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繆鉞的《詩詞散論·論宋詩》說：“唐詩以韻勝，故渾雅，而貴蘊藉空靈；宋詩以意勝，故貴深折透辟。唐詩之美在情辭，故豐腴；宋詩之美在氣骨，故瘦勁。”其言甚為允當。如李白的《洞庭湖》之壹：
洞庭西望楚江分，水盡南天不見雲。日落長沙秋色遠，不知何處吊湘君。
它只是寫西望洞庭之所見，信手拈來，毫不著力，既無詩眼可言，又無摘句可得，讀來卻覺醞藉空靈，情在景中，確是天生好言語。這就是以韻取勝。再看黃庭堅〈〈題鄭防畫夾〉〉之壹：
惠崇煙雨歸雁，坐我瀟湘洞庭。欲喚扁舟歸去，故人言是丹青。
前三句所寫是湖中景致以及景色之動人，待到詩人情不由己，欲買舟壹遊，旁人方始明白：此非真景，原來是畫。前三句是烘托，是作勢，目的是逼出最後壹句。可見此詩頗費匠心，深折透辟。這就是以意勝。
唐詩既重韻致，大都情景交融，或情寓於景中。如李白〈〈望廬山瀑布〉〉：
日照香爐生紫煙，遙看瀑布掛前川。飛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銀河落九天。
純是寫景，並無深意，然而詩人灑脫高遠之致，讀者自能從詩中體會。這便是嚴羽〈〈滄浪詩話〉〉所謂“不理涉路，不落言詮”，其美全在情辭。同是寫出廬山，蘇軾〈〈題西林壁〉〉便不同：
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
前二句還是在寫景，後二句卻純是議論。然而正因有此議論，廬山峰回路轉之狀讀者反倒能充分領略。可說是虛中見實。趙翼評論曰：“廬山名作如林，若再實做，斷難聞出色。坡公想落天外，巧於以偏師取勝。”也就是說，此詩有意與前人異，透過壹層說，不犯正位，務求出奇制勝，與前詩比較，意思遠為深刻，完全以氣骨見長，然而情辭之豐贍則明顯不如。
東坡此詩意義不止在此，從中還可以領悟深刻的道理。這也是宋詩特色——富理趣。當然唐詩也富理趣，如王維《酬張少府》：
晚年惟好靜，萬事不關心。自顧無長策，空知返舊林。松風吹解帶，山月照彈琴。君問窮通理，漁歌入浦深。
在南宗禪看來，自性本自清凈，此心若靜，何來窮通？王維所闡發的即是此理。然而他只是敘事寫情，松風山月，解帶彈琴，皆可資以悟道，最後以不答作答，耐人尋味。寓理於景，意余於詞，這是唐詩言理的特色。再看黃庭堅的＜＜次韻斌老病起獨遊樂園二首＞＞之壹：
萬事同壹機，多慮即禪病。排悶有新詩，忘蹄出兔徑。蓮花出淤泥，可見嗔喜性。小立近幽香，心與晚色靜。
此詩大意是：壹切萬法，不離自性，自性本凈，何須多慮？斌老有見於此，以新詩排悶，終能得意忘言。知喜與嗔同出壹性，猶如蓮花與淤泥***在壹池，便能心源澄澈，與晚色幽香***靜。二詩含義壹致，然而黃詩寫遠為曲折，說理更為透辟。不過，言盡句中，含蓄之致也就稍遜了。這便是宋詩言理的特色了。
說理如此，寫景亦然。唐詩如岑參＜＜白雪歌送武判官歸＞＞：
北風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有即飛雪。忽如壹夜春風來，千樹萬梨花開。散入珠簾濕羅幕，狐裘不暖錦衾薄。將軍角弓不得控，都護鐵衣冷難著。瀚海闌幹百丈冰，愁雲慘淡萬裏凝。……
此詩雖繁音促節，極盡描摹之能事，然而款款道來，數次變換韻腳以作停頓，步驟合拍。宋詩如蘇軾＜＜百步洪＞＞：
長洪鬥落生跳波，輕舟南下如投梭。水師絕叫鳧雁起，亂石壹線爭磋磨。有如兔走鷹隼落，駿馬下註千丈坡。斷弦離柱箭脫手，飛電過隙珠翻荷。四山眩轉風掠耳，但見流水生千渦。……
此詩效仿韓愈＜＜送石處士序＞＞的比喻手法，壹氣噴出，令人應接不暇。中間不換韻腳，更有直下之勢。詩的優美與文的流暢兼而有之。寫作技巧較岑詩大有進步。但是如急流下註，不免急迫，失卻了唐詩的雍容之態。
不僅章法，宋詩句法也大變唐詩之舊。如楊萬裏的“雁來野鴨卻驚起，我與舟人俱仰看”壹聯（＜＜暮泊鼠山聞明朝有石塘之險＞＞），陳石遺評曰：“三、四似不對，而實無字不對。流水句似此，方非趁筆。”（＜＜宋詩精華錄＞＞）不僅兩句壹氣呵成，而且單看上句，是極難猜出下句的。這種句法不見於唐詩，也是宋詩技巧進步之處。又如蘇軾“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鴻飛那復計東西。”（＜＜和子由澠池懷舊＞＞），黃庭堅“持家但有四立壁，治病不蘄三折肱。”（＜＜寄黃幾復＞＞），“湘東壹目誠甘死，天下中分那可持。”（＜＜弈棋呈任公漸＞＞）、“管城子無食肉相，孔方兄有絕交書”（＜＜戲呈孔毅父＞＞），或以活法用典，或以文入詩，奇警深折，其境界為唐所無。不過，唐詩中高遠清華、雄渾豐腴之句，如王維“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終南別業＞＞）、“郡邑浮前曲浦，波瀾動遠空。”（＜＜漢江臨泛＞＞），李白“浮雲遊子意，落日故人情。”（＜＜送友人＞＞），“山隨平野盡，江入大荒流。”（＜＜渡荊門送別＞＞），杜甫“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登高＞＞）、“錦江春色來天地，玉壘浮雲變古今”（＜＜登樓＞＞）之類，宋詩中也罕見。
宋詩音調也壹改舊觀，多挺拔瘦勁，以黃庭堅為最甚，如“人言九事八為律，儻有江船吾欲東”（＜＜寺齋睡起二首＞＞）、“人間風日不到處，天上玉堂森寶書”（＜＜雙井茶關子瞻＞＞）、“蜜房各自開戶牖，蟻穴或夢封候王”（＜＜題落星寺＞＞），與唐詩中和鸞鏘鏘的渾雅之音，如“花迎劍佩星初落，柳拂旌旗露宋乾”（岑參＜＜和賈至舍人早朝大明宮之作＞＞）、“江間波浪兼天湧，塞上風雲接地陰”（杜甫＜＜秋興八首＞＞之壹）、“家住層城臨漢苑，心隨明月到天邊”（皇甫冉＜＜春思＞＞）等相比，迥乎不侔。
宋人既求奇求新，於是天地萬物，嘻笑怒罵盡可入詩。學問藝術、人情世態、釋語道書、微物瑣事，都能隨手拈來，以寫“我”的性靈，（蘇、黃詩中此類最多）確是蹊徑獨辟。而唐詩中美人香草、男歡女愛之辭，宋詩卻少見。究其原因，唐末以來出現的詞，其體要渺宜修,適合言情,於是宋人這類情感大多入了詞。就廣義說，詞也是詩的壹種，這類內容只是從壹種形式轉移到另壹種形式，故此不足為宋詩之病。
（三）
唐、宋詩歷來有紛爭，好惡取舍因人而異。客觀而論，宋詩勝於唐詩之處在於技巧的進步、意境的深刻、取材的擴大。而文學技巧愈進步，天籟愈失，愈難免斧鑿，也就愈失雍容渾厚之美，這是勢所必至，無可如何的事。同時，壹味求新求奇求深，如無新意可得，便只得留意於字句之間，舍本逐末，有損詩的意境。所以宋詩不及唐詩之處也在此。如果奉唐詩為圭臬，宋詩自然不及唐詩。不過就文學發展而言，貴獨創而不貴壹成不變，宋詩在唐詩極盛之後，難乎為繼，不變則窮，於是開山辟道，涉足唐人未到之境，另創壹格，與唐詩分庭抗禮。元、明以後詩盡管有變化，越不出這兩派的藩籬以外。所以說，最善學唐詩的，無過於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