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二十年代初期，文學革命推動下外國文藝思潮紛紛湧入國內，許多覺醒的青年和文學作者紛紛選擇運用西方各種文學樣式和創作手法來傾吐內心的苦悶和願望，而受到不同文藝思潮和藝術方法影響的不同創作傾向的作家群又各自聚集為文學社。1922年林如稷發起創立淺草社，其骨幹成員又於1929年組成沈鐘社，致力於介紹外國文學。馮至在社團期間進行了大量的詩歌創作。
《蛇》是馮至於1926年創作的壹首抒情詩，收錄於詩集《昨日之歌》。愛情是文學創作中壹個普眾的主題，許多詩人都寫愛情詩，馮至也寫，卻不是跟風。1926年的馮至還是個年輕人，生理、心理都會渴望愛情，但愛情又哪裏是那般輕易得到？軍閥混戰，社會矛盾激化，黑暗的現實與美好的理想形成尖銳的沖突，詩人的內心是苦的、悶的。
詩歌《蛇》，取的意象獨特，“蛇”是冰冷恐怖的生物。“我的寂寞是壹條長蛇/靜靜地沒有言語”，詩人把寂寞比作蛇，想象力奇特，寂寞如蛇那般細長、無言，開頭第壹句就把詩人內心的悲哀、孤獨釋放出來了。
“妳萬壹夢到它時/千萬呵，不要悚懼”，這句是勸告，說話對象是“妳”，也即是心愛之人，但細讀後會發現更多的還是壹種獨白自語。
“它是我忠誠的侶伴/心裏害著熱烈的鄉思/它想那茂密的草原/妳頭上的、濃郁的烏絲。”詩人與寂寞為伴，唯有“鄉思”，這裏是諧音，“鄉思”更是“相思”。蛇偏愛草叢，視之為故鄉，這是蛇的“鄉思”；“我”愛“妳”，這愛猶如蛇對草叢的依戀，這是詩人的相思。
“它月影壹般的輕輕地/從妳那兒輕輕走過/它把妳的夢境銜了來/像壹只緋紅的花朵。”將月影比喻蛇，形象地寫出蛇的輕盈靈動感，蛇如月影似的走過，場面安靜而神秘。蛇銜來了“妳”的夢，這是詩人內心的渴望，但夢雖然是美好的，卻也易碎、虛幻，這是詩人的苦悶。將夢比作“緋紅的花朵”，神來之筆，“緋紅”是羞紅，是幻想甜美的愛情時留下的青春羞澀。
據詩人說，《蛇》這首詩是他看到壹幅銜著壹朵紅花的蛇的木刻畫後寫下的。詩中多有浪漫主義色彩，填充著蛇的自然特征的同時，又將“蛇”視為寂寞的象征，以“蛇”為媒介向心愛之人發出內心的宣言，不得不說詩人的想象力是奇特的。詩人將內心的火熱激情包藏於蛇的陰冷無聲中，內斂的情感和節制的語言使得詩歌整體色調的偏灰暗，但又並不絕望，詩人描繪的是壹種暗色調的美，灰色之美，寂寞之美。
《雨夜》是收錄於《昨日之歌》的另壹首詩。相對於《蛇》的無言、靜謐，這首《雨夜》是熱鬧的，行人迷失在樹林裏，看見幽靈“又歌又舞”、聽見蟋蟀“嗚叫”、“風聲雨聲”、蟬鳴鳥叫，對於聲音的描寫十分豐富。但是藏在熱鬧背後的卻是嘈雜、恐怖和疑惑。行人迷失在樹林裏，既因為風雨大作，也因為幽靈的歌舞；好在閃電照亮的道路，為行人找到方向，蟬鳴和鳥叫將行人喚醒。詩歌中的“迷失”多具有雙層含義，這首《雨夜》中的“迷失”既是詩中行人迷失於樹林，也是詩人自我在社會生活中的迷失。如此看來，詩中的幽靈、蟋蟀、蟬、鳥、風雨雷電便都有象征意義了。幽靈是誘惑、蟋蟀是幹擾，蟬、鳥、閃電是理智，是壹種喚醒迷途者的力量。這首《雨夜》寫出了詩人因為人生的迷失而內心苦悶，更值得註意的壹點是詩人開始對這種“迷失”作出反思，“可有個行路的人/在林裏迷失?”，在詩歌寫作中詩人開始尋找哲理性的意境，在表達內心情緒的同時追加形而上的疑問。這也是馮至的詩歌走向哲理性的壹種趨向。
1930年馮至赴德國留學，攻讀文學、哲學與藝術史，其間受到德語詩人裏爾克的影響。這壹時期的馮至受到存在主義的熏陶，詩歌創作開始帶有明顯的哲學色彩，並開始進行十四行詩的學習和嘗試。
十四行詩是西方的壹種詩歌形式，具有固定的韻律要求。1942年馮至出版了《十四行集》，壹***二十七首詩，采用意大利十四行體，詩風大變，完成了從抒情詩向哲理詩的轉變。
在馮至的《十四行集》中，“生與死”是其壹大主題。詩人在詩中歌唱生命，也歌唱死亡，經歷德國古典主義哲學熏陶的馮至，也隨著年齡和閱歷的增長，曾經的《蛇》的寂寞、《雨夜》的迷失，那些在壹次次反省和回味中提出的尖銳的問題都開始迎刃而解，對於生與死的理解，詩人達到了壹個新的高度。詩人漸漸明白，生與死是無分彼此的，它們壹樣的莊嚴、壹樣的神聖、壹樣的不可褻瀆。
《十四行集》的第壹首詩中，詩人從兩只交媾的昆蟲身上看到了生命的終極。“我們贊頌那些小昆蟲/它們經過了壹次交媾/或是抵禦了壹次危險/便結束它們美妙的壹生/我們整個的生命在承受/狂風乍起，彗星的出現”，生死之間並非直接的聯系著，生與死的交融中夾雜著壹種至高的無形的存在，“交媾”或者“抵禦危險”，這種存在便是愛。愛，從“小我”之愛，到“大我”之愛，無論哪壹種都是短暫的，愛的本質就是短暫的生命向著永恒的飛躍。昆蟲交媾或者抵禦危險，或許是死去了，但是它們的死亡孕育了新的生命，為延續新的生命而死去，為保護同類而自我犧牲，這是偉大的，這種死亡是超越壹切的。生存的極限是死亡，那麽愛的存在便賦予了死亡壹次新生，生死輪轉之間，生命的奇跡就此出現了，它們如彗星般短暫而美麗，如狂風乍起那樣強大有力。詩人贊美歌頌那些小昆蟲，其實也是贊美著生命的奇跡，
在《十四行集》的第二首詩中詩人給出了明確的對待生與死的態度。
詩中寫道：“我們安排我們在這時代”，詩人寫作《十四行集》的時候是1942年，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國內遍地硝煙，而此時的壹些大學卻顯出相對安靜的環境，成為了獨特的精神家園。此時的西南聯大作為大後方的最高學府，壹大批詩人在此聚集，無論年輕的、年老的、成型的、尚未成型的，群英會集之下完成了壹次生命的“沈潛”——經歷的戰亂的流亡，有了豐富的生命體驗，面對現實與自然沈思默想，將中國這片土地正在經歷的災難和痛苦融入心中，形成了戰爭年代對民族、對人類命運的拷問。馮至的這首詩歌正是對身處於這樣壹個時代而產生的對生命本質的思考。
“什麽能從我們身上脫落/我們都讓它化作塵埃/我們安排我們在這時代/像秋日的樹木，壹棵棵”，在詩人看來，從我們身上“脫落”的並非都是“廢棄物”，“化作塵埃”也並非意味著丟棄，而是“化作春泥更護花”。經受戰爭苦難的詩人發現，在這個特殊的時代裏，“人固有壹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將個人的死亡化作民族的養料，用有限的生命來延續民族的命運，犧牲“小我”來成就“大我”，這是詩人的抉擇。正如詩人在第壹首詩中贊頌的昆蟲那樣“它們經過了壹次交媾/或是抵禦了壹次危險”，從而獲得了生命的奇跡。
“把樹葉和些過遲的花朵/都交給秋風，好舒開樹身/伸入嚴冬；我們安排我們/在自然裏，象蛻化的蟬蛾/把殘殼都丟在泥裏土裏”。萬物自然生長，秋天是收獲，冬天是死寂，詩人將生命中的“樹葉”和“花”采摘下來交給秋風。詩人的生命已經決定奉獻給抗日戰爭、奉獻給祖國和人民，對於個人生死，詩人已經看透，決定舒展著身子走進嚴冬，將軀殼丟下掩埋，任他化作塵埃，生不帶來死不帶去，從從容容，順應自然發展才是對生死最大的尊重。
將自己安排給“未來的死亡”，這是對死亡必然到來的理性認知，只是在詩人的生死觀念中，死亡並非單純意義上的消逝，“未來的死亡”也並不意味著完全死去。正如“歌聲從音樂的身上脫落/歸終剩下了音樂的身軀/化作壹脈的青山默默”，“歌聲”是有限的，“音樂”是無限的，當“死亡”這首歌曲從音樂中脫落開來，音樂便化作永恒的青山。詩人通過對死亡的認識感受到了生命的意義所在，舍生忘死，有限和無常的生命只有竭力追求價值時才能得到永恒。
《十四行集》大多取用日常生活中常見的事物作為意象，將西方存在主義哲學與中國哲學中“順其自然”的思想融入其中，它是馮至詩歌體系中最關鍵也是價值最高的成就，它是中國現代詩歌中最為集中好深刻的表現生命主題的壹部詩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