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先秦楚地文學的影響，漢代文學壹開始就頗具浪漫特質。但其浪漫風格隨時代不同，亦有漸變。就祭祀樂歌而論，漢武帝時期的詩歌浪漫風格較之漢初，發生了較明顯的變化。
漢武帝時期樂府文人創作的《郊祀歌》，就展現出當時詩歌抒情化的演進情況。作於武帝在位前期的樂府文人《郊祀歌》在抒情方面，如《帝臨》等五章祠五帝的詩歌，主要歌頌漢帝國的文治武功，抒發集體情感，境界闊大;而作於武帝在位後期的詩歌，如《日出入》，則由盼望帝國強盛轉入了期盼個體生命延長，其抒情方式是漸次轉向個人內心的。
而樂府文人在漢武帝在位後期重視搜集、整理感嘆生命短暫、思考生命存在及其價值的作品，更能展現西漢詩歌由外向的抒發集體情感往內向的抒發個人情感的轉變。如《戰城南》“朝行出攻，暮不夜歸”[11](p.228)，體現了對毀滅生命的戰爭的深沈思考;烏孫公主《悲愁歌》“吾家嫁我兮天壹方，遠托異國兮烏孫王”[2](《西域傳》，p.3903)，抒寫了被迫遠嫁異國的不幸遭遇和內心悲痛;善窺聖意的李延年還對產生於漢高祖時期的《薤露》、《蒿裏》等兩首挽歌進行改編。由這些作品的搜集整理不難發現，受漢武帝的詩歌觀念變化的影響，西漢詩歌已經從壹味地歌功頌德、抒發集體情感逐步轉向抒寫個人真情、思考生命的抒情方向。這種看似轉向頹唐的文學風尚變化，實際上體現了西漢人個體生命意識的逐漸覺醒，為魏晉時代人生命意識的普遍覺醒開了先河。
三、漢武帝詩歌觀念與西漢詩歌嬗變的文學意義
就今存文獻看，漢武帝時期的詩歌創作、搜集與整理大多是在漢武帝的詔令和詩歌觀念引導下進行的。其創作、搜集與整理者多是處於臣子地位的博士、使者、文學侍從和佞幸之臣。在這樣的詩歌產生機制下，不僅漢武帝重頌美、要求詩歌“潤色鴻業”的詩歌觀念成了有關臣子們***同遵循的原則，而且其盼望生命延長的個人欲念也成了臣子們***同迎合的對象。正所謂“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17](《馬援傳》，p.853)。既然武帝要求臣子們為之制作樂歌配合郊祀、歌功頌德，那麽，臣子們就為他奉上郊天祀地的郊祀樂歌，獻納表現君臣和樂與宣上德的詩作;既然漢武帝要求文學表現升仙意趣，那麽，臣子們就奉上表現升仙享樂內容的作品;既然漢武帝要求詩歌形式的新變，那麽，臣子們就用新聲為樂府詩協律。可以說，促成漢武帝時期的詩歌在詩歌內容、藝術形式、抒情方式等各方面演進的原因很多，但漢武帝的影響是其中壹個重要因素。同壹帝王，在不同時期對詩歌不同的觀念都能對當時詩歌的演進產生影響，根本原因就在於其皇權專制起了作用。
作為壹位多欲天子，漢武帝在位期間為維護皇權獨尊，立《五經》博士，獨尊儒術，使儒家重視君尊臣卑等級制度的社會倫理觀、重視文學與政治關系的政教文學觀深刻影響了當時的作家，並延及後世。為配合穩定政權與個人享樂的需要，漢武帝擴大樂府機構職能，並羅致司馬相如等著名文人和李延年等優秀音樂家來創作歌詩，使他的詩歌觀念影響了當時詩歌的演進，客觀上推動了西漢詩歌的繁榮，這對文學史的貢獻無疑是巨大的，但其負面影響也同樣明顯。以《詩經》與漢樂府的內容稍作對比就不難發現，《詩經》中的農事詩、徭役詩在此期樂府詩中未見蹤影;《國風》中有眾多婚戀詩，而此期樂府詩卻鮮有表現男歡女愛的詩歌;《詩經》中有不少尖銳怨刺時政的作品，而此期漢樂府詩諷刺時政的作品卻極少。這種變化並不意味著與《詩經》相比，漢武帝時期的農業生產活動少了，少男少女對愛情的渴求程度低了，征戍徭役減輕了，時政壹派清平了。僅就徭役而言，漢武帝致力開邊拓土，導致徭役十分繁重，《鹽鐵論·徭役》即就此雲:“近者數千裏，遠者過萬裏，歷二期。長子不還，父母愁憂，妻子詠嘆，憤懣之恨發動於心，慕思之積痛於骨髓。”[13](p.520)然而，這些對徭役“憂愁”、“詠嘆”的作品，卻未收入樂府詩。個中原因，當然與樂府文人企圖迎合武帝、避免逆龍鱗有關。這壹現象有力說明，漢武帝依靠皇權扶持樂府詩的創作、搜集與整理，在促進了西漢詩歌的演進同時，也導致其在內容上由《詩經》的豐富多彩走向了相對單壹。這壹現象，不僅表現在漢武帝與詩歌的關系上，而且還表現在漢武帝與其他體類文學以及《詩》《騷》等經典解讀的關系中。(轉載請註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