了19世紀的歐洲，為得就是尋求壹種跨時空的交流，這種交流使我們體會到了兩個不同國度文化的力量和活力，認識了兩個民族的意識和民族審美觀。兩部小說的默契、對應，足以是我們篤信世界文學發展的整體性和人類文明的繼承性，因此可以說《呼嘯上莊》更像是《基督山恩仇記》鮮明的繼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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