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說長安十年之時的詩人是激昂憤懣的，那麽待經歷了安史之亂時的詩人，則走向了更深的悲哀無奈。
天寶十五載（756）安史之亂爆發，杜甫帶家人壹路逃難。往奉先攜家人至白水，投靠崔碩，時年六月，潼關淪陷，白水失守，杜甫又帶領家人逃難經三川至鄜州（今陜西富縣）。八月，杜甫壹人赴延州投奔靈武，途中卻為叛軍所俘，虜至長安，次年四月詩人冒險逃歸鳳翔。
這壹路奔波遷徙，途中滿目盡是瘡痍，杜甫聞名於世的“三吏三別”正是作於此時。與《兵車行》等抨擊國家政策、高層人士的慷慨不同，此時詩人在詩中所體現出的是壹種更深的悲痛、哀定和無可奈何。《新安吏》中，“肥男有母送，瘦男獨伶俜。白水暮東流，青山猶哭聲。莫自使眼枯⑽，收汝淚縱橫。眼枯即見骨，天地終無情。”寫盡家國征兵於百姓的傷害，“天地終無情”可說成是詩人對征兵政策的不滿，但其後的“我軍取相州，日夕望其平。豈意賊難料，歸軍星散營。就糧近故壘，練卒依舊京。掘壕不到水，牧馬役亦輕。況乃王師順，撫養甚分明。送行勿泣血，仆射如父兄。”則不復當年口誅筆伐之姿，反而猶顯寬慰溫平，可正是這種寬慰，更令人動容，深刻地感受到那時人民的悲痛苦難，詩人此時的身份認同已不再是包括自身在內的底層百姓同上層貴族之間的階級對立，而是壹種真正的民族階級之間的對立，面對外敵，護衛家國的苦痛、哀鴻遍野、艱辛酸澀，這是杜甫思想的又壹次升華，由單純的貶斥社會黑暗轉變成了蒼涼厚重的家國情懷。
《石壕吏》中的“存者且偷生，死者長已矣！”是詩人悲涼的感嘆，“老嫗力雖衰，請從吏夜歸。急應河陽役，猶得備晨炊。夜久語聲絕，如聞泣幽咽。天明登前途，獨與老翁別。”是無言的沈重，這壹刻，家國破碎、形勢浮萍之動蕩顯躍紙上，詩人無壹字贅言，其事何長，其言何簡，響悲意苦。
杜甫之詩為人稱作“詩史”，便是因其對時事真實的寫照而得，然其詩作雖工於精妙，為人欽嘆，而真正令人動容的反是杜甫在其中所展露出的痛切之姿。三吏三別中，詩人對底層人民苦難遭遇的同情實在沈重，三言兩語便是痛色，嗚咽悲涼，情致淒絕。
四
乾元二年七月，關中饑饉，杜甫棄官攜家人逃往秦川，復經同谷，作《同谷七歌》以抒感傷離亂之情，後往成都，入蜀定居。
杜甫壹別長安後的余生中，多是漂泊無依的羈旅，而川蜀於詩人而言，乃是他不可多得的閑靜時期。於此時的杜甫詩歌中也顯露出壹種少見的輕松愉快之感，《江村》壹詩：“清江壹曲抱村流，長夏江村事事幽。自去自來堂上燕，相親相近水中鷗。 老妻畫紙為棋局，稚子敲針作釣鉤。 但有故人供祿米，微軀此外更何求。”清調從容，平淡中顯溫情，後世清人黃生評《江村》曰："杜律不難於老健，而難於輕松。此詩見瀟灑流逸之致。"（《杜詩評傳》）猶如此類之詩諸多，更有甚者也顯現出了杜甫少年時期的疏狂意氣，此時讀來，不禁令人感嘆，狂夫中“欲填溝壑惟疏放，自笑狂夫老更狂。”依稀得見當年詩人狂縱之姿。
值得壹提的是，盡管杜甫於後世學者、讀書人的眼中向來是沈郁頓挫、悲涼慷慨的，但他的性格中始終秉持著壹抹赤子之心。宋孔平仲於《繼世說》中有記：“杜甫與嚴武世舊。武鎮蜀，辟甫為參謀，待遇甚隆。甫憑醉登武之床，瞪視武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雖急暴，不以為怵。”由此觀之杜甫，其性亦有天真可愛之處，後又記“甫於城都浣花裏，種竹植樹，結廬枕江，縱酒嘯詠，與田梭野老相狎，蕩無拘撿。嚴武過之，有時不冠。故武詩雲：莫倚善為鸚鵡賦，何須不著駿鸃冠。其傲誕如此。”則更能顯現出杜甫性格中壹貫秉承的瀟灑豪邁之氣，時人多頌揚李白之姿豪放不羈，卻未有說子美之恣意，便是歷經千帆，其心亦有從不動搖之處。讀杜子美至此，深覺其人實在可愛！其後觀之《登嶽陽樓》，與早年《望嶽》相較，彼時的“會當淩絕頂，壹覽眾山小”最終成了“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親朋無壹字，老病有孤舟。戎馬關山北，憑軒涕泗流。”字裏行間依舊是決眥雄渾的山水之態，然其情卻天差地別，如此鮮明的對比，令人痛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