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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文學的特點

宋代散文是中國散文史上壹個重要的發展階段。在三百多年間出現了人數眾多的散文作家。所謂“唐宋古文八大家”中,宋人就占了六位(歐陽修、蘇洵、蘇軾、蘇轍、王安石、曾鞏),寫作了不少文學散文和帶有文學性的散文,也有許多議論文的名作。

宋代散文的重要成就之壹,在於建立了壹種穩定而成熟的散文風格:平易自然,流暢婉轉。唐代韓愈是古文運動的領袖,在他的古文理論和古文實踐中,都遇到過作文“難”和“易”或“奇”和“平”的問題。韓愈雖然企圖把兩者統壹起來,所謂文“無難易,唯其是爾”(《答劉正夫書》),但他的藝術個性卻崇尚“難”、“奇”壹路。宋代古文家卻著重發展平易風格。我們讀韓愈《上兵部李侍郎書》和蘇轍《上樞密韓太尉書》,兩信都是“幹謁”之文,對象都是掌管全國軍事的高級長官。但韓文壹開頭便自稱“究窮於經傳史記百家之說,沈潛乎訓義,反復乎句讀,礱(lóng同礲)磨乎事業,而奮發乎文章”,儼然以經綸奇才自居;然後說到對方身為“朝廷大臣”,正當“天子新即位”之際,提拔人才義不容辭。要求延引之意,咄咄逼人。用語新穎,戛戛獨創,符合他提出的“詞必己出”的標準。蘇文卻從寫文章要養“氣”說起;再說到氣應從增加閱歷、擴大交遊中去獲得;然後講他離蜀來京,訪古都,遊名山,會名流,但所會名人還不多,這才把希望對方引見的意思委婉曲折地表露出來。行文紆餘徐緩而無急言竭論之態,語言明白淺易而絕少色澤尖新之詞。蘇洵《上歐陽內翰第壹書》評韓、歐文風壹“難”壹“易”的不同,可以看作對唐宋散文的概評。宋代散文的平易風格比之唐文更宜於說理、敘事和抒情,成為後世散文家學習的主要楷模。宋文比唐文的影響更大。

宋代散文的高度成就給其它文體也帶來了很大的影響,在宋代文學中,我們可以看到存在著壹種普遍的散文化傾向。宋詩從梅(堯臣)、歐開始,發展了杜、韓“以文為詩”的傾向,進壹步用散文的筆法、章法、句法、字法入詩,逐漸顯露出宋詩的自家面目。詞也在蘇、辛手中加重了散文成分。賦從《楚辭》、漢賦、魏晉時的抒情小賦到唐代應舉用的“律賦”,創作已趨衰微,缺乏藝術創造性;宋代卻從散文中得到啟示而重獲藝術生命,形成壹種類似散文詩的賦體,歐陽修《秋聲賦》、蘇軾的前後《赤壁賦》等都是歷久傳誦的名篇。宋代的駢文也不太追求辭藻和用典,采用散文的氣勢和筆調,帶來壹些新面貌。歐陽修《采桑子·西湖念語》、蘇軾《乞常州居住表》、南宋汪藻《隆佑太後告天下手書》、方嶽《兩易邵武軍謝廟堂啟》等都是相當出色的駢文。這種普遍的散文化傾向是宋代散文繁榮的結果,構成宋代文學的壹大特色。 詞作為新興的詩歌形式,從隋唐發軔,至宋代進入鼎盛時期。唐圭璋先生所編《全宋詞》收詞人千家以上,詞作二萬首。最近還陸續有所增補(如孔凡禮先生《全宋詞補輯》等)。雖因詞在開始時還未被承認為“正統”文學,亡佚很多,但目前搜集的成果就足以反映出宋詞的繁榮興盛和豐富多彩了。

前人論詞,有“婉約”、“豪放”之說,歷來聚訟紛紜。此說首見於明張綖所作《詩餘圖譜》。其《凡例》後有按語說:“詞體大略有二:壹體婉約,壹體豪放。婉約者欲其辭情醞籍,豪放者欲其氣象恢弘。蓋亦存乎其人,如秦少遊之作,多是婉約,蘇子瞻之作,多是豪放。大抵詞體以婉約為正。”張綖關於婉約、豪放的界說,是從藝術風格著眼的,但又把它們看作詞的兩“體”,後人又引申為兩“派”(如王士禎)。這就與宋詞實際風格的多樣性發生矛盾:宋詞顯然不止這兩種風格,即以豪放派創始人蘇軾的作品而言,真正豪放者也不過二三十首,爭論即由此產生。其實,在許多詞學家的具體評論中,豪放、婉約兩派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文學流派,也不是對藝術風格的單純分類,更不是對具體作家作品的逐壹鑒定,而是指宋詞在內容題材、手法風格特別是體制聲律方面的兩大基本傾向,對傳統詞風或維護或革新的兩種不同趨勢。認識這種傾向和趨勢對於宋詞的深入研究是有重要意義的。大致說來,蘇辛豪放詞派即革新詞派,與傳統婉約詞派的不同在於:在內容題材上,婉約派堅守詞為“艷科”、“詩壯詞媚”的樊籬,抒情則男歡女愛,傷春傷別,狀物則風花雪月,綺羅香澤,豪放派擴大了詞的題材,提高了詞的意境。蘇軾手中,諸凡記遊、懷古、贈答、送別,皆能入詞,幾乎達到“無意不可入,無事不可言”(《藝概·詞概》)的境地;南宋辛派詞人,更把表現愛國精神作為詞的主旨,標誌著宋詞的最高思想成就。在手法風格上,前者長於比興,以清切婉麗為當行本色,後者善於直抒胸臆,以豪健奔放為主要特色。在體制聲律上,前者強調合樂,如李清照《詞論》要求詞“協音律”、“可歌”,並批評蘇軾“往往不協音律”,後者卻重文不重聲,不肯遷就聲律而妨礙思想感情的自由表達,所謂“橫放傑出,自是曲子中縛不住者”(《能改齋漫錄》卷十六)。這是宋詞中實際存在的兩大傾向和趨勢。

應該指出,北宋以來不少詞評家把豪放、婉約說成“正格”、“別格”的觀點,是錯誤的。署名陳師道的《後山詩話》說:“退之以文為詩,子瞻以詩為詞,如教坊雷大使之舞,並極天下之工,要非本色。”《四庫總目提要》卷198也說,詞應“以清切婉麗為宗”,蘇辛壹派詞“尋源溯流,不能不謂之別格。然謂之不工則不可。”他們雖然承認蘇辛詞“工”,但又囿於傳統成見,把它視為“非本色”、“別格”,對蘇辛詞派的革新意義沒有足夠的認識。但解放以來有的論者又把兩派說成“主流”、“逆流”的觀點,也是錯誤的。壹般被認為婉約派的作家,情況復雜,但都取得不同程度的思想藝術成就,逆流說導致全盤否定,顯然不符實際;豪放派作家不僅仍有壹些婉約之作,而其豪放詞往往吸收、融化婉約詞的藝術手法,仍然保持詞區別於詩的特性,並不被詩同化。我們為“大江東去”這種俯仰古今的巨大感慨所感動,也能體味“揚柳岸,曉風殘月”的側悱纏綿的羈旅者的心情;張元幹《賀新郎·送胡邦衡謫新州》、嶽飛《滿江紅》、張孝祥《六州歌頭》、陳亮《念奴嬌·登多景樓》乃至辛棄疾的許多佳篇,固然大聲鏜鞳(tangta,鼓鞞聲),悲歌慷慨,充分體現了時代的精神,但周邦彥《蘭陵王·柳》、史達祖《雙雙燕》、吳文英《鶯啼序》、王沂孫《齊天樂·蟬》等體物精細的工筆之作中,也包蘊著回腸蕩氣的情操。春蘭秋菊,各盡其妙,都能滿足人們多方面的審美需要。在充分估計豪放詞派革新意義的前提下,應該把兩派統壹起來。

宋詞是中國詞史上的頂峰,其影響籠罩以後的整個詞壇。宋詞實際上是宋代成就最高的抒情詩,使它取得了與“唐詩”、“元曲”等並稱的光榮。 宋詩方面則受到唐詩的巨大影響,北宋初期,主要沿襲中晚唐詩風餘韻,大致可歸為三體。最初是效法白居易詩風的白體詩,主要詩人是李昉、徐鉉、王禹偁等,其中王禹偁特別關註民生疾苦,風格通俗,暗示了宋詩發展的新方向。白體詩後,流行了以賈島、姚合為正統的晚唐體,主要詩人有林逋、潘閬、寇準等。除了白體和晚唐體,另壹派就是推崇李商隱的西昆體,代表人物有楊億、劉筠、錢惟演,西昆體註重采用典故,風格雍容華貴,可是缺乏思想內容,不能反映時代精神。北宋中期,隨著第二次古文運動,歐陽修、王安石、蘇軾等開創了宋詩的新局面。他們既掃除了西昆體綺麗浮艷的習風,又確立了宋詩散文化和議論化的標準。隨後有王安石、蘇軾等人和應。王安石的早期作品註重民生,精於議論,晚年則講求技巧,詩律精嚴。蘇軾作品題材豐富,風格多樣,大大開拓了宋詩境界。北宋後期,主要詩人有蘇門四學士和陳師道,他們雖然繼承蘇軾詩風,但審美方面卻趨向分流。其中黃庭堅與陳師道對後來的江西詩派產生了重大影響。

南宋前期,江西詩派形成並壯大,代表人物有陳與義、呂本中等,但墨守成規,創作不足,南渡以後詩風才漸漸改變。南宋中期,詩壇出現「中興四大家」-楊萬裏、範成大、尤袤和陸遊。其中陸遊是南宋最為傑出的詩人,他取材廣泛,詩風悲壯,意境宏大,不拘壹格。江西詩派逐步淡出了詩壇後,出現了反對江西詩派、取經晚唐的永嘉四靈與江湖詩派。永嘉四靈專攻五律,取材狹窄,雕琢瑣碎。江湖詩派格局較四靈更為開闊,題材也更為廣泛,整體風格偏重細巧,未脫晚唐舊習. 宋代小說和戲曲為元明清小說、戲曲的大發展準備了良好的條件。

宋代的小說主要是“話本”,它原是說話人說書的底本,實即白話短篇小說。現存宋話本約三四十篇,散見於《京本通俗小說》、《清平山堂話本》、“三言”等書。宋話本具有兩個鮮明的特色:壹是市民文學的色彩。話本是當時“瓦舍技藝”的壹種,是城市人民表現自己、教育和娛樂自己的文藝。下層市民人物,第壹次作為正面人物成批地在話本中湧現,如《碾玉觀音》中的碾玉匠崔寧、《誌誠張主管》中的商店主管張勝、《錯斬崔寧》中的賣絲村民崔寧,尤其是璩秀秀、周勝仙、小夫人、李翠蓮等壹群具有叛逆性格的下層婦女形象。小說的社會性、現實性都得到加強,為以後小說的發展開辟了道路。二是白話文學的特點。話本的語言是白話,比之文言小說(如唐傳奇)描寫更細致生動、曲折有致,更富生活氣息。特別是人物對話的個性化,取得很大的進展。後世雖仍有文言小說,但比起白話小說來,不得不退居第二位。至於長篇的“講史”話本也為以後長篇歷史小說提供故事的素材。

宋代的民間戲曲還處在戲曲的萌芽階段。如傀儡戲、影戲、歌舞戲等,前兩種不是由人來扮演的,後壹種由人扮演,但還是敘事體而非代言體。然而這些都已具備戲曲的壹些條件。北宋雜劇、南宋戲文,今天雖無劇本流傳(有人認為《永樂大典戲文三種》中的《張協狀元》是宋人作品),但它們已是相當完整的戲曲,具備中國戲曲藝術的基本特征,是以後戲曲發展的基礎和出發點。

總之,由於社會政治經濟的發展向文學提出新的要求,也由於文學本身發展的規律,中國古典詩、詞和散文逐漸度過了它的黃金時代,失去支配文壇的地位,小說戲曲等文學樣式正在醞釀著更大的文學高潮,進而成為文壇的重心。宋代文學正是處在這樣壹個過渡的轉變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