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向東山久，薔薇幾度花。
白雲還自散，明月落誰家？
這首五絕，當作於待詔翰林後期。
李白是天寶元年(742年)秋奉玄宗詔入長安的。這之前，他曾在越地剡中 (今浙江嵊縣)隱居過，剡中與謝安隱居過的東山所在縣上虞是鄰縣；有人說，李白也可能真的在東山隱居過。李白此前的隱居，實際是求官不成的權宜之計。在隱居時，他也是日夜不忘自己 “濟蒼生”、“凈胡沙”的淩雲之誌的。現在玄宗詔他入京，他自然感到意外，但也十分興奮。《南陵別兒童入京》有句雲：“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李白此時真有些喜形於外，飄飄然了。可是到了長安，玄宗僅拜他為 “待詔翰林”，沒有給他什麽高官重權。李白在長安，只是奉詔寫壹些應景頌人之作：天寶二年(743年)初春，玄宗於宮中行樂，命李白作 《宮中行樂詞》 八首；仲春，玄宗遊宜春苑，李白奉詔作《龍池柳色初青，聽新鶯百囀歌》；暮春，玄宗與楊妃於興慶池賞牡丹，李白奉詔作著名的 《清平調》 三首；夏，玄宗遊白蓮池，李白奉詔作《白蓮花開序》(此序已佚)。李白在長安實際是壹個文學侍從。他之奉詔作詩，與楊妃以色娛玄宗、公孫大娘以劍舞娛玄宗，並沒有什麽本質的不同。本來他這次來長安是要有壹番大作為的。他要象東晉的謝安，位極人臣最好，不行，也要幹壹番“凈胡沙”的大事。可是現在求官建業兩無成。他怎麽能不心灰意冷，執意要歸隱呢？再加上他生性孤傲，得罪了高力士等壹些權貴，他的處境又很有些不妙了。他之漸漸萌生重歸終南之心，完全可以理解。李陽冰在《草堂集序》 中說：“醜正同列，害能成謗，帝用疏之。公乃浪跡縱酒以自昏穢，詠歌之際，屢稱東山。”這是對李白這壹時期思想的基本傾向的真實而準確的描繪。李白自742年秋入京，744年春離京，在長安滯留僅壹年半有余。大致說，李白待詔翰林前期多思報效，後期則多念歸隱。據詩的內容看，此詩寫於待詔翰林後期當是無疑的。
這首詩寫的是歸隱，主題也是歸隱。東山本是東晉重臣謝安出世前的隱居之地；山上有薔薇洞，是謝安遊宴的地方；有白雲、明月二堂，是謝安隱居的居所。詩中說： 不去東山已經很久了，那裏的薔薇洞，白雲、明月二堂不知現在怎樣了，是否還樣貌依舊，風姿猶存呢？作者思戀東山之情，可謂是溢於言表。李白的思戀東山說明他已重萌歸隱之心。李白重思歸隱，是他不肯“折腰事權貴”的偉大人格的體現，是他“濟蒼生”、“凈胡沙”壯誌難酬的無可奈何的哀歌。從這意義上說，這壹首五絕實是李白的 《歸去來辭》。當然李白的 “歸去來”不是陶淵明式的 “將百事於西疇”、“感吾生之行休” 的消極遁世，他深知” 帝鄉不可期”，然而對“帝鄉”又並沒有完全絕望。如果社稷蒼生需要，他還會出山而為仕，擇主而獻身的。他後來從永王璘軍便是壹個證明。
所以李白的歸隱是積極的遁世，是為了他日 “東山再起” 的積極入世思想的折光。這首詩在藝術上的最大特色是雙關語用得巧妙、貼切而自然。全詩在字面上並沒有點破薔薇，白雲、明月之所指。他把字面之意與字裏之意巧妙地嵌合在壹起，形成兩個雙關： 東山的三處景觀，不但在局部上與自然風景暗合，就是在總體上，那自然景色卻也增添了東山的迷人風采。再說，這種雙關的使用，比直接點破所指要高明得多。如果點破，這詩便會索然無味。現在，用薔薇以添其幽香，用白雲明月以增其風韻，這就比直寫所指更富於生活美感。而當讀者突然明白那薔薇，那白雲，那明月是實有所指，在領略其獨具的幽香與風韻之後，便只有贊佩此詩含蘊的寬厚和思想的深邃了。先覺其美而後覺其深，是李白這首詩給予讀者的壹種獨特的藝術感受。這就是這首詩的成功之處。
歌德曾說過：“沒有情感也就不存在真正的藝術。”這首詩感情也是極其真摯而深沈的。而這種真摯深沈的感情，又是靠壹疊三問以表現出來的。這三間是： 壹問薔薇花開過幾回了；二問白雲仍是自聚自散嗎；三問明月的幽輝可落於誰家；這壹疊三問把詩人思念東山之情，急於回東山之意，表現得淋漓盡致，力透紙背。恰如壹個思歸故鄉的人，路遇同鄉急切探詢故鄉的情景壹樣，問得多，問得急，那赤子之心不能不讓人感到其如火如荼，如燙如灼的。李白這首詩，也用了這種連問的表現法。從這急切的三問中，讀者自然覺得此時詩人不但是歸心已定，而且還是歸心似箭呢。
李白的詩，自以飄逸聞名。他詩中常出現明月、白雲，這足增其神來之作的飄然逸氣和仙風道骨。可李白的詩卻不常出現薔薇。這首五絕出現之薔薇，在李白詩風上是壹個突破。這說明李白的詩也有其馥郁馨香，秾艷沈麗的壹面。李白詩歌的藝術復雜性也在這裏。