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詩的變與常

在我看來，要討論新詩的“變”與“常”之間的關系，首先要基本厘清或界定“常”與“變”的涵義。據我本人的理解，新詩的“常”在此是指中國詩歌傳統，它是恒定不變的詩歌元素，新詩的“變”則是指新詩創作對詩歌傳統規範的不斷突圍、超越與改寫，是追求“無限創新”的現代性詩學理念的具體呈現。在此基礎上，我們來談論新詩的“變”與“常”之間的關系命題，才能確保我們的學術思路方向正確，做到有的放矢。壹般說來，該命題是要探討在當下語境中如何繼承“常”，如何使“常”進行現代化轉換，如何在“常”的基礎上“變”等相關性的詩學理論問題，所以，對基點問題的確定與討論就顯得十分必要，它具有先決性的意義。在此，首先還是要對“常”的涵義進行壹些討論。如剛才所說，“常”的涵義通常是指中國詩歌傳統，但這個“詩歌傳統”又是值得進壹步探討的話題。近壹二十年來，詩界關於“詩歌傳統”話題的探討已經屢見不鮮，但基本上處於壹種見仁見智、眾說紛紜的狀態，尚未形成廣泛的***識。關於“詩歌傳統”，詩界比較普通的從漢語詩歌的語言形式、技藝手法等層面來談論，這無疑是正確的。就古典詩歌（舊體詩歌）而論，在長期的歷史發展過程中，它在詩的體式（如五言詩、七言詩、絕句、律詩等）、格律、語言方式以及表現手法等方面，確乎形成了壹套相對穩固、恒常的詩歌規範，這可以視為漢語詩歌的傳統。與“舊詩”相比照，新詩在很大程度上已實現了現代性的轉換。例如，新詩用自由體取代了古典詩歌的格律體，用節奏取代了韻律，用現代漢語的句式與語法取代了古代漢語的句式與語法，用繁復多變的現代派手法與技藝取代了古典詩歌相對單純與單調的表現手法與技藝。這就是新詩的“變”。但它並不意味著新詩與古典詩歌傳統實行了徹底的斷裂。實際上，在大量的新詩文本中，我們依然可以鮮明地感受到古典詩歌影響的存在。例如，在戴望舒、徐誌摩等20世紀上半葉卓有影響的現代詩人的代表性文本中，其中所使用的壹些關鍵性詞語、意象、表現手法（如重復、排比）、詩節排序等，均直接源於古典詩歌或明顯脫胎於古典詩歌，這無疑是新詩對古典詩歌傳統的壹種有效繼承。這體現為新詩的“常”。但是，新詩整體上仍是壹種與古典詩歌完全有別的詩歌形態，在性質上屬於現代漢詩，這在詩界早已取得壹致***識。換句話說，新詩已成功地完成了對“常”的轉換與超越，達到了“變”的階段與境界。這也是我們通常所說的舊體詩（古典詩歌）向新詩（現代詩）的成功轉型。

在這裏，壹個關鍵性的問題凸現出來了，即古典詩歌為什麽會發生現代化轉換，轉變為秩序自由而相對混亂的新詩（現代詩）形態呢？要回答這個問題，便須觸及漢語詩歌由“常”走向“變”的內在機制了。在我看來，古典詩歌之所以發生現代化轉型，“變”為新詩（現代詩）的形態與特質，其內部根源與動力還是人們審美情感的現代性訴求，因而，原有的詩歌語言方式、表達方式與審美方式已顯得滯後，遠遠跟不上在時代變化過程中人們內心情感、價值觀念對應性的變化。從這個意義上說，“變”是漢語詩歌的“常態”（中國幾千年的詩歌發展史已證明了這壹點）。就新詩本身而言，“變”表現為壹種詩歌創新的現代性焦慮，“常”則表現為對詩歌傳統價值的認可與持守。這兩者之間關系分寸 的理性把握無論對新詩理論研究還是新詩創作而言，意義都是非常重大的。

古典詩歌是表達古代中國人思想情感的恰切藝術載體，新詩則是有效傳達現代中國人思想情感的合理藝術載體，因此，兩者之間的“裂變”有其不可抗拒的內在規律性。由於現代人以自由為最大特征的思想情感狀態，新詩在其外在形式及內在形式上也相應地呈現出自由無序的面貌與特點，加之現代人生活節奏的變快以及思想情感、價值觀念的快速嬗變，許多現代詩人在追求詩的新形式新風格的過程中，壹味求新求變，導致詩質的大面積流失與詩歌品位的持續下滑，新詩創作的嚴重“失範”現象已是當下詩歌的不爭事實。新詩創作“失範”現象的背後，實質上也是新詩評價標準的相對混亂，是人們只看重“變”而忽視“常”的偏頗思維與詩歌價值取向的體現。剛才談到新詩與古典詩歌傳統之間存在“變”與“常”的關系，也就是說古典詩歌對於新詩而言是壹種傳統性的規範，其實對新詩而言，在其內部也存在“變”與“常”的關系，因為新詩在迄今為止近百年的發展歷程中也逐漸形成了其自身獨特的傳統（這壹點為許多論者所認可），例如，對於新世紀（21世紀）的現代詩人而言，發生在20世紀時間範圍內的重要詩歌流派、群體（如“新月派”、“九葉派”、“朦朧派”、“第三代詩”、“知識分子寫作”、“民間寫作”等）乃至個體詩人的創作方式與美學原則，均構成他們創作中可資借鑒的傳統詩歌資源。由此看來，新詩在其自身的發展歷程中，既離不開求“變”，也離不開守“常”。不求“變”，只守“常”，新詩將日趨僵化而深陷困境乃至自我毀滅（從文學史意義上講）；但壹味求“變”求創新，而完全否定“常”拋棄傳統規範，則新詩有可能走向淺薄、混亂之境地，同樣大大不利於新詩的健康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