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子”在中國文學史上具有相當重要的地位。他們與“三曹”壹起，構成建安作家的主力軍。他們對於詩、賦、散文的發展，都曾作出過貢獻。“七子”的創作各有個性，各有獨特的風貌。孔融長於奏議散文，作品體氣高妙。王粲詩、賦、散文號稱“兼善”，其作品抒情性強。劉楨擅長詩歌，所作氣勢高峻，格調蒼涼。陳琳、阮瑀，以章表書記聞名當時，在詩歌方面也都有壹定成就。
其風格的差異在於陳琳比較剛勁有力，阮瑀比較自然暢達。徐幹詩、賦皆能，文筆細膩、體氣舒緩。應玚亦能詩、賦，其作品和諧而多文采。“七子”的創作風格也具有壹些***同的特點，這也就是建安文學的時代風格。這種時代風格的具體內容及其形成原因，便是劉勰在《文心雕龍·時序》中所說的：“觀其時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積亂離。獻帝初平元年（190），因忤董卓，轉為議郎，出至黃巾軍最盛的青州北海郡為相。興平二年（195），劉備表薦他領青州刺史。建安元年（196），袁紹之子袁譚攻青州，孔融只身出奔，妻子被俘。曹操遷獻帝都許昌，征孔融為將作大匠，遷少府。在許昌，不滿曹操雄詐，多所乖忤，被奏免官。後復拜太中大夫，退居閑職，好士待客，座上客滿，獎掖推薦，聲望甚高。終為曹操所忌，枉狀構罪，下獄棄市。孔融為建安七子之首，文才甚豐。現存作品只有散文和詩。散文如《薦禰衡表》、《與曹公論盛孝章書》辭藻華麗，駢儷氣息較多；《與曹操論禁酒書》則有詼諧意味。其《雜詩》第二首，以白描手法寫喪子之痛，哀等同染疫疾而亡。擅長章奏書記。《飲馬長城窟》為他的詩歌代表作，假借秦代築長城故事，揭露當時繁重的徭役給民間帶來的苦難，尤為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