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散文遣詞造句平易近人，語淡而味濃，其中的名篇、駢體銘文《陋室銘》雖然不過短短十幾句，卻展現出壹幅頗有風味的畫卷，不但寄托了劉禹錫的個人理想和詩情畫意，又表現了他樂觀昂揚的精神、自然豁達的心性。他的政論文《答饒州元使君書》具有遠見卓識，且語言鞭辟入裏，鋒芒直指“以守舊弊為奉法”的官場陋習，展現了劉禹錫對於政治的獨到見解；關於歷史的《辯跡論》別具匠心，用主客問答的方式討論了該如何看待以及客觀評價歷史人物的功績；講經的《辯易九六論》理據充實、觀點明確。總的來說，他的論說文見解明晰，邏輯嚴密，語言洗練而又內涵豐富，用筆精警，發人深省，皆為傳世之作，而且向我們展示了其在歷史、醫藥、天文、音樂方面豐厚的底蘊。
除了壹騎絕塵的論說文，他還有騷賦、記敘文和碑、記、表、狀、啟、銘、集紀、雜著、祭文等各種文體，其中不乏佳作。騷賦有“向天發問”的《問大鉤賦》、用問蔔的方式書寫的《何蔔賦》、以及描寫秋天迷人風光的《秋聲賦》等等。這些辭賦文辭俊美，字句精美，抒發了劉禹錫的各種情感和遐思。其他類別還有如碑、記、表、狀、啟、銘、集紀、雜著、祭文等等。其中，他悼念韓愈、柳宗元兩位好友的文章《祭柳員外文》和《祭韓吏部文》最為真摯動人。記敘文《觀市》把討價還價的情形刻畫得入木三分，表現劉禹錫對於市井百態觀察細致入微，不落俗套。因而李慈銘《越級堂讀書記》認為“中山敘記諸文，簡潔刻煉，於韓、柳外自成壹子。”。
劉禹錫十分講究用字，壹字壹句有頗有來歷，如《武陵北亭記》“是日還也”，“還”作“反”字用，與《詩·小雅》“爾還而入必易也”之註合。《連州刺史廳壁記》“不足庚其責”，“庚”作“償”字用，與《禮記》“請庚”之註合。《蘇州賀冊皇太子箋》“以貞”“九圈”用《華陽國誌》。
劉禹錫的多篇散文皆反應社會生活，具有很大的顯示價值，這與他的哲學思想密切相關。在名篇《天論》中，他首先闡明了“天與人交相勝”的命題”，接著又說明“氣雄相君，力雄相長”，提出了以“氣”為世界萬物傳統的自然觀，認為“氣”是物質存在的基礎，用清氣和濁氣、陽氣和陰氣的相互作用來說明時間萬物的發展變化，指出“空”、“無”也是物質存在的壹種基本形態，這揭示了他唯物主義的世界觀。他的這壹篇論說文氣勢豐沛、邏輯清晰、舉例詳細生動，渾然壹體，具有壹種非凡的氣勢。
他認為文學要反映時代的追求，文章的好壞與政治有密切關系，在《唐故尚書禮部員外郎柳君集紀》中，他寫到：“八音與政通，而文章與時高下。三代之文至戰國而病，涉秦漢復起。漢之文至列國而病，唐興復起。夫政龐而土裂，三光五嶽之氣分，大音不完，故必混壹而後大振。”大意是混亂的政局和分裂的國家，會導致三光、五嶽之氣被分割，這個時候寫出來的文章則支離破碎，文氣不暢；統壹的王朝下，文學創作才更順暢。雖然這壹觀點有失偏頗，但也有可圈可點之處。在《唐故相國李公集紀》中，他更為直接的談到了作文與行道、為政的關系。在《唐故相國贈司空令弧公集紀》中，他指出文章應能起到“在落蜂百夫之觀望，立朝責群僚之頰舌，居內成大政之風震”的作用。由此可見劉禹錫對於文章現實功能的重視。
他在《唐故衡州潤史君集紀》中說：“古之為書者，先立言而後體物。賈生之書首《過秦》，而茍卿亦後其賦。”大意是強調要先“立言”再“體物”。而作家作為“言誌”這壹活動的主體，個人的特色就顯得比較重要了。在《上杜司徒書》中，他說：“昔稱韓非善著書，而《說難》、《孤憤》尤為激切。故司馬子長深悲之，為著於篇，顯白其事。夫以非之書可謂善言人情，使逢時遇合之士觀之，固無以異於它書矣。而獨深悲之者，豈非遭罹世故，益感其言之至邪？”通過舉司馬遷對於韓非子文章特別有感悟的例子，強調作家自身的經歷和情感體驗，對於文學創作和文學體驗的獨特影響。
劉禹錫文章的地位還表現在對後世的影響，如講哲學的《天問》就對張載的唯物主義思想產生了深刻影響，他在劉禹錫的基礎上論證了“太虛之氣”是“天人合壹”的唯壹本體。他用於革新的學術傳統也影響力王安石的政治改革，使得王安石找到有利於變法革新的思想武器——唯物主義的無神論。
即使劉禹錫的文章不及其詩歌提知名度高、流傳範圍廣，但仍然在唐宋文學史中占據了重要的地位，不論在當時還是對後世，都產生了極大的影響，他寄托在文章中的偉大人格也依然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