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書記載，嵇康的琴藝超倫，負有盛名。
嵇康最喜愛彈奏的是《廣陵散》。
《廣陵散》是壹首古琴曲，嵇康能夠得到它，還有壹個故事。
《廣陵散》聲調絕倫，不同凡響。客人彈奏完畢，便將這首曲子傳授給了嵇康。臨別時，他再三叮囑，千萬不要再將這首曲子傳給他人 。
於是，聽嵇康彈奏《廣陵散》，也就成為朋友們聚會時難得的享受。
嵇康不但彈琴的技藝精湛，而且對音律也有很深的造詣和研究。他是當時傑出的音樂理論家。
他撰寫的《琴賦》，不但為當時的人們所推崇，東晉時，人們已將它作為音樂之賦的寫作參照尺度。
他還撰寫了《聲無哀樂論》，著重探討音樂的本質、音樂與情感的關系、音樂與教化功能等三個方面的問題，也就是音樂自身的規定性問題。
嵇康認為音樂是自然的產物，仿佛氣息滋味存在於天地之間壹樣，不會因為人們的喜怒哀樂而有所變化。因此，在音樂與情感的問題上，嵇康以為音樂本身並不蘊涵快樂與悲傷。
嵇康對琴情有獨鐘。他不但經常彈奏和吟誦，還在《琴賦》的序言中強調：
“眾器之中，琴德最優”。
由於嵇康的渲染和推崇，琴，被賦予了文人閑雅超逸的精神追求。
因此，琴，在後代詩歌繪畫中出現時，往往和飄逸寧靜的生活聯系在壹起。
作為魏晉玄學的代表人物，嵇康不僅是詩人，也是文章大家。流傳至今的有十五篇。
箴，是古代壹種特殊的文體，主要目的是為了勸誡。
嵇康撰寫了壹篇《太師箴》，並以太師的身份，通過稱頌上古帝王君道自然、譴責後世的衰敗，進而對當今的君王加以規勸。
嵇康從道家思想出發，認為，上古社會民風淳樸，君主寡欲少私，清凈無為，而萬民則自足自樂。
然而，隨著歷史的進程，古老的統治所依賴的自然、社會及文化環境逐漸發生了變化。
於是，後世的統治者就試圖用倡導仁義來改造社會。
嵇康認為，好的社會形態是保持“君靜於上，臣順於下”、“群生安逸、自求多福”的和諧關系。
嵇康的《釋私論》，也是針砭當時社會現實的文章。
針對當時的偽善風氣，嵇康在《釋私論》中提出“無措是非”、“越名教而任自然”。試圖找出回復人之真性的道路。
嵇康的“無措是非”、“越名教而任自然”，不是指人們在欲望的驅使下可以為所欲為。相反，他認為回復到自然的本性，就體現為自覺接受法則，在觸景而行、任心而動中體現善的準則。
但是，在壹個崇尚名教的社會裏，追求名聲的過分舉動往往為世俗所認可；後人看起來不近情理的事情，在當時人眼裏卻有著充分的理由。
像嵇康這樣的有識之士，敏銳地覺察到這類行為的虛偽，憤然鄙薄世俗虛名。 他隱居山林，專註地探尋自然和事物之理。
然而，嵇康畢竟是壹個憤世嫉俗之人，他的文章見解精辟，筆鋒犀利，風格清俊。
同嵇康壹樣，竹林七賢中的代表人物阮籍，也是魏晉之際著名的玄學家和文學家，他創作《詠懷詩》八十余首，為世人所重。被王夫之譽之為“曠代絕作”。
與嵇康不同的是，阮籍無緣享受“濁酒壹杯、彈琴壹曲”的隱居生活。高平陵事變後，他受到司馬氏的征召，極不情願地進入朝廷做官。
生活在這樣的氛圍中，不願意與之同流合汙的阮籍，感到異常地孤獨和苦悶，使他更加懷念在竹林中度過的快樂時光。他的詩作中，反映了這種心境。
詩言誌。從阮籍的詩中，人們不難發現，少年時代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他，建功立業的決心和期望長大成人後，有壹番作為的理想抱負。
可是，自從曹芳繼位後，曹氏集團與司馬氏集團走向分裂，政局動蕩不安，阮籍的英雄夢也變得虛無縹緲。
與此相應，阮籍的政治和生活態度也經歷了痛苦的轉變。
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陽，生活在春秋末年。
他見周朝逐步衰亡，就騎著青牛出走函谷關，到人們不知道的地方隱居了起來。
這首詩，明確表示了阮籍對老莊道家哲理的向往，和要以前代的隱士為楷模，做萬載垂清風之士的決心。
阮籍認為，現實社會既不安全又不快樂，既沒有自由也沒有幸福。
於是，他主張“飄搖於天地之外，與造化為友”。這在他的文章《大人先生傳》中得到充分體現。
阮籍在《大人先生傳》中，還設計了壹個崇尚名教的人物“士君子”。並用“士君子”之口，對大人先生提出了質疑，認為“大人先生”是“身處困苦之地”，並不能真正獲得自由、幸福和歡樂。
最後，阮籍這樣總結：“汝君子之禮法，誠天下殘賊、亂危、死亡之術耳。” “而乃目以為美行不易之道，不亦過乎！”
“大人先生”式的人格與理想，正是阮籍的追求。
阮籍在他的另壹篇文章《達莊論》中，又壹次寫到了壹位逍遙在神遊境界中的老莊式人物：
先生“徘徊翺翔，迎風而遊…恍然而止，忽然而休。”
先生以為“以生言之，則物無不壽，推之以死，則物無不夭，自小視之，則萬物莫不小，由大視之，則萬物莫不大。”
《達莊論》中的先生具有萬物齊壹的思想境界，阮籍以此為基礎，走上了無是非、任自然的人生。並把這種思想帶入了他的散文創作。
有學者這樣評價：在魏晉玄學史上，真正把理想人格的建構、或理想境界的所在凸顯出來的，是以阮籍為代表的玄學家。他根據自身對於時代的感受和對於現實苦難的體會，傾盡全力去探討自我意識與自然的關系，希望擺脫壓迫而獲得精神的解放。
作為魏晉時期玄學哲學家的阮籍，除了《大人先生傳》、《達莊論》之外，他寫過的哲學著作還有《樂論》、《通易論》、《通老論》、等篇。
從這些文章中看出，阮籍從傾向於自然與名教的結合，到崇尚自然而貶抑名教的痛苦轉變過程。
同阮籍壹樣，嵇康也寫過壹篇名為《蔔疑》的文章， 文章裏的“弘達先生”，也是壹位虛擬的莊子至人式的人物。不同的是，“弘達先生”沒有阮籍筆下的“大人先生”那麽多虛幻飄渺的神采。
嵇康、阮籍創作中的玄學化傾向，對後世的文學創作產生了重要影響。
阮籍描寫的“大人先生”式的生活是無比自由的。但實際上也曲折地影射了現實社會的不自由。因此，阮籍的內心十分痛苦。
《晉書》本傳記載：阮籍經常壹個人駕著車子，載著酒，漫無目的地四處遊蕩。
直到走到路的盡頭，再也無法前行了，他開始走下車來號啕大哭，哭夠了，才按照原路返回。
於是，阮籍常常用酒來麻醉自己。
專家考證，中國的飲酒之風興盛於東漢末年。正始年間玄學產生後，酒就開始普遍進入士人的生活。
竹林七賢和酒密切相聯。他們聚會在竹林，肆意酣暢。
而在七賢中以飲酒聞名於世的，還要數劉伶。
關於劉伶的好酒，可以從這幅古畫中窺見壹斑。
畫的作者是唐代的孫位，畫名為《高逸圖》，右上角的題識為宋徽宗的墨跡。最早著錄於《宣和畫譜》。
近人研究發現，此畫所繪內容，正是魏晉時期的“竹林七賢。”
畫中的劉伶，正回頭準備漱口，而雙手仍然端著酒杯，似乎對杯中之物戀戀不舍。
學者研究發現，劉伶是把酒後的玄意寫入散文的第壹人。
學者們認為，竹林七賢對後世的影響是多方面的，就文學的影響而言，則更多地表現在審美情趣上。比如中國文學崇尚高逸淡雅之美、自然之美，傳神之美。都與竹林七賢密切相關。
竹林七賢中另壹位以飲酒著稱的人物是阮鹹。
阮鹹雖然在文學上沒有高深的造詣，但卻“妙解音律”，是壹位天才的音樂家。
阮鹹不但“妙解音律”， 還善彈琵琶。
阮鹹在那個年代裏發明的琵琶，壹千多年來，壹直給人們帶來快樂。
史書記載，竹林七賢中的山濤，也是壹位寫文章的好手。曾著有《山濤集》，可惜今已不存。
魏晉士人思想的解放、玄學的追求、放達的行為反映到書法上，就進入到壹個為藝術而藝術的自覺時期。
從此，中國的書體從單壹的篆隸，演化出楷、行、草，具有劃時代的意義。這其中就有竹林七賢的功績。
他們的書法放任、灑脫、飄逸，如行雲流水，鯤鵬展翅。
字如其人，透過墨跡，人們看到了他們“大人先生”式的精神境界。
著名美學家宗白華先生評論道：“這種高超的藝術，只有晉人瀟灑超脫的心靈，才能心手相應，登峰造極。”
其中，嵇康的書法特別為人稱道。
唐代書法理論家張懷瓘評論說：“叔夜善書，妙於草制。觀其體勢，得之自然，意不在乎筆墨。若高逸之士，雖在布衣，有傲然之色。”
人們難以想象，在充滿殺戮與殘暴的魏晉時代，卻活躍著壹群超凡脫俗的士人，他們用智慧和情感，開創了深奧的玄學思潮，創作了獨具魅力的文學、詩歌、書法等藝術。
他們在詩酒風流、山光水色中，去尋找生命的真我，盡情地展示自己的才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