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詩歌的特點就是多，至於地位，確實真的沒有什麽地位，反而唐詩是處於最高地位的，在之後的朝代的詩歌比不上了。
參考在郭萬金的《關於明詩》中談到了明清詩歌：
有明壹代，煌煌三百年，清初朱彜尊的《明詩綜》收錄詩家三千四百余人，清末民初陳田的《明詩紀事》所錄詩家已近四千，遠逾《全唐詩》的二千三百余家，工程浩大的《全明詩》至今仍未告罄，明詩的數量恐怕也不是壹個小數目。
華夏素有詩國之稱，詩歌是傳統文學中無可爭議的正宗領袖，逐夷復夏的明王朝，理應在詩歌的天地中顯示出它的力量，最起碼也應該在文學史中占有壹席之地，但事實卻非如此。魯迅先生言:“我以為壹切好詩，到唐已被做完，此後倘非能翻出如來掌心之‘齊天大聖’，大可不必動手”。錢鐘書先生亦稱:“有唐詩做榜樣是宋人的不幸。” 其實，唐詩何止是宋人的不幸，更是元、明、清詩的不幸，而不幸的宋詩又成為元、明、清詩的不幸。
聞壹多先生說:“詩的發展到北宋實際也就完了，南宋的詩已經是強弩之末……我們只覺得明清兩代關於詩的那許多運動和爭論，無非重新證實壹遍掙紮的徒勞與無益而已。”中國古典詩歌成於唐，備於宋，結於清，元、明兩代身處完備與總結間的過渡階段，欲創新而不能，思集成而不足，實是尷尬。
故而，在中國詩史中，元明兩代之詩是最缺乏獨立品格的，經常扮演著各代詩歌的陪襯和比較角色。錢鐘書先生在給宋詩定位時，便曾將它們拿來作陪，“整個說來，宋詩的成就在元詩、明詩之上，也超過了清詩。我們可以誇獎這個成就，但是無須誇張、誇大它。” 在“誇獎”而不“誇張、誇大”的冷靜中，通過壹個舉重若輕的“也”字，錢先生厘定了宋，清，元，明的詩史座次，而這壹公允的慧眼識度亦裁定了明詩（包括元詩）在中國文學史中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