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焦之死在當時有必然性。因為他們面臨的抉擇只有兩種可能：或者向焦母劉兄屈服，違背自己的愛情誓約；或者以壹死來維護兩人的愛情誓約。劉、焦不可能隨心所欲地選擇第三個可能。因為他們所處的社會條件並不是他們自己選定的，而是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劉、焦之死，固然有外來的壓力，但也有其內在的原因。這原因就是他們自身的思想也不能擺脫當時占統治地位的封建意識形態。《禮記·本命》中載：“婦有七去：不順父母去，無子去，淫去，妒去，有惡疾去，多言去，竊盜去。”焦母迫害劉蘭芝用的是第壹條。《禮記》中還規定：“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悅，出。”焦母壓制焦仲卿用的就是孝順這壹條。劉蘭芝回娘家後，也遭到家長制的威壓。那麽劉蘭芝、焦仲卿是不是從根本上反對這些封建教條呢，沒有。劉、焦兩人所反復辯解的是他們並沒有違反這些封建規範。他們的認識不能不受時代的局限。劉蘭芝、焦仲卿與焦母劉兄不同的是：劉焦的愛情理想與這些封建教條）中突，而焦母劉兄則以為堅守這些封建教條才能真正維護自己和親人的幸福。顯然，在當時社會條件下，焦母、劉兄是強者，而劉蘭芝、焦仲卿註定是被吞食的弱者。他們並不是處於打倒孔家店的五四運動時期，而是處於中國地主階級還有著遠大前途，封建制度正處上升時期的東漢末年。劉蘭芝、焦仲卿的抗爭只是壹種自身合理的人性要求同違背這些要求的封建禮教之間的壹種不自覺而且沒有出路的沖突。因此，他們的死，是歷史的必然要求與這個要求實際上不能實現的產物。他們的死，是對封建禮教罪惡本質的控訴。思想上的局限，並不能轉移或否定實踐意義上的客觀作用。劉蘭芝、焦仲卿不愧是封建禮教的早期叛逆者，因為他們沒有逆來順受地屈從。死與屈從，都是封建禮教對他們二人的毀滅。但這是兩種不同性質的毀滅。如果他們屈從了，那麽雖然他們的肉體還活著，但他們的靈魂、他們的愛情理想卻不復存在了。而死，卻表現了他倆為堅持愛情理想而作的抗爭，符合歷史發展的必然性，贏得後世人民對他們的同情與尊敬，成為後代粉碎封建枷鎖的精神鼓舞。
所以，劉、焦之死，已沖破個別人、個別家庭的狹小範圍而具有了重大的典型意義，揭出了極其普遍的社會問題。《孔雀東南飛》的重大思想價值在於：它在中國封建社會的早期，就形象地用劉蘭芝、焦仲卿兩人殉情而死的家庭悲劇，深刻揭露了封建禮教的吃人本質，熱情歌頌了劉蘭芝、焦仲卿夫婦忠於愛情、反抗壓迫的叛逆精神，直接寄托了人民群眾對愛情婚姻自由的熱烈向往。
通過有個性的人物對話塑造了鮮明的人物形象，是《孔雀東南飛》最大的藝術成就。在貫穿全篇的對話中，可以看到，劉蘭芝對仲卿、對焦母、對小姑、對自己的哥哥和母親講話時的態度與語氣各不相同，正是在這種不同中可以感受到她那勤勞、善良、備受壓迫而又富於反抗精神的外柔內剛的個性。同樣的，在焦仲卿各種不同場合的話語中，也可以感受到他那忠於愛情、明辨是非但又迫於母親威逼的誠正而軟弱、但又有發展的性格。詩中寫到蘭芝與仲卿死前，蘭芝假意同意再嫁，仲卿見蘭芝後回家與母親訣別，他倆這時的話語，非常切合各自的身份與處境。試想，蘭芝如果直說要死，這個弱女子勢必會遭到暴力的約束，被強迫成婚。而仲卿的情況自然與蘭芝不同，如：“吾意久懷忿，汝豈得自由”、“小子無所畏，何敢助婦語”，於此可立見焦母的蠻橫：“作計何不量！先嫁得府吏，後嫁得郎君。否泰如天地，足以榮汝身。不嫁義郎體，其往欲何雲？”由此可見劉兄的勢利。即使次要人物如媒人、府君的簡短對話，也各各符合其人的身份、特點。
詩中，簡潔的人物行動刻畫，有助於形象的鮮明；精煉的抒情性穿插，增強了行文的情韻。“雞鳴外欲曙，新婦起嚴妝。著我繡夾裙，事事四五通”，寫出了劉蘭芝離開焦家時的矛盾心情。欲曙即起，表示她不願在焦家生活的決心，嚴妝辭婆是她對焦母的抗議與示威。打扮時的事事四五通，表示了她對焦仲卿的愛，欲去又不忍遽去的微妙心理。“卻與小姑別，淚落連珠子”，姑嫂關系不易相處，蘭芝與小姑關系融洽，正表現了她的懂禮儀、易相處。這同焦母的不容恰成對照。另外，辭焦母不落淚，而辭小姑落淚，也可見蘭芝的倔強。焦仲卿的形象刻畫也是如此，他送蘭芝到大道口，“下馬入車中，低頭***耳語”，表現了壹片真情。聞知蘭芝要成婚，“未至二三裏，摧藏馬悲哀”，詩篇用馬悲渲染襯托他內心的強烈痛苦。臨死前“長嘆空房中”、“轉頭向戶裏”，對母親還有所顧念，這裏愈見他的誠正與善良。在整篇詩中，類似上述的動作刻畫還有壹些，筆墨雖不多，卻極精粹。蘭芝死時，義無反顧，“攬裙脫絲履，舉身赴清池”；仲卿死時，顧念老母，“徘徊庭樹下，自掛東南枝”，這些不同的動作細節，都切合各自的性格與處境。同樣是母親，焦母“捶床便大怒”的潑辣，劉母見蘭芝回家時驚異而“大拊掌”的溫和，對性格的描繪來說寥寥幾筆已極傳神。抒情性穿插較之動作刻畫更少，但也是成功之筆。“舉手長勞勞，二情同依依”，蘭芝和仲卿第壹次分手時，作者情不自禁的感嘆，增添了悲劇氣氛。“生人作死別，恨恨那可論”，這畫龍點睛的穿插，更激起了人們對焦、劉遭遇的同情。即使那教訓式的全詩結尾，也帶有濃重的抒情意味，充滿了作者的同情與期望。這些水到渠成、不著痕跡的抒情性穿插，對人物形象的塑造具有錦上添花的妙用，增加了全詩的感情色彩。
特別值得註意的是，此詩比興手法和浪漫色彩的運用，對形象的塑造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作者的感情與思想的傾向性通過這種藝術方法鮮明地表現了出來。詩篇開頭，“孔雀東南飛，五裏壹徘徊”是“興”的手法，用以興起劉蘭芝、焦仲卿彼此顧戀之情，布置了全篇的氣氛。最後壹段，在劉、焦合葬的墓地，松柏、梧桐枝枝葉葉覆蓋相交，鴛鴦在其中雙雙日夕和鳴，通宵達旦。這既象征了劉焦夫婦愛情的不朽，又象征了他們永恒的悲憤與控告。由現實的雙雙合葬的形象，到象征永恒的愛情與幸福的松柏、鴛鴦的形象，表現了人民群眾對未來自由幸福必然到來的信念，這是劉焦形象的浪漫主義發展，閃現出無比燦爛的理想光輝，使全詩起了質的飛躍。
《孔雀東南飛》結構完整、緊湊、細密。其情節的組織，采取雙線交替推進的方式。其中，壹條線索由劉蘭芝、焦仲卿夫婦兩入之間的關系構成；另壹條線索由劉焦夫婦同焦母劉兄之間的關系構成，在全詩中占主導地位。
詩中的矛盾沖突在劉、焦夫婦同焦母劉兄之間展開。這是壹場迫害與反迫害的鬥爭。仲卿求母壹段，是第壹次沖突，刻畫了焦母的專橫和仲卿的軟弱。蘭芝辭婆壹段，是第二次沖突，反映了焦母的無情和蘭芝的鬥爭。蘭芝拒婚，是第三次沖突，在蘭芝與其兄之間展開，突出了蘭芝富貴不能淫的堅貞品格及其兄的卑鄙。仲卿別母壹段，寫出了阿母的頑固與仲卿的守約。這四次沖突，壹次比壹次激烈，直至雙雙殉情。特別是主角蘭芝，她的堅決抗爭，影響與決定了仲卿的態度與鬥爭。
蘭芝與仲卿的感情糾葛是在上述矛盾沖突的基礎上展開的。第壹段蘭芝的訴苦，表現了她對仲卿的信賴，也交代了矛盾沖突的背景。仲卿求母失敗，劉、焦之間的話別，反映了仲卿的不舍、蘭芝的溫情。第二次沖突蘭芝辭婆後，仲卿的送別，充分抒寫了他們夫婦之間的真摯感情。第三次沖突蘭芝拒婚壹段，仲卿的怨懟，蘭芝的表白，他們之間的訣別，淋漓盡致地刻畫了生死不渝的愛情。由此可見，上述兩條線索，有主有從，互為因果，交替發展，完整緊湊地完成了故事的敘述、人物命運的交代。
此詩在結構上的細密還表現在呼應映襯上。詩中在不同場合中兩次出現的蒲葦磐石的比喻，的確加深了讀者對劉焦夫婦愛情堅貞的認識，也加強了閱讀這篇作品時渾然壹體的感覺。此外，蘭芝別仲卿時對其兄“性行暴如雷”的擔憂，焦母“東家美女”的引誘，也在詩中有暗伏、有照應，顯示了結構上的精細和詩思的縝密。
《孔雀東南飛》細針密線的結構特色，得力於繁簡得當的剪裁。劉蘭芝、焦仲卿的故事，頭緒紛繁，若不加剪裁，使之集中，就會散漫無所歸統。“兩家聞二人之死，倉皇悲慟、各懷悔恨，必有壹番情事。然再寫則沓拖，故直言求合葬，文勢緊峭，乃知通篇之縷縷無壹閑語也。前此不寫兩家家勢，不重其家勢也。後此不寫兩家倉皇、不重其倉皇也。最無謂語而可以寫神者，謂之不閑；若不可少，而不關篇中意者，謂之閑。於此可悟裁剪法也。”裁剪中最易引入誤入迷途的就是這些所謂若不可少卻不關篇意的材料。其實，壹些表面看來必不可少的材料，並不壹定是最重要的材料和最需花費筆墨的材料。有些只需略作交代就行了，如詩中兩家家勢、死後家人悲慟後悔等等。這裏，關鍵是抓住“篇中意”對詩材加以選擇，組織，突出主要線索、主要人物、主要情意。
詩中對詳寫部分的處理是極為出色的。仲卿求母失敗，劉焦之間話別，蘭芝辭婆和太守迎親等，都是濃筆重彩的段落。這些段落在整個長詩中都是直接關系到劉焦愛情悲劇的關鍵內容，對人物形象的塑造、人物感情的宣泄，對題意的顯示都起著極重要的作用。更妙的是，這樣的濃筆重彩，在全詩自然、樸實、流暢的基本風格中，起到了豐富色彩的作用，使整個描述的節奏疏密有致，快慢有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