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了解詩經在春秋戰國時期在外交上的作用！求壹本全面壹點的書！

春秋時期，《詩經》的主要功用並不是文學性的。除了朝廷的正式儀式之外，在社會上的功用分為“賦”和“引”兩類。所謂“賦詩”，主要用在禮聘會盟等正式外交場合。賓主雙方通過賦誦《詩經》中的篇章來表達敬意或願望。如《左傳？襄公二十三年》記載晉公子重耳在和秦穆公相見並得到秦穆公支持的經過曰：“他日，公享之。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請使衰從。’公子賦《河水》，公賦《六月》。……”雙方通過不同的詩歌，委婉而體面地達成了壹項重大的外交決策，顯示了春秋政治優雅華麗的壹面。會盟要求“歌詩必類”（《左傳？襄公十六年》），也就是符合身份和當時的政治氣氛，否則，就有可能招致討伐，可見賦詩在外交活動中的重要性。賦詩還有另壹種功用就是“言誌”。《左傳？襄公二十七年》載：“鄭伯享趙孟於垂隴，子展、伯有、子西、子大叔、二子石從。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君貺，武亦以觀七子之誌。’”以下鄭國七位大臣皆賦詩，趙孟和叔向通過他們所賦的詩逐壹判斷了賦詩者的情誌和命運。這壹事實表示春秋時人們相信詩歌具有某種神秘的性質，能夠顯示賦詩者的精神狀況。“賦詩”是從詩歌的儀式性特征中派生出來的社會功能，它隱含了人們對詩的崇敬、信仰的態度。“引詩”是指在評論中引用《詩經》的章節或句子，以為自己的話尋找根據或加強說服力。“引詩”比較自由，更多地顯示了引用者本人的經典修養。如宣公十六年，晉羊舌職稱贊士會任中軍之將，曰：“吾聞之，‘禹稱善人，不善人遠’，此之謂也夫。《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善人在上也。善人在上，則國無幸民。諺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也。’是無善人之謂也。”即以《詩經》中的句子來評論士會的品德。據統計《左傳》中引詩***82余處[1]，可見熟悉《詩經》已經成為貴族士大夫交往的必備知識，所以，孔子才說“不學詩，無以言”（《論語？季氏》）。《詩經》被當作說理的依據，也與《詩經》的神聖歷史背景有關。此外，《詩經》在春秋時期還被用作教材，以培養王公貴族或士人的政治能力。《禮記？王制》曰：“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孔子也說過通過《詩經》可以學會“邇之事父，遠之事君”（《論語？陽貨》）；而戰國時期，則主要是作為壹種學術得以傳播，秦始皇焚書坑儒使其中斷，到漢代由學者背誦寫定後，再得以延續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